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公司轮船在峡江抢运内迁物资。根据资料照片设计

1931年8月，一个叫板垣征四郎的日本侵略者对中国进行了一番判断：实际上中国是分散的部落，对一般的民众来说，顶多就是给谁交税的问题，并没有紧密的国家联系……
一个月后，九一八事变，日军在东北大地上长驱直入。六年后，卢沟桥事变，日军狂言三个月内亡华。中国站在了悬崖边。
不过，一个最明显的因素，被日本侵略者忽略了。他们误解了中国人的性格，为失败埋下了伏笔。持续三个月的淞沪会战，粉碎了侵略者的速胜计划，更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士气。
1938年7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上发表，“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一
1935年10月下旬，中共党员、和田汉一同创作《风云儿女》的剧作家夏衍得到一份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他在第二版读到了《八一宣言》。
这份宣言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因长征迟至当年11月才为中共中央核心获知。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精神迅速在国内点燃火种。
一个多月后，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学生们呐喊着“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96岁的马相伯率领283位爱国知识分子签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的学生。上海各界群众纷纷组织起来，抗日救亡团体不断涌现。
在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指引下，救亡运动席卷全国。
1936年5月31日，各地60余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就此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二
1936年11月8日晚间，同兴二厂的日本工头无故殴打一名中国工人，怒火被点燃。
5分钟内，全厂所有的机器设备统统停摆。罢工的消息很快在日商工厂间传开，当天有7个工厂1.5万余人罢工。
15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联合各团体发表“吁请全国同胞援助日商纱厂罢工工人”的呼吁书。23日，在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要求下，国民政府悍然逮捕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7位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史称“七君子事件”。
“救国有罪无罪？如果无罪，应把7位救国会领袖立即释放；如果有罪，则把我们一起关押。”在苏州高等法院，宋庆龄厉声责问法院院长，自请入狱。1937年7月31日，国民党当局不得不释放“七君子”出狱。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感慨，“宋庆龄有许多条路可走，然而她选择了一条最危险、最困难、当时看来也是最无希望的道路。这使她对于年轻的西方人和中国人具有完全的可信性”。
后来，正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得以前往陕北采访，写下了著名的《西行漫记》。
三
1937年盛夏，上海南京路北侧，贵州路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
从放映电影《风云儿女》、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金城大戏院出发，往南走3个路口，一幢外立面铺有褐色面砖的建筑映入眼帘。为了凸显经营者是中国人，宁波老板为其取名为“中国饭店”。
7月，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酝酿中，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初稿。即将赴庐山谈判的周恩来在上海中转。
在中国饭店的房间里，他与奉命重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刘晓等人会谈。周恩来判断：“我们要抓住全面抗战的时机，放手发动群众抗日。……要充分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以文化界为基础，搞好上层进步人士的统战工作。”
那天，刘晓的妻子张毅在外放哨。持续整个下午的会谈结束后，她带回了一份卢沟桥事变的号外。
全民族抗日战争揭开序幕。
1937年7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号召全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周恩来这次到上海，还有一个重要安排，就是专门去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9号）拜访宋庆龄。
见面后，周恩来向宋庆龄详细介绍了中共的政治主张。他还把此次赴庐山将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宋庆龄，得到了她的坚定支持。
四
日本失算了。
日军谋划侵略上海之时，中国南京的最高国防会议上多了3位红军将领——朱德、周恩来、叶剑英。
几天后，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国难当头，谈判的局面旋即转变。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了。
“这两块钱贡献给我爸爸的战友们。”《申报》收到了一张字条和两元国币。寄信人是个叫刘侬荪的5岁小姑娘，她把自己省下来的糖果钱用来慰劳抗日将士，她的爸爸刘蕴嘉“亦抗战中之一员也”。
“一分钱慰劳将士爱国捐”“节约献金”……不分男女老少、无论贫富贱贵都热烈响应，踊跃捐献。1937年10月10日《申报夕刊》的一篇报道记录：“不论贩夫走卒，爱国心颇为热烈，马路上之卖冰水、卖糖果者，均以全日收入连本报效，其他炒面摊、卖夜茶等处，大都定一日期将该晚营业收入全数报效。”
天气渐冷，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及各界救亡协会组织40万市民，连夜为前线将士赶制20万件棉背心；学协动员全市学生，10天赶制了10万双手套。
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英勇杀敌，猛烈的枪炮声中，各类军需物资被源源不断送往前线阵地。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于夜间游过苏州河，把中国旗帜送入四行仓库。
上海民众声援震天，这是向世界的宣言：中国不降！
五
这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斗为工商业力量、教育资源的内迁争取了时间，也在东方战场上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争取了时间。
1937年8月，大迁徙在战火中开始。人们冒着炮火，日夜苦干，拆分机器筹备内迁。每遇敌机轰炸，总有人牺牲在机器旁。
武汉会战打响时，惊心动魄的大迁徙正在进行。1938年10月，武汉以西300公里的宜昌码头，拥堵了大量上海、南京等地内迁的物资。此刻，离长江枯水期只有40天。
日军战机呼啸袭击，轮船、木船在峡江上穿梭，把身体弯曲成弓状的纤夫用脊背拉出生命航道，从宜昌抢运物资入川，战时中国的工业命脉得以幸存。
为保存文脉，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交通大学等上海的各大高校也分头迁往内地。
内迁大军中，有一对来自上海宝山的兄弟，一个叫李崇道，一个叫李政道。他们徒步走向西南，在贵州遵义考入浙江大学。李政道因成绩优异，又被推荐到西南联大。在这所战时联合办学的高校里，他还有一位著名的同学——杨振宁。
随清华大学迁至昆明的朱自清感慨：“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
1938年，荷兰电影人伊文思来到中国，将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勇形象拍成纪录片《四万万人民》，预言了中国的最终胜利。
那个在日本侵略者计划中被忽略的因素，正是中国四万万人民的觉醒，正是中国人万众一心奋勇抗争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