1940年在青海省乐都县出土了一方东汉石碑，高110厘米，宽55厘米， 0.17厘米，称为“三老赵宽碑”，刻于东汉灵帝光和三年（180年）。碑文记载了西汉名将赵充国的家世源流，不仅记述了赵充国的祖先世系，而且记载了其子孙继承祖志，屯田河湟，扎根青海，保家卫国的事迹，赵宽是赵充国的五世孙。该碑是黄河上游地区发现的为数不多的汉碑之一，也是青海省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一方汉碑，现收藏于青海省博物馆。三老赵宽碑，书法流美劲健，用笔有方有圆，建国后杨震方先生主编的《碑帖叙录》评价此碑的碑文“端厚雄浑，为东汉隶书之典型，是汉隶中之佳品”。
文字是人类步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然而当历史的迷雾被层层拨开之时，人们却惊讶地发现汉字从何而来，从何而始？是神话传说的“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还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中华民族祖先的刻画符号发展而来？上世纪6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距今8000年前的贾湖遗址（河南省舞阳县）出土的甲骨上发现了17例契刻符号，这是我国迄今为止考古发现最早的文字。汉字是全世界使用时间最长并且没有出现断层的文字，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发展脉络完整清晰，书法艺术成为汉字演变和发展美感的表现形式。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按照秦国文字标准，对汉字进行整理和简化，规定标准写法并在全国推行，这种新字体被称为小篆。传世的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等都是李斯以小篆所书，秦代小篆开创了我国书法艺术的先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隶书相传由秦代书法家程邈创造，化繁为简，化圆为方。隶书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楷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隶书流行于秦汉，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隶书上承先秦篆书传统，下达魏晋楷书滥觞，对后世书法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故有“汉隶唐楷”之称。
汉碑在东汉时期定型，北宋欧阳修在《集古录跋尾》中说“自后汉以来，门生故吏多相与立碑颂德矣……至后汉以后，始有碑文，欲求前汉时碑碣，卒不而得。是则冢墓碑自后汉以来始有也”。东汉时期的人们为歌功颂德或封山祭祀，往往在石碑上刻写文字，用以纪念故人、表彰功德、记叙重要事件等，故“碑碣云起”，汉碑在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中多有著录。
曹植在传世名篇《洛神赋》中形容洛神是“翩若惊鸿，宛若蛟龙，若轻云之蔽月，若流风之回雪”，而在传世汉碑中不乏“仿佛仙子祥云，美不胜收”的名品。比如，杭州西冷印社收藏的东汉《三老碑》的字体介于篆书与隶书之间，古拙自然，堪称从篆书到隶书演变的活化石；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东汉《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笔法秀丽多姿，结构飘逸端稳，布局疏朗匀净；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收藏的东汉《礼器碑》继承篆书的运笔技法，字体秀逸遒劲；山东泰山碑廊收藏的东汉《张迁碑》是汉代隶书成熟的象征，字体方正古朴，厚重典雅，书法造诣极高，为历代书法家所推崇。这些传世汉碑完美地呈现出皇汉雄风与汉家威仪，恢宏峥嵘的庄严与浩然磅礴的韵律，宛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成为两汉历史的一曲悲壮挽歌与千古绝唱。近期，国内外首场以汉碑善本为主题的“大汉雄风：上海图书馆藏汉碑善本展”在上海图书馆举办，汉代的刻石、碣石、石阙、碑版、摩崖、石经、画像等集中亮相，参展的90多件汉碑善本中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者有80%左右，是迄今为止汉碑拓本规格最高的文物展览，全方位呈现汉碑石刻文献之美，也是上海图书馆建馆70年来举办的碑帖展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藏品最优的一次展览。
此次展览囊括了汉碑中的精品，如《乙瑛碑》、《礼器碑》、《孔宙碑》、《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等，也选取地处偏远的摩崖名品，如《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刘平国摩崖》等，可谓是汉碑善本中的“极品”。比如，《曹全碑》刻于东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碑文主要记叙了东汉名臣曹全的家世背景及政绩成就，歌颂其功德。明末大风吹折树木压断石碑，此后人们见到的拓本多为碑石断裂后的版本。此次展出的民国时期学者俞复（1866年-1930年）所藏的《曹全碑》拓本，根据碑文状况判断，是俞复旧藏明拓未断本，存字清晰，价值极高，是目前所知仅次于上海博物馆藏“因字未损本”的顶级文物。这一善本的每一页底端都有火烧痕迹，最后一行的字被烧到，但仍然隐约可以辨别。根据书册最后俞复的题跋记载，1915年秋天俞复在上海文明书局打算用玻璃板影印碑帖时，印刷厂突然发生火灾，他所收藏的汉碑拓本都被烈火烧灼，有些拓本全部损毁。不幸中的万幸是，《曹全碑》拓本由于开本比较大，受损程度较低，只有最后一行的字被烧到，因此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较为完整的俞复收藏的《曹全碑》拓本全貌。
汉碑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岁月变迁，风雨侵蚀，石碑表面已经风化斑驳，因而拓印时会在纸上留下大片石花。在历史长河中“绽放”的石花层层叠叠，别有一番趣味，观众可以从中体会到我国传统的金石文化的永恒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