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中央：

“十五五”规划应筑牢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和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十五五”时期，我国要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于深刻把握并系统布局科技创新的底层逻辑——即构建从创新人才涌现、教育体系支撑、核心技术突破、体制机制保障到创新文化滋养的完整生态链。建议：
一、打造多层次、高质量创新人才梯队。强化基础研究与拔尖人才培养。构建以学术贡献、原创性、长期价值为核心的基础研究人才评价体系。优化工程技术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着力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重视复合型人才培养，鼓励跨学科学习。建立科学合理的拔尖创新苗子早期发现与培养机制。
二、建设支撑科技创新的现代化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与分类评价。建立多元、分类的评价体系，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帽子）”顽疾。大力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培训。显著提升职业教育地位与吸引力，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薪酬待遇。
三、强化科技战略导向与核心能力跃升。加强战略科技力量体系化布局。聚焦重大战略需求领域，集中优势资源实施重大科技专项和工程；优化国家实验室体系，打造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国家队”。大幅提升基础研究投入与支持力度。探索多元化投入模式，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资本设立基础研究基金或捐赠。畅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转化动力。
四、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充分释放创新活力。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善科技评价与奖励体系，坚持质量、贡献、绩效导向，实施分类评价。优化创新要素市场化配置，大力发展创业投资、风险投资，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着力解决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主席张义珍：

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 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塑造新优势。“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在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中具有极端重要性，必须不断深化探索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实践路径。当前，在推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取得成绩的同时，还存在一些需要重视和关注的问题。建议：
一、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更多研发任务由企业提出，更大力度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引导支持产业链有关企业联合高校院所、相关社会机构共同组建实体化运行的创新联合体，打造资源共享、协同发力、紧密协作的创新生态圈。
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效能。做大做强技术转移服务机构，让更多的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从“样品”变成“产品”。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深度整合各类科技资源，在重点产业领域加快概念验证、中试验证、应用验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形成各司其职、高效联动的转化服务体系。加快AI赋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促进成果供给、技术需求、服务机构等信息汇聚共享和精准对接。
三、加大多元人才培育引进力度。丰富拓展专业化人才队伍，进一步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构建完备的科技人才支撑体系。加快建设技术经理人队伍，健全激励机制，畅通发展通道。加大海外引才力度。完善人才有序流动机制，畅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人才交流渠道，鼓励引导更多人才在创新一线发挥作用。
四、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支持保障。优化科技成果评价导向，加大科技成果转化在绩效考核和职称评价中的权重。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建立健全高效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强化恶意侵权惩戒。鼓励引导耐心资本发展壮大。健全法律保障，加快修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为科技成果价值确定、转让、尽职免责等提供法律保障。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主席胡文容：

以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为依托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结合上海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更好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实践探索，谈三点体会和建议。
一、切实提升创新策源能力，抢占前沿领域科技制高点。建议深刻把握科技创新底层逻辑和内在机理，聚焦受打压、封锁、制裁的产品和技术，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打造更多国之重器。同时，精准研判前沿新技术新领域、未来新产业新赛道，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弯道超车、换道超车、跨越发展。
二、构建一流创新生态环境，激发科技创新强劲源动力。建议更加注重创新速度和节点管理，强化金融促加速、政策促加速、监管促加速，着力构建符合科技创新企业高风险、长周期融资需求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更加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加强对创新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跟踪服务，优化政策服务，创新支持方式，以更大力度推动创新企业竞相涌现；更加凸显人才重要作用，深化“以赛引才”“以活动引才”“以政策引才”。
三、发挥科创中心尖兵作用，增强区域创新辐射引领力。建议进一步加强重点地区扶持力度，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以及成渝地区、武汉、西安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勇于争先、率先突破，更好地发挥科技创新先锋队作用，打造区域创新的重要战略支点。特别要依托科创中心建设，持续拓展国内国际创新网络，扩大全球影响，加快建成若干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努力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重要引擎。
全国政协常委、澳门归侨总会会长刘雅煌：

把握“十五五”时期国内外科技变革新形势 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速科技强国建设
当前全球科技博弈加剧，西方技术封锁持续升级，我国面临外部遏制与内部高质量发展的双重压力。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十五五”作为关键冲刺期，需紧扣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发展与安全并行，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引擎，扎实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塑造面向未来的创新型经济结构。建议：
一、打造四链融合创新引擎，突破关键领域“卡脖子”瓶颈。重构国家攻关组织机制。推行由领军企业联合国家实验室组成的创新联合体，对关键核心技术实施“揭榜挂帅﹢容错免责”双轨机制。在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设立国产化验证特区，开放智慧电网、无人驾驶等场景供未上市技术先试先行。贯通基础研究转化链条。全面推广深圳“沿途转化”模式，要求国家实验室在研发阶段引入产业资本，赋予企业知识产权优先使用权。
二、构建全球化创新网络，主导新兴领域规则制定。抢占国际标准话语权。将我国新能源并网标准、动力电池碳足迹核算体系嵌入“一带一路”基建项目，对冲欧盟碳边境税。布局离岸创新枢纽。在海南参照瑞士模式建设国际离岸实验室，吸引跨国企业开展敏感技术研究。在驻外使领馆增设科技外交官，对接硅谷、柏林等全球创新高地预警技术动向。
三、畅通“科技—产业—金融”跨境循环体系。强化金融活血赋能。设立千亿级国家科创引导基金，将天使投资税收抵扣提至200%，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创新风险管理机制。推行科技保险共保体模式，开发研发中断险、制裁损失险等新型险种，设立专项对冲基金承保技术断供风险。
四、深化制度型开放与人才生态改革。推动人才机制革命性突破，建立创新价值、能力、贡献多维评价体系。创新治理现代化升级，建立政策合规成本审查制度。实施科技信用黑名单制度，对数据造假、学术不端等行为终身追责。
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钱锋：

统筹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 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各类科创平台是组织开展科技和产业创新、聚集和培养科技人才的重要载体。其中，以国家实验室、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省实验室等为代表的高能级科创平台作为战略科技力量，在我国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着关键核心作用。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平台存在定位交叉重叠、宏观统筹不够、协同机制缺失等问题。建议：
一、强化错位发展，构建优势互补的科创力量体系。明确各类平台目标定位。国家实验室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面向国际科技前沿组织开展高水平研究。全国重点实验室发挥特定领域的独创性技术优势。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围绕关键技术攻关突破，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转移转化。国家工程中心重点承担关键技术攻关、重大装备研制及科技成果工程化验证。统筹各类科创平台建设。在国家层面统筹各类创新平台的存量与增量，合理分配项目资源。对平台实施分类管理与动态评估，促进良性竞争。
二、强化顶层设计，构建科学前瞻的科创平台体系。统筹平台布局和资源配置。加强国家层面对科创平台的系统性布局，强化对各类科创平台发展的引导。加快构建“国家战略平台引领、区域特色平台支撑”的多层次科创平台体系。
三、强化协同联动，构建汇聚各类平台力量的创新攻关体制机制。构建央地共同推动科创平台建设体制机制，研究出台统筹国家和地方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发展的制度规定。发挥国家实验室等科技创新平台“总平台、总链长”作用，鼓励各平台开展跨区域、跨领域、跨层级合作交流。围绕重点领域建立国家和地方科技创新平台联盟，释放“1﹢1＞2”的创新协同效应。鼓励以“十五五”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牵引，探索建立各类科技创新平台依托优势创新资源，联合开展关键技术攻关，合作开展科技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
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政协主席徐新荣：

以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近年来，陕西以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牵引，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不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担当打造辐射西部区域创新增长极的使命任务。当前，西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正处于承载区基础建设、功能提升阶段，与国家明确的战略定位和目标还有差距。建议：
一、强化战略科技力量，提高创新策源能级。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核心牵引，推动全国重点实验室、省级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等融入国家实验室“核心﹢基地﹢网络”体系。支持陕西建设空天动力、含能材料国家实验室，加快推进一些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等落地陕西，打造更多国之重器。
二、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发挥企业在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的支撑作用，支持科技领军企业、链主骨干企业和科研单位组建创新联合体。建立“校招共用”“博士下车间”等引才育才新模式，厚植企业创新基础。
三、强化科技金融赋能，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开发覆盖创新全生命周期的金融产品，设立科技型企业风险补偿资金池，完善科技保险等耐心资本工具，重点支持早期、高风险、长周期项目解决融资难题。建立统一规范的知识产权质押评估机制和平台，提升科技资产流动性。推广“先投后股”“技术入股﹢动态股权”模式，助力科技成果“落地生金”。
四、强化对外合作交流，构建开放共赢格局。建立“部—省—市”三级纵向联动、横向协同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工作推进机制。发挥科技创新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与邻近城市群的产业链分工合作机制。深入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加快建设“一带一路”倡议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建好联合实验室、国际科学合作基地等平台，打造创新开放高地。
全国政协常委、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晓兰：

加速“锻新”“焕新”“育新” 赋能“十五五”高质量发展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重要关口，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迫切需要摆脱传统跟随式发展路径，依靠创新转换发展动力，在更多领域实现“换道超车”。应聚焦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推动基础技术“锻新”、传统产业“焕新”、未来产业“育新”。建议：
一、瞄准根技术，加速推进基础技术“锻新”。“十五五”期间，应以着力突破根技术为引领，加强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突破，并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蝶变”。一是持续增强高质量科技供给，组织实施相关根技术重大专项，集中力量突破一批关键根技术，夯实技术底座。二是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搭建攻关项目供需对接平台，推动民营企业创新资源与国家技术攻关需求高效匹配。三是推动高水平产业科技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实现从样品到产品、从产品到产业的跨越。
二、瞄准数智化，加速推进传统产业“焕新”。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赋能传统产业数智化转型。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行动落地，统筹部署通用大模型和行业大模型研发创新，推进人工智能在相关领域深度应用。加快绿色低碳技术应用，赋能传统产业绿色化升级，组织实施绿色低碳供应链提升行动，推广低碳技术工艺，引导企业实施绿色化改造。
三、瞄准新赛道，加速推进未来产业“育新”。围绕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等重点方向，大力推动未来产业发展，推动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应抓住应用牵引“牛鼻子”。深入挖掘工业制造、民生服务、特种领域需求，开展供需对接和示范应用。要营造产业生态“软环境”，加强融资服务，引导社会资本支持产业发展，强化拔尖人才、紧缺人才、高技能人才引育，加快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全行业竞争力。
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王宁：

加快构建新时代海洋安全体系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随着国际和地区格局调整，海上安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我经略海洋、维护海权仍面临诸多挑战，危与机相互交织，险与难同步积聚。推动我国由海洋大国迈向海洋强国，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加需要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向海图强之路。建议：
一、科学制定新时代海洋战略。进一步厘清海洋强国建设的概念、内涵，明确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原则、方向和实践路径，既从顶层设计上科学谋划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问题，又为全球海洋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二、加快推进海洋领域立法工作。国家层面，加速推进出台适合我国国情的海洋法，涵盖海洋安全、维护海权、海上资源和环境保护等内容，将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纳入海洋法中，与国际海洋法公约互相协调；沿海地区，在海洋法的框架下，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领域实际，健全地方层面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地方法律法规对国家海洋法治体系的补充完善作用，加快构建上下衔接、结构完整、内容丰富的海洋法规体系。
三、完善海洋安全一体化协调机制。建立联席会议、信息共享、指挥协同、联合执法等常态化运行制度，构建统一领导、分工协作、部门联动、齐抓共管的海洋安全协调保障新格局。
四、加快推进海洋安全战略布局。制定完善海上战略通道极端情势处置应对方案，采取联合军演、联合护航、联合执法、共同开发港口等形式密切双多边联系，提高复杂情况下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坚持陆海统筹，大力推进中欧班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合作。
五、构建海洋安全综合治理体系。积极参与全球海洋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主动参与国际海洋治理规则制定，推动联合国在中国设立海洋国际组织机构。充分发挥国际海洋条约和国际组织平台作用，牵头开展海洋领域重点议题对话，不断提升我在国际海洋事务中的主导权和影响力。
民建中央：

以更高水平开放为引领 推动中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当前全球贸易体系正处于深度重构期，中国外贸在多重挑战下展现出强劲韧性。然而，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外贸的传统比较优势正面临系统性挑战。建议：
一、优化区域合作布局，强化供应链韧性。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空间布局与区域合作，构建更紧密的区域经济伙伴关系和供应链网络。加强跨境产业园区建设，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发展。同时，加强与中亚国家的贸易往来，提升我国在中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
二、构建梯度市场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巩固与东盟、金砖国家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战略合作，构建“主攻—次稳—储备”三级出口市场梯度。应推动传统制造业价值链升级，实现“低附加值—高功能性—品牌化”三级跃升，从成本优势转向结构优势，夯实出口竞争力。
三、深化制度型开放与区域融合，提升规则话语权。加速实现从要素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的转型升级。加强与国际组织和主要经济体的规则对接，推动国内规则与国际规则的相互兼容与转化。通过稳中求进、逐步推进的策略，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
四、突破数字与绿色贸易瓶颈，塑造国际竞争新引擎。在数字贸易领域，打造“基础—平台—规则”一体化布局，加快构建中国数字贸易新体系。在制度层面，加快构建涵盖绿色贸易发展规则、国际互认的绿色标准与认证体系、深化绿色贸易国际合作的制度框架。在技术层面，加速绿色技术创新与应用，全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五、发展特色服务贸易，培育国家文化软实力。需深化教育改革开放，鼓励与世界一流大学开展“2﹢2”“1﹢1”等多元化合作办学。入境旅游方面，应优化签证政策：扩大免签国家范围，简化非免签国签证流程。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文化服务可贸易化。深挖中国独有的文化资源禀赋，打造具有全球辨识度的服务贸易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