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特务们逃离现场时做贼心虚，把车里的灯全关了，路上的巡捕就不会起疑，就不会拦车检查，就不会互相枪战，就不会打坏轮胎，也就难以被人如此细节清楚、确凿无疑地目击：那夜“将近七时三十分”，“一轮已告泄气”的“黑色汽车一辆”，驶入“极司菲尔路”。那正是汪伪特工总部76号所在。
现场倒在血泊中的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百年回眸纪念中，两度被两位上海专家郑重强调。
一位是上海党史专家徐建刚，一位是复旦大学教授余子道，场合不同、话意一致，与记者当时查阅百年版面的一次突出感受也一致：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自从1936年为鲁迅先生出殡大游行之后，1939年《申报》公祭消息再次醒目，“各界人士络续前往吊唁者达二千余人，其情绪之哀伤，为鲁迅先生逝世后所未有”。
1941年，刚刚诞生、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纪念日刊登专文指出：“鲁迅以后，上海第一次的群众葬。”
1949年，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年，上海为10年前殉难的她，举行隆重追悼会——“过去反动派时代，不敢公开纪念，现在我们要盛大地纪念这位伟大英勇的烈士”。
陈毅在题词中写道：“人民永远纪念她！”刘晓在题词中写道：“今天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就是你的胜利！”
抗战胜利80周年了，亦如是。
一
今天南京东路步行街上，向东快到四川中路、离外滩不远处，北边墙有一块铭牌：茅丽瑛烈士遇害处。
1939年12月12日，从徐家汇天文台预报看：下午应阴云密布，街上有微风，气温不到10摄氏度。茅丽瑛晚上出门穿着大衣。特务告知开枪者：“穿大衣、戴白花的就是。”戴白花，因为她母亲刚刚去世。
这天一早，不远处的黄浦江，一名34岁男子因“经济艰难，无法维持生计”跳下，被救起送入附近医院。13小时后，茅丽瑛被紧急送进同一家医院。又2小时后，一名30岁女子在南京路被一辆“飞驰而来”的汽车撞倒，也被送到这里，很快就去世了。
这天的枪声，也不止茅丽瑛一处。凌晨2时许，法国捕探在徐家汇路虹桥路追击一名窃贼，枪声在街头夜空连续响起。下午，19岁崇明人范纪常路过极司菲尔路，左腿忽然“中流弹”，受伤倒地。傍晚6时左右，茅丽瑛中弹数十分钟前，离她不远处的今延安东路、北海路，2名劫匪闯入一家“食客熙攘”的饭店，又与巡捕街头激战，“枪声密集”。一位访友路过的路人，被击中横尸街头。
这是上海当时如常的一天，也是茅丽瑛一生最后倒计时。一早，法院开庭的两个案子如出一辙：“平日品行尚佳”的一位经纪人，“狂赌致输负累累”，侵占货款；国际饭店一位22岁会计，“每晚必往沪西好莱坞及亚洲俱乐部等赌台”一掷千金，“致输负颇巨”，侵占账款。
下午，大世界路口，两名“韩”人拒绝“法”捕房巡逻，被“俄”捕带走。
这天，关闭2年之久的新开河铁门，进入试通行第2天。这是1937年淞沪会战后，租界与华界之间的“生死一线天”，大批难民被挡在此类铁门外，身处日军炮火下。这两日通行现场，法、俄、越捕监视，日兵、警察把守，人们扶老携幼，检验住民证必须向日本宪兵除帽。
这天，北区罢工风潮“炽烈”，又有4家工厂加入。
这天，继续传闻“米荒”，继续人心惶惶。
这天，就在茅丽瑛倒地之夜，同一片夜幕下的城市里，一场热火朝天的篮球赛打出了“43:0”罕见大比分，一场嘉宾云集的募捐会举行了烛光典礼“明光满室”。
她倒地之前，与两位伙伴一起，从开会地点——今南京东路铭牌处的慈安里大楼下来，步出弄堂口，正要向西行。此时，在她南边对面人行道上，有一名打手魏宝宝（魏高发）。在她东面，南京东路、四川中路路口，有一名打手王彪（王云发），还有一名头目黄鸥（陆秀英）在监视巡捕动向。在她北面，不远处的宁波路、四川中路路口，停着流氓地痞赵定章、沈阿三准备接应的那辆黑色轿车。在她下楼处，弄堂口，有打手陈勇（陈剑飞）和打手劳鹏（劳永生）。
她身边的陈、身后的王、对面的魏、北边的赵，每人都有一把手枪，都是这天下午出任务前，按青帮帮规在香案供过的。
劳鹏先上前，把她与两位伙伴隔开。茅丽瑛发觉情况有异，连喊“强盗”，转身后退。暗伏一旁的陈勇对准她连续开枪，一枪击中腹部，一枪击中腿部（一说足部还中一枪）。击中腹部的子弹没有穿出，茅丽瑛“流血甚多，势极危殆”。
此时的她做了一个举动：把自己的包紧紧抱在怀中，一直抱着，那里面有“职妇”会员册名单。
陈勇跳上停站的10路公共汽车逃逸。黄鸥等听到枪响即奔向黑色轿车，一路向西“疾驰”，10多分钟开到爱文义路、赫德路（今北京西路、常德路）。“车上各灯俱熄，巡捕视为可疑，要拦车检查。”他们加速冲过，从车上“连发五枪”，巡捕开枪追击。于是一个轮胎被击中，而一名路过的60岁鱼贩也被击伤——这是这天第3位祸从天降被流弹击中的路人。
黄鸥，沪西女流氓，能双手使枪，在黑社会号称“双枪皇后”，时为汪伪特工总部第三处侦行组组长，陈、魏、王、劳为组员。她凭借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也设在“76号”院内）妇女组组长金光楣提供的一张照片，多次盯梢茅丽瑛，掌握了行动规律。
茅丽瑛已挫败过一次阴谋。
二
这是真实的谍战。一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也是在南京路上——今国际饭店旁体育大厦处，茅丽瑛开完会一个人走在深夜十时半街头。走了一段后，发觉有人跟踪，她直接转身和对方会面。一看，是一位外表斯文的女子，衣襟上有“职妇”证章。“职妇”，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茅丽瑛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
她并不放松警惕，主动上前打招呼，对方只好一路同行。茅丽瑛一路问她姓名、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做贼心虚的这位“新手”一一如实回答，把金光楣为她编好的一套假话，忘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金光楣一听，就叫她罢手。
这名女子叫邬秀娟，平时身份是小学教师，善于交际，看过一些“左”派出版物，一位同窗好友已加入“职妇”。就此被金光楣看中，她也已混进“职妇”，搜集了一些情报。那张茅丽瑛的照片，就是她与同伙去那位同窗好友家玩，吃过午饭后，提出看看对方相册，在对方一一介绍后，由同伙趁机偷偷取走的。
没有谍战剧中的大场面，但就这么一个小小举动，最终关联了茅丽瑛的命。
还有一名“深喉”，早在邬秀娟之前，在上一年5月“职妇”成立前的筹建期，就已经打入“职妇”，成为十名理事之一，与茅丽瑛等结为“十姐妹”。
这个人叫姚爱珠，平时身份是立信会计事务所计稽科的助理员，是工部局警务处（俗称巡捕房）政治部一科探长薛志良直接控制的情报员。早在中华职业高级商科学校读书时，她就由叔父（薛手下探员）介绍给自己的上司，每月领取20元津贴。她还曾打入抗日救国联合会，并进入李公朴任校长的量才补习学校，是一名“老手”，颇被薛赏识。她利用自己的会计业务特长，在“职妇”分管服务股，对不少情况了如指掌。
其实大半年前，她与调去老闸捕房的薛志良，已经断了关系。不过她叔父很快又与“76号”接上了头，对方正急于物色人员，她每月津贴升为100元。
薛志良还布置过第3个人——以《新闻报》外勤记者为掩护的徐丰涟，借采访“职妇”进行调查。
这便是当时真实的斗争一线。工部局警务处政治部一科、汪伪特工总部第三处侦行组、汪伪“国民党”中央社会部妇女组3条渠道，3名敌特，交织密布在茅丽瑛周围。
恐吓，也半年便3次。
三
第1次是这年6月7日下午，一枚子弹与一封匿名恐吓信——“立即停止，否则将与你们不利”，被送到广播电台。
茅丽瑛非常坚决：“继续播音。”
这是一次“在上海尚属创举”的义卖。聪明的她，邀请了虞洽卿等15位沪上知名人士出任“赞助人”，又动员了一批名伶连办3场活动。播音第1天收到子弹恐吓信，她毫不畏惧，毫不退缩。一位少女送来自己存了12年的储钱罐，表示“为了反对恐吓，我打破扑满，为饥寒的人们添些温暖”。
恐吓于是转向会场主，义卖会前一周，本已租定的会场变卦了，于是不得已延后举办。
这样的事，“竟连续地发生了三次”。
最后，是拿出了“职妇”狭小的会所，通宵布置。挂在正中的标语，是她写下的“一切为义卖”。也就在这段时间，她说了那句著名的话：“我们无论如何一定要举行这个义卖会……我已下定决心，愿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
有一个观点是，此时的她，就已做好一切准备。
7月14日义卖如期开幕举行，取得巨大成功。当天《申报》推出大篇幅《义卖特刊》，有《发刊词》，有15位赞助人签名，有题词，有筹备经过，有鸣谢，还有一首《义卖歌》的歌词和曲谱。正中一篇长文《职妇慈善义卖会感言》，作者落款是“黄定慧”。
即黄慕兰。
当时的茅丽瑛，知不知道这其实是并肩战斗的同志？
第1次恐吓还没结束，义卖开幕当天下午，两个暴徒推倒架子、掀翻长桌，物品撒落一地。而当被抓受审，他们在法庭上，据说竟然供认不讳自己是“76号”派来的。
义卖如期举办2天，所得钱款一部分用于救济租界内难民，一部分秘密支援苏北地区新四军，为前线战士买棉衣。
这是党交给茅丽瑛的秘密任务。
四
第2次恐吓，在“新手”邬秀娟被吓退之后，日本侵略者主办的《新申报》11月17日公开点名：“上海中国共产党之地下活动日渐活泼，开始显露独特之动向……实际以第二史良之中国共产党激烈分子茅丽瑛为中心，为新编第四军文化班担任重大任务，此事既经判明，深遭重视。”
用研究专家的话说：杀机显露。
几天后，金光楣到特工总部第三处副处长在华村15号的住处，报告茅丽瑛情况。第二天，金光楣和黄鸥在此处密议“行动计划”。不久，茅丽瑛遇害。
第3次恐吓，在她离世前后那几天。一位朋友读报看到消息，立即乘公交赶到医院，然而被挡在门外，不得进去。下午再去，依然。第二天，依然。第三天，想尽了办法，终于在医院找到一位好心的看护小姐，两夜照料又传递消息，“却因此遭了医院当局的忌，把她停了职”。
她离世后，“76号”下令，金光楣召集手下史佩珍（即偷走茅丽瑛照片的人）等抄写恐吓信，不准万国殡仪馆停放茅丽瑛的灵柩……丧礼当天，金光楣还指使史佩珍等混入现场人群，想伺机捣乱，后来悄悄溜掉了。
现场，遗像架下，摆着一件黑色旗袍，弹孔“大者如豆、小者如珠”。血衣周围，全是花圈。最后告别时，人们唱起了歌，“起初音调高而清脆，后由悲哀而转低弱，终于成了一片哭声，凄惨极了”。
现场，有这样两副挽联：
——“为义卖而生，惠及灾黎，职妇之光。为义卖而死，怨结歹徒，举国同仇。”
——“茅丽瑛，有后继者为国努力，死当无憾。刽子手，你杀伤了热血同胞，生亦何荣。”
在抗战第9个年头，在南京大屠杀之后，在漫漫长夜难挨的黑暗时刻，为茅丽瑛哀悼，显露人民的心。事实上，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的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茅丽瑛非常突出。
其社会影响，既大又深远。
五
黄慕兰在《感言》对“职妇”的评价是：上海有名的妇女团体，集饱受高深教育、服务社会、各种职业部门的业余姊妹于一堂，工作成绩蒸蒸日上。
1938年5月“职妇”成立时（在今文化广场），会员近百人。不到1年，这个数字就达400多人，后达到500多人。
金光楣1939年10月明确告知手下：妇女组就是要夺取上海妇女界领导权，要搞垮上海妇女界中最活跃的组织——“职妇”。
确实活跃。为无业妇女办培训班，财务、打字、英文、编织……教授一技之长谋生。邀请许广平、斯诺夫人韦尔斯等座谈，成立职业剧团多次公演，活动部门多达唱歌、话剧、漫画、速记、会计、读书讨论等10多个。一篇《访问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写道：“一踏进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的‘螺蛳壳’，就可以看见一幅触目惊心的标语，‘新的女性应参加社会的生产，不应该做寄生虫’，和一群天真的，活泼的，壮健的新中国的姑娘，她们在‘螺蛳壳’里说着，笑着，玩着，学习着，她们是自由的女性，独立的女性，生产的女性。‘螺蛳壳’是她们集体游玩，也是集体学习的世界……是一个最好的学校。”
俱乐部主席茅丽瑛，“性格畅达豪爽，又勇于负责，对一切社会工作，莫不热心苦干，待人和蔼，对己严谨自律，故社会人士莫不受其感动，而佩服其人格”。
她爱说“OK”，于是大家叫她“OK主席”，她便笑着回答：“OK，我是主席，也是大众的牛。”
她的英文是极好的。8岁入学上海启秀女校，她就习得一口流利英语。21岁，在数千考生中，她以英语口语和速记最高分，考进上海江海关任秘书科英文打字员。这个岗位是“金饭碗”，收入高出一般政府机关、公司两三倍。1938年她到“职妇”工作，也拒绝了上海海关的复职邀请与几家大公司的高薪聘请，在启秀女中教学半天，一心把更多精力投入社会服务。
她是铁了心的。那句著名的“为义卖而生，为义卖而死”之外，她还说过“除了工作，生命中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东西”，又留下临终遗言：“我一定要死了，我为工作而牺牲，你们当继续努力。”
她虽是浙江杭州一户“小官吏家庭”的女儿，但依然艰辛：5岁时父亲欠债投湖自尽，不久哥哥又因无钱治病夭折。母亲在亲戚帮助下，到上海启秀女中当校工，她也帮着做些勤杂工作。尽管这样，收入还是养不活全家，妹妹只好送给了别人。
20岁她考上了苏州东吴大学法律系，因为付不起学费，也有说母亲舍不得，一学期便辍学，去考“金饭碗”了。
半年后“九一八”事变，她每个月都拿出一部分工资，转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6年参加中共江海关支部书记胡实声领导的读书会，她逐步认识到：“一切不合理的问题，除了扫除封建思想和反抗帝国主义压迫以外，是不可能彻底解决的。”
1937年“八一三”事变，她3次带队去前线送慰问品，31次去医院为伤兵唱歌演讲。为给伤兵缝制衣服，她“从三楼跑到二楼，跑到一楼，几乎跑遍了江海关的每一个角落，去跟每一个同人捐钱”。钱有了，又去买布。敌机扫射上海街头，店家关门、里弄关门，行人匆匆回家，“而我们的茅丽瑛女士呢，却在恳求伙计快快将布卖给她”。
好不容易买到了布，很难雇车，走着回家，“枪声紧张的时候，她就在墙脚下铁门外，暂时躲着”。
但这些对她来说，应该都不算什么。她的外表是“褐色的皮肤，高耸的鼻梁，宽阔的口，薄薄的嘴唇”，“不十分健康的体格，由于工作的关系，颈背有点驼曲，四季的衣服，极其平常”。她的性情是“并不‘特立独行’，‘标 新立异’”，而是“‘行’人所‘言’，‘言’人所‘行’”。和千千万万同时代的人与同志一样，她的坚定，是现实的耳闻目睹逼人向前。
也有过一个夜晚，她应该极其煎熬。
六
前一天晚上，她还是送别大家的送行者。第二天一早，她却是一起出发的同行者。
“这决定来得太突兀了”，现场一位目击者“诧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注意到“她红红的眼睛，显得是哭泣过来”。
这位目击者写下回忆：
——她提着匆促整理起来的简单的行装，说道：“奇怪吗？我突然决定走！我昨天欢送他们回去，想了一夜，也难过了一夜。”“‘祖国需要着我们，我们要奋身投进战斗……’整整一晚，我想着这句话。我觉得他们这话是对的，我也应该去，我也应该投身进去，于是我就决定了下来。”
——“但是你母亲……”我嗫嚅着。
——“是的，我爱我母亲，但我也爱我祖国，危难中的祖国。”“我母亲年纪也老了，她跟前又只有我一个女儿，她爱我，我爱她，我们平时是相依为命的。”“我流着眼泪跟她解释……我母亲的哭声，几乎动摇了我的决定，但我想到侵略者加于我们祖国我们人民的损害与屠杀，我又坚定了下来。”
——说着，泪水不自觉地又从她红红的眼角流了下来。
茅丽瑛放弃的，还有一笔再过两个月就能拿到的丰厚酬金，相当于一年工资总额。
这是1937年11月11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后，27日黄浦江码头现场一幕。她随一部分积极分子组成的“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南下广州，后来其中一部分去了延安，她也赞同，“我深深感到只有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但我刚才接到电报说：‘母亲病重’，催我回上海，不能同你们一起去了”。
和离开时一样，回沪她也想得很清楚：“母亲的爱是伟大的，然而也是自私的，她不能将爱我之心，移爱于全国无父无母的孤儿，这我并不怪她，因为她是另一代的人了。今后他们要到更远的地方去，我决计回沪，否则将无从弥补这个缺憾。”
她回到上海，见到朋友第一句话就是：“假如我有兄妹的话，我决计不回来了。”
随后她便着手筹建“职妇”，决心将“孤岛”这个敌人的后方变为抗日的前线。1938年5月中旬，党批准了茅丽瑛的入党申请，年底“职妇”党员增至10多人。
考察时，胡实声多次与茅丽瑛谈话，一次问她：“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应该由谁来领导？”她应声作答：“中国共产党。”
垂危时，她一连三次托看护她的护士（“职妇”会员）带口信说：“告诉妈妈（指党组织），我死了不要为我悲伤，我是时刻准备牺牲的，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倍努力，好好应付环境。”
七
1951年，黄鸥（陆秀英）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管会判处死刑，同年9月14日执行。
1958年，曾刺探茅丽瑛行踪、参与谋害茅丽瑛的特务们，被逮捕法办，受到严惩。
1962年，与她共同战斗过的剧作家于伶，以茅丽瑛事迹为原型，创作了舞台剧《七月流火》，1981年又拍成了电影。
1989年，茅丽瑛遇害50周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黄浦区委在和平饭店举行大型座谈会，近300人参加，又在南京东路烈士遇害处勒石纪念。
1990年，原启秀女中、当时的上海第十二中学（现并入上海市向明初级中学），作为母校为烈士塑像。
2014年，茅丽瑛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2020年，一位记者在慈安里大楼寻访烈士遇害具体地点，现场偶遇一位刘姓老先生，将他带去并指着一块区域说：“就是这里，当年我爸爸告诉我，就在一楼楼梯口的转角处。”老先生说，自己也像父辈一样，把茅丽瑛的故事讲给了子孙。
当年入党后，28岁的茅丽瑛思想产生“质的飞跃”：把一直追求的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妇女解放是民族解放的一部分”。
她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们要有热的血，冷的头脑，积极的精神，战斗的意志。我们要随时随地反省，不断地努力克服弱点，那么在未来的新中国里，才配得上称作新的女性！”
这让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邓一帆动情。记者采访了她，本文大部分内容都来自她对茅丽瑛的系统性研究和提供的史料。她真挚地表示：今天读茅丽瑛这段话，依然觉得自己比照“新中国的新女性”还有距离。她特别谈道：茅丽瑛是14年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1931年—1945年间），在上海牺牲的社会影响极大的女共产党员，尤其是影响和带动了许多人。
记者逐渐认识“茅丽瑛”之后一大感受是：她的理念，她的影响，与年久无关，与“女”字无关，其中蕴藏的是人的解放、党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