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工民主党（时称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作为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民主党派，其早期历史与抗日战争的烽火紧密交织。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与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农工党的先辈们以坚定的民族立场，在军事作战、后方支援、舆论动员等多维度投身反法西斯斗争，用鲜血与智慧书写了民主党派参与民族解放的光辉篇章。这两次发生在上海的惨烈抗战，不仅是中国军民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里程碑，更成为农工党践行抗日救国理想的历史见证。
1932年1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上海三友实业社冲突，嫁祸给中国工人，成为 “一·二八”事变导火索。农工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临委会”）迅速反应，领导人黄琪翔与19路军军长蔡廷锴私交深厚，多次密商抗日大计，达成“只有奋起抗战，才能挽救国家危亡”的共识，为军事合作奠定基础。1月23日，蔡廷锴、蒋光鼐召开19路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临委会成员云应霖等参与决策，确立坚决抵抗方针。
1932年1月28日夜，日军突袭闸北，19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事变爆发。黄琪翔亲临前线协同蔡廷锴指挥，发挥政治组织与军事指挥双重能力。19路军急需援兵时，他利用黄埔军校影响力，策动87、88师中黄埔出身军官参战，并将临委会成员余立奎、何自坚领导的救国决死军编为19路军补充第一团，余、何分任正副团长，驻真如作为预备队。
1月30日，87师开赴前线；88师急进苏州，负责江湾镇以北至蕴藻浜以南区域防务。2月11日，88师通电全国：“誓与我19路军亲爱将士，喋血沙场，共同生死，宁为战死之鬼，羞作亡国之民。”2月16日，87师抵南翔增援。20日，日军猛攻吴淞、庙行，王敬久奉命出击，毙伤日寇数千。88师经21日至23日激战，伤亡达两千九百余人，整补缩编后，官兵于25日重赴前线，向江湾庙行日军猛攻。日军久攻19路军防线不下，转攻浏河。2月29日，蒋光鼐命补充第一团增援浏河。3月1日晨，该团抵太仓西门外，遇87师一部从浏河撤退，得知浏河已失守。余立奎向蒋光鼐请命固守太仓，虽蒋光鼐顾虑其力量单薄，但余立奎以“准备牺牲”的决心获批准。进驻后，余立奎召集地方各界会议，部署防务与军需，军民合力击退日军多次进攻。据《第19路军关于淞沪抗日作战纪要》记载：“余立奎补充团为独立支队，固守太仓城。”
“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临委会迅速发动文化界构建反法西斯舆论阵线。1932 年2月7日，临委会成员周谷城、梅龚彬、邓初民等与巴金、丁玲等129位爱国人士联名发表《中国著作者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成立“著作者抗日会”，以文化话语唤醒民族意识，扩大抗战社会基础。临委会中央干事丘哲创办《自卫》杂志，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其在读六年级的女儿丘雪梅每日协助誊写稿件，杂志以通俗语言传播抗战理念，凝聚全民族抗日力量。
面对日军军事优势，临委会发挥智力优势提供技术支援。成员杨杏佛组织中央研究院科技人员成立“技术合作委员会”，为19路军设计制作防毒面具、通信器材和交通运输工具，弥补装备短板。物资保障方面，临委会多渠道动员资源：丘哲利用海外关系发动华侨捐款捐物；交通部邮政储金局总办杨建平调拨巨额资金支援前线；暨南大学小组成员发动各界堵击日寇。杨杏佛与宋庆龄、何香凝合作的支前运动尤为突出：发动妇女10天内制成3万套缝有“胜”字的棉衣送往前线，将中央研究院理工实验馆改为难民收容所，借交通大学房屋创办300张床位的国民伤兵医院。杨杏佛请史量才独捐5万元作开办费，组织留美医师参与医疗，形成覆盖伤员救治、难民安置、物资供应的完整后勤体系。
1932年3月2日，临委会发表《对上海事件紧急宣言》，提出“中国统治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同是我们的敌人”，主张“立即对日宣战”“全国人民武装起来”，将反法西斯斗争与反对国内反动势力结合，体现对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早期思考。宣言还发布16项《行动纲领》，系统阐述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抗日主张。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临委会此时已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下简称“解委会”），领导人黄琪翔迅速投身会战。9月2日，他出任第九集团军副总司令。9月21日，中方调整前线部队：第八、十集团军为右翼兵团，黄琪翔改任右翼兵团副总司令。他引荐解委会党员干部杨逸棠、李卓贤、裘朝慎、周德成、何自坚、杨清源等人参战。
战事扩大后，中国军人奋勇杀敌，给予日军重创，但因装备、素养及战术水平劣势，战局渐向日军倾斜。11月4日举行的战前会议决定由黄琪翔任第八集团军代总司令。11月5日拂晓，日军第十军在柳川平助指挥下，由二三十艘兵舰护送，在杭州湾金山卫附近集结，于金山咀、金山卫等处登陆。黄琪翔临危受命，迅速部署反攻：令第26师由青浦开松江，沿黄浦江警戒；第61师往闵行警戒，两师经激战仅剩百余兵力，仅能警戒。命第107、108师由白鹤港经青浦向金山县、松隐前进；第79师由嘉兴枫泾下车占领国防工事，派一部占金山县；第62师折回攻澶泾、金山咀之敌；第63师留一部守国防工事，主力沿海边侧击登陆之敌。
因我方装备落后，敌军海陆空火力强大，进攻未达预期，反遭反扑。黄琪翔就地重组部队，号召将士“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11月6日，黄琪翔奉命，抽调上海部队星夜赴松江驱敌，因势单力薄未果，遂决定扼守黄浦江，保障松江安全，巩固上海侧后。他在松江坚守两昼夜，战至最后一刻才撤出。撤退中，黄琪翔副官裘朝慎牺牲。裘朝慎是福建光泽人，农工党早期党员，1933年参加“福建事变”，淞沪会战时为黄琪翔副官。总部人员分撤时，他乘民船向江苏退却，遇汉奸保乡长，因被认出非平民且搜出文件，遭杀害。
黄琪翔是淞沪会战中最后撤出的中国军队高级指挥官之一，虽因装备悬殊未能扭转战局，但抗战决心激励将士。此战中，中国军队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其顽强抵抗引起国际关注，为争取国际援助、华东工业设施与人员内迁赢得时间，保存了抗战的经济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