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修改“五一口号”稿件的手迹局部（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毛泽东致刘仁的信

 

▲周恩来修改的“五一口号”手稿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揭开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立新中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基础。这一事件，“在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里程碑意义。”
“五一口号”是一份彪炳史册的文件，蕴含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战略策略、政治智慧和宏图远志。考证这份党史文献的形成细节，无疑具有重要价值。
中共中央转移到华北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如风卷残云。上半年，在西北，在中原，在华东，各个战区捷报频传。毛泽东指出：“中国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我党已经处在夺取全国政权的直接的道路上。”
在3月20日《关于情况的通报》里，毛泽东明确表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因为时机还未成熟。”毛泽东设想，在蒋介石当选总统，“他的威信更加破产之后，在我们取得更大胜利，扩大更多地方，并且最好在取得一二个头等大城市之后，在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安徽等区连成一片之后，便有完全的必要成立中央人民政府”。他推测：“其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明确推出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新政权的时间表。
尽管毛泽东认为建立新政权的时机尚未成熟，但建立新政权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在解放区，中国共产党不断完善新民主主义的多项政策，包括土改、工商业、统一战线、新区等具体工作；通过集中权力于中央，加紧党的自身建设；着手建立全国性政权和统一财经工作，将华北解放区的工作由分散到集中，开始筹备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谋划成立具有试验性的政权组织——华北人民政府。这些行动举措，都为新政权的成立做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毛泽东也几次发电报给斯大林，提出要求希望就建立新政权的设想与斯大林做更深入的交流。
为了加快推进全国的解放战争，在基本完成转战陕北的任务后，中共中央决定向华北转移。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从陕西吴堡县川口村东渡黄河，向中央工作委员会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进发。
4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及中共中央机关抵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住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两间平房里。
人民解放战争的高歌猛进，直接影响了中共中央对组建新政权的形势判断。于是，毛泽东就与周恩来等商量，决定提前访苏。4月23日，周恩来、任弼时先期率领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转往平山县西柏坡，与刘少奇、朱德等会合。毛泽东则留在城南庄，做访问苏联的准备。
此间，发生了几件对毛泽东决策产生影响的事件。一是4月20日收到斯大林复电。斯大林在复电里肯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中央政府的意见。二是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延安的失而复得，更加激发了共产党必胜的信心。三是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召开一党包办的“行宪国大”。在会上，蒋介石被选举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纷纷发表声明，不承认国民党“国大”产生的“中华民国政府”“总统”的合法性，呼吁“由全中国人民，包括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通过民主的方式，产生真正的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民主、和平、幸福的新中国”。
历史长河到了拐弯处
解放战争势如破竹，历史长河已到了拐弯处。4月25日，毛泽东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通知他们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拟讨论的八个问题，第一项就是“邀请港、沪、平、津等各地中间党派及民众团体的代表人物到解放区，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毛泽东请他们就各项议题“先作大概讨论，然后再到城南庄商定”。这个通知表明，中共中央已经将建立新政权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开始决策部署。
4月26日，毛泽东再次致函斯大林，希望能够提前访苏，就政治、军事、经济和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苏共中央的建议。
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要他告诉张东荪、符定一两先生，中共准备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以及关于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毛泽东在信中还指出：“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例如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会商此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但须征求他们的意见，即他们是否亦认为时机业已成熟及是否愿意自己或派代表来解放区开会。会议的名称拟定为政治协商会议。会议的参加者，一切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均可派遣代表。会议的决议必须参加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
在上述第一封信中，毛泽东仅提出要“商讨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给刘仁的这封信则对形势作出判断：我党中央认为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会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项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因此，准备先“召开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会议”，再“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然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已然勾画出了建立新政权、筹建新中国的路线图。
毛泽东亲自修改“五一口号”初稿
中国共产党历来有在重大节日发表口号、宣言，举行集会、游行，刊发社论、文章的惯例。1948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到了。中共中央立即组织起草文件。这个文件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发布一九四八年‘五一’劳动节口号”。
报送给毛泽东的“五一口号”初稿共25条。这份初稿内容并未超出1948年3月之前中共中央已发表的政治主张。毛泽东4月下旬几封信中表明的建立新政权的伟大构想，没有体现在其中。
毛泽东在初稿上作了27处修改，可谓字斟句酌、字字千钧。一字一句，皆有深意。最为要者，体现在四个地方。
修改电头“总社”为“陕北”。在转战陕北这段时间，廖承志率领的新华社总社与范长江率领的小分队密切配合，对外发布的电讯稿电头均标明为“陕北”，以表明中共中央在陕北，目的是坚定全国人民的信心。虽然离开了陕北，毛泽东仍将这份电讯稿电头改为“陕北”。其用意，显然在给国民党军队唱一出“声东击西”的大戏，迷惑敌人，让蒋介石误以为中共中央、毛泽东还在陕北指挥作战。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曾回忆说：“弄得胡宗南晕头转向，到处找我们的电台。”
修改第四条。第四条原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最后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毛泽东将之修改为：“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修改后的这一条具有重要内涵，既重申了“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又发出了为“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共同奋斗”的号召。
修改第五条。毛泽东删除了原第五条“工人阶级是中国人民革命的领导者，解放区的工人阶级是新中国的主人翁，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更早地实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重新起草了一段文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修改后的第五条是“五一口号”的点睛之笔。毛泽东用“迅速”这个形容词，凸显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必要性和急迫性。这一修改，高度概括了中共中央建立新政权的重大方略，正式向国内外宣告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建立新中国，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人士和各族各界爱国人士协商筹建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精彩华章。
修改最后三条。毛泽东删除了原第23条“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万岁”、原第24条“中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人民的缔造者，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万岁”；将原第25条“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改为第23条。这些修改，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胸襟和崇高品格，反映了毛泽东天下为公、虚怀若谷的精神境界和家国情怀。
“五一口号”诞生经过
“五一口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份重要的文件。这份重要的历史文献，是何时起草的？经历了怎样的修改过程？
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在很短时间内完成的，其起草、修改过程基本体现了决策过程。近期，官方刊物披露了周恩来修改稿手迹和相关文献。从中可以看出，在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审议之前，这个文件经过“起草者——周恩来修改——起草者修改——毛泽东修改定稿”若干个环节。通过对已公开档案的分析，可大致推测出“五一口号”的形成过程。
初稿起草时间：大约在4月23日至25日。4月13日，毛泽东一行来到城南庄。23日，周恩来等人离开城南庄到西柏坡。周恩来等人在离开城南庄之前，并没有看到“五一口号”初稿。25日，毛泽东通知刘、朱、周、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时，请他们围绕议题“作大概讨论”，可知此时“五一口号”的初稿已经完成。初稿由聂荣臻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聂荣臻曾回忆说：“这年五一节，毛泽东同志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我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同志。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
从周恩来在西柏坡收到的记录稿可以看出，聂荣臻电话口述的内容包括两项，一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所要讨论的问题，二是“五一口号”初稿内容。综上可以推断，“五一口号”初稿起草完成于4月23日之后、25日之前，且毛泽东未做任何修改，就发给了西柏坡的刘、朱、周、任这几位中央政治局领导。
周恩来修改初稿时间：大约在25日至27日。周恩来接到聂荣臻电话后，是如何与刘、朱、任等人讨论的，用了多长时间，尚无可查资料。经对手稿的仔细辨认，周恩来修改初稿时使用的是钢笔，达60多处。其中，并未体现出毛泽东27日致刘仁信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内容。周恩来修改完成之后，立即用电话传给了城南庄的文稿起草者，并在修改稿右上角作一道明确批注：“已由电话传给毛处。”这表明，周恩来修改之后，第一时间将修改意见通过电话传给了城南庄的“毛处”。结合后期毛泽东的修改时间、印发西柏坡有关人员时间，以及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时间综合推断，周恩来修改初稿并传回城南庄的时间，至少不会晚于27日。
报送给毛泽东誊抄稿时间：大约在27日。记录周恩来的修改稿之后，为了让毛泽东看清楚，起草者立即进行了誊清。通过对比周恩来初稿修改稿和起草者誊清稿，发现起草者对周恩来修改稿进行了再修改。比如，在周恩来电话记录的初稿上，电头是“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周恩来并没有修改“陕北”两字，但起草者却把“陕北”改为“总社”。（毛泽东修改时又把“总社”改为“陕北”，表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时局把握和策略运用的高度默契。）另外，周恩来修改时把“三十日”错写为“三十一日”。抄写时，起草者负责任地将之纠正过来。对于这样一个宣示共产党主张的重要文稿，起草者自然不会耽搁，很快完成誊清并报毛泽东。此一环节的运转应是在27日当天完成的。
毛泽东修改时间：大约在27日至29日。毛泽东在誊抄稿上作了27处修改，特别是重新起草的第五条，与25日电文、27日信函的精神一脉相承，且极其凝练。毛泽东的修改稿是“五一口号”的定稿。毛泽东修改完成之后，又指定将修改稿发给周恩来。从周恩来修改手稿首页“立刻抄24份于卅日早分送”的批示可以推断，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修改信息，应在29日之前。由此可以得出毛泽东的修改时间是在27日之后、29日之前。
周恩来核发时间：大约在29日。毛泽东的修改稿，由城南庄转发给西柏坡后，周恩来第一时间将毛泽东的修改意见校改在自己的修改稿上。修改手稿显示，毛泽东修改的第五条等意见，周恩来此次用毛笔改写，墨迹较重。核改后，可能已是29日夜里晚些时间。西柏坡到城南庄50余公里。在当时交通状况下，无论乘坐汽车还是马车，都需半天时间。30日下午就要召开城南庄会议。即日上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还要从西柏坡赶到城南庄，时间紧迫。若非如此，周恩来不会在首页批示“立即抄24份”，并于“卅日早分送”。工作人员抄写后，在30日早上分送给在西柏坡拟出席城南庄会议的人员。在手稿首页上，周恩来仔细地列出了分送范围：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周恩来，以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包括候补），还有军委二局、三局等有关部门负责人。在排名顺序上，他特意把自己列在任弼时之后，把邓颖超列于最后。
会议决定时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在城南庄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史称“城南庄会议”）。自1947年3月31日在绥德县田庄分手后，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这“五大书记”，又重新聚在一起。会议总结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以来的经验，分析了当前的战略形势，研究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会议的第一个议题便是讨论通过“五一口号”。周恩来指出，“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新政协，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周恩来专门强调，“五一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而是行动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刘少奇指出：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口号”。至此，“五一口号”正式诞生。
（作者单位：李红梅：中国政协文史馆；史宝强：河北省科技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