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在南京路上游行示威

 

1919年的孙中山与宋庆龄 照片由作者提供

今年3月12日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纪念日。孙中山晚年较多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其时他对“五四运动”给予了支持、帮助与指导。
关于孙中山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史学界关注甚少，仅当年的学生领袖有些零星的回忆。孙中山长期以来对北洋政府践踏共和、破坏约法、丧权媚外的做法极为愤怒，与此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从反袁世凯复辟的“二次革命”到南下护法，都是如此。“五四运动”中的反帝反封建及“唤起民众”“唤醒国魂”“科学民主”等诉求，正符合他的政治理念与社会理想。唯其如此，当“五四运动”爆发后，孙中山不仅在第一时间肯定和支持了这场爱国运动，而且立即参与并予以指导，还做了大量实际有效的工作，从而为“五四运动”在全国蓬勃开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为“五四运动”声援造势
1919年5月4日的北京，以北大学生及各校学生为主，广大市民、工商界及中下层民众参与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爆发，即为轰轰烈烈、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其起因是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和会，提出了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等不平等条约，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可是列强不仅拒绝中国合理合法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合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完全不顾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准备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消息一经传到中国国内，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奋起救国。他们冲破军警的阻挠，高呼着“誓死力争，还我青岛”“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口号聚集于天安门，随后学生游行示威队伍进入曹宅，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火烧了赵家楼。军警实行了镇压，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上海迅速得到了响应。《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邵力子于5月6日凌晨接到北京电报后，即在《民国日报》报道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举行了游行示威、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消息。同时他给孙中山打电话，通报情况。孙中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必将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与时代意义。于是，他即指示邵力子：“《民国日报》要大力宣传报道北京学生开展的反帝爱国运动，立即组织发动上海学生起来响应，首先是复旦大学。”（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1172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邵力子晚年在《党成立前后的一些情况》中也曾说：“孙中山先生五四时在上海，对全国学生总会起了领导作用。我到各校演讲，也是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意思做的。”
邵力子（1882—1967），浙江山阴（今绍兴）人，原名景奎，字仲辉。1905年他到上海震旦大学读书，与于右任系同学。后随马相伯离开震旦到复旦公学。1906年在日本留学，读新闻专业，并加入同盟会。1909年他参加创办《民呼日报》《民立报》。1912年加入国民党，后在上海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上海《民国日报》创办后，他任主编；191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介绍宣传新思潮，支持学生运动。邵力子听了孙中山指示后，于5月6日清晨带着一大捆《民国日报》赶到当时在徐家汇李公祠的复旦校园，亲自打钟，并请上海学联总干事、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朱仲华紧急召集全校学生。他在台上大声宣读了当天《民国日报》上的头条新闻，随即以复旦大学教授的身份鼓动大家说：“北京学生有这样的爱国热忱，难道我们上海学生没有？”同学们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澎湃，当即决定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响应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要求各大、中学校学生拍电报给北京政府让其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从当天起，上海学生纷纷走向街头，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上海工人、市民、商界等也积极参加，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课、罢工、罢市运动。
据亲身参加“五四运动”、参与“血溅总统府”的学生屈武回忆：“他（孙中山）曾经打过电报给当时的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要他从速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孙中山先生和社会上其他人士的支持以及人民群众自己的团结努力，被捕学生才能够很快的（地）出狱。当这年的5、6月间，各地学生代表聚集在上海组织全国学生联合会，扩大学生运动的时候，孙中山先生也是支持学生的，他曾经多次邀集我们到他的上海住宅谈过话，我个人曾经两次参加过这样的谈话。他每次都是很亲切的（地）、慈爱的（地）帮助我们，鼓舞我们。”（《五四运动回忆录·下册》第6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由于孙中山的声望及全国各界人士的支持，北京政府迫于压力，很快就释放了被捕学生。其后，孙中山又代表广州军政府致电总统徐世昌，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尖锐地指出，如果在和约上签字，“将于外交史上铸一大错，务恳顾念民意，维护主权。勿令巴黎专使以无条件签字”。（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7月5日）
为“五四学生”保驾护航
孙中山看到上海学生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后，相当高兴。他十分关注整个爱国运动的发展。5月26日，孙中山约请了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新加坡归国华侨学生何葆仁到西藏路老金龙菜馆见面。当何葆仁见到这位自己久仰的革命领袖时，很是激动。孙中山对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热情鼓励和高度评价，赞扬道：“这种爱国行动很好！”当何葆仁问孙中山对他们下一步的行动有何建议时，孙中山想了想，明确地告知：“要唤起民众，与各界联合起来！”、
孙中山先生不仅在思想和精神上鼓励和支持了上海学生运动，而且为支持学生运动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当时上海租界里的工部局不允许学生在租界里游行。爱国学生为发动“三罢”和游行示威经常出入租界，一旦和租界当局发生纠纷，据领事裁判权，中国律师不得进入租界里的法庭为学生辩护。为此，孙中山先生聘请了好几位美籍、英籍和法籍律师，准备随时出庭为学生辩护，并派专人及时地把这一消息转告给上海学生联合会。当时的学生领袖在回忆往事时说，上海学生能够多次冲击租界“同中山先生具体有力的支持分不开”。（《团结报》1988年5月3日）孙中山正是利用个人的影响与关系聘请了租界内好几位外籍律师为学生们保驾护航，如当时的美国律师佑尼干、英国律师穆安素、法国律师达商等，都热心帮助了上海“五四运动”中的学生。其后，上海学联统一组织上海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到上海工厂、里弄、商业街、戏院及周边的城镇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当时正在江苏甪直任教师的叶圣陶也受到影响，带领着学生在古镇游行。
随着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上海各界都发动了起来，孙中山审时度势，于6月2日再次邀请上海学界两位领袖何葆仁和朱仲华到其莫利哀路寓所会面，仔细地听取了何、朱有关学生运动唤起民众、联合各界的情况，并询问了所面临的一些问题，热情而激动地称赞学生们的爱国行动是“很了不起的胜利”，并再次强调上海是全国工商业的重镇，也是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一定要发动工商界及各厂各业的工人。
孙中山不仅直接支持并指导上海的爱国学生运动，而且相当关注全国的运动势态。早在5月8日，陈汉明上书孙中山：南京华侨学生代表大会决议电请各方争回青岛、维护国权，请予赞助。孙中山立即批复：“此间有一分之力当尽一分之力也。”其后又复信陈汉明说：“此次外交急迫，北政府媚外丧权，甘心卖国，凡我国民，同深愤慨。幸北京各学校诸君奋起于先，沪上复得诸君共为后盾，大声疾呼，是挽垂死之人心使之觉醒……对诸君爱国热忱，极表同情，当尽能力之所及以为诸君后盾。”并深切地期待：“尚望诸君乘此时机，坚持不懈，再接再厉，唤醒国魂。民族在望，在此一举，幸诸君勉之图之。”（《致上海陈汉明》，《中央党务月刊》第十二期）“唤醒国魂，民族在望”正是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深切希望与高度评价。
为“五四青年”鼓荡陶镕
“五四运动”发生后，北京学生会即派八个学生代表到上海串联上海学生，以号召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北京大学的学生代表还在上海群众集会上，直截了当地批评孙中山说：“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算不上革命。他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算彻底。我们这次要做彻底的革命。”孙中山也应邀出席了这次集会，听了学生对他的批评后也报以热烈的掌声。散会后，学生代表们围着孙中山，刚才那位批评孙中山的同学有些歉意地讲：“我刚才批评了孙先生，还请孙先生海涵。”孙中山听后大度地摇了摇手，并诚恳地说：“我所领导的革命，倘早有你们这样的同志参加，定能得到成功！”（《五四运动回忆录·上册》第33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哗哗哗”，学生代表们激动地鼓掌以致敬意。
在孙中山在自己的寓所会见上海两位学生领袖何葆仁、朱仲华的第二天，即6月3日，上海工人开始举行了大罢工，其后上海工商界罢市，由此标志着“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运动的主力也由北京转向了上海。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有段锡朋、许德珩、蒋梦麟等全国各地三十多个学校的代表二百多人参加，选举产生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会的负责人，并出版了《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五四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北京政府迫于压力，于6月10日下令免除了亲日派的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的职务。
6月28日，巴黎和会闭幕。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王正廷、魏宸组受到国内“五四运动”的巨大压力，当时仅驻巴黎的中国使团收到要求拒签的电报就达七千多份。28日清晨旅法华侨和留学生一万多人又包围了中国使团住所，警告专使如与会签字，当即扑杀之。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使团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从而标志着“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孙中山在“五四运动”期间还出版了他称之为“乃革命之学问”的《孙文学说》。四川的蔡冰若在读了《孙文学说》后，来信请教本书的要旨，孙中山结合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回复中简要地答道：“文著书之意，本在纠正国民思想之上谬误，使之有所觉悟，急起直追，共匡国难，所注目之处，正在现在而不在将来也。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即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也。”（《致四川蔡冰若》，《中央党务月刊》第十二期）后来，孙中山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更是满怀热情地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