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4月，黄炎培与中华职业教育社抗战工作讨论会全体代表合影。

抗日战争14年间，黄炎培“加入政治活动”，个人抗战推动社会抗战、全民族抗战，实现从职教救国到抗战救国的转变，为推动全国人民抗战起到重要作用。
“但愿我言而不中”
1931年4月22日，黄炎培第五次赴日本考察职业教育，回国途中，他目睹日本政府在大办青年团，备战的气氛十分浓厚，暴露出日本妄图“吞并中国”的狼子野心。黄炎培收集有关日本企图侵略中国的资料，购买了暴露日本军阀侵华计划的3本书，急忙乘船返回国内。
黄炎培返回上海后，立即在《申报》上连续发表《黄海环游记》，深刻地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妄图灭亡中国的阴谋，希望全体中国人民团结一致，为国效命，做好准备坚决抵御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
5月29日，黄炎培前往南京，面见蒋介石与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会见时，黄炎培讲述了他在日本的所见所闻和日本将在本年内对华出兵的计划，以及日本准备封锁中国海岸，攻占徐州，截断津浦路；再侵占郑州，截断平汉路，取我中华之丰富资源，做其侵略中华之军事后援等。蒋介石始终默不作声。
站在一旁的王正廷大笑着说：“如果你黄任之知道日本要打我，日本才不打我哩，如果日本真要打我，你黄任之是不会知道的。”黄炎培听后十分气愤地说：“很好，但愿我言而不中。”
“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坚定了黄炎培早期对日本一定侵华的认知。黄炎培对蒋介石与国民党政府不听忠告，致使中国大好河山沦陷于日本侵略者铁蹄之下，以及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束手无策与软弱无能十分气愤。为此，黄炎培认识到必须唤起广大民众起来抗日。
9月26日，黄炎培、江问渔、杨卫玉联合上海具有爱国反帝热忱的人士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7日，黄炎培、江问渔赶赴南京，以抗日救国会代表的名义会见蒋介石，陈述对时局的意见，当面要求他出兵抗日。12月23日，中华职教社创办《救国通讯》，报道“国难要闻”“国难大事”。
1932年1月13日，黄炎培和熊希龄、马相伯、章太炎等60余人，以中国国难救济会名义，通电全国，及南京政府蒋介石、汪精卫等人，主张“即日归政全民，召集国民会议，产生救国政府，俾全民共同奋斗”。1月28日，淞沪抗战打响后，黄炎培联合上海各界人士，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支援前线。黄炎培、江问渔还协助“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创办了“一·二八残废院”，以收容参加淞沪抗战负伤致残的军人。4月，黄炎培和史量才等组织“国难会”，并联名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不抵抗政策。
1933年1月，日寇占领山海关和九门口，华北危在旦夕，黄炎培再度北上平津，与当地政要人物和各界领袖会商。之后，又匆匆赶回南京，找到宋子文等国民党大员，力陈安定华北、援助热河的紧要性与重要性。继而又拉宋子文一起北上，到北平后组织了东北热河后援会，并发动平津银行界每月献款3万元以解决财政困难。随后，黄炎培又与宋子文、张学良等一起视察防务，并在承德写下了“朝阳鼙鼓声声急，盼断登坛大将麾”的诗句，表达出渴望有人出来领导抗战的焦虑心情。
1935年4月起，黄炎培从上海出发，经徐州、开封、西安、潼关、郑州，一路上一边宣传抗日，一边进行职业教育的讲座。5月，应邀前往河南大学讲授职业教育。面临中国抗日的严峻形势，黄炎培提出：“职业教育固然很重要，但非根本问题。根本问题不能解决，职业教育亦无办法。”黄炎培又说：“这根本问题，一是动员全国民众抵御日本侵略，积极投身抗日救国之中；二是要增强我国的国力与储备人力资源，为抗日救国增强后备力量。”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面对蒋介石仍顽固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黄炎培痛心疾首，发表文章，呼吁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战。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的第三天，黄炎培就在职教社骨干中组织了“铁社”，决定集中全社的一切人力物力参加抗战工作，全社人员立即分头行动，为二十九军募捐筹饷。
同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黄炎培全力以赴。他首先发动了平日所联系的工商界力量，并与中华职教社同仁一道，夜以继日地投入抗日救亡工作。黄炎培和江问渔奔赴济南募得棉背心1.2万件，连夜押运回上海。同时，还组织民众募捐筹饷支援前线，修筑工事；组织医疗队和后方医院，救护负伤战士；在后方筹建难民所，收容安抚战区难民。其间，黄炎培被上海各界推选为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
在短短几个月内，黄炎培为抗战事宜往返南京、上海之间九次，并会同江问渔、晏阳初、梁漱溟等当面要求蒋介石发动群众进行全面抗战。11月11日，上海沦陷，成为日军占领下的“孤岛”。黄炎培于11月6日上海陷落前五天离开上海赴武汉。
1938年2月11日，黄炎培等中华职业教育社领导离开上海之后，抵达了武汉。4月，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黄炎培被聘为国民参政员。7月6日，黄炎培、冷遹、江恒源被国民政府聘为参政员。在第一次参政会上，黄炎培结识了中共人士周恩来、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黄炎培任国民参政员后，积极参加抗战活动，3个多月中奔走于北京、上海之间达9次之多。11月1日，黄炎培从武汉辗转迁往重庆，参加在重庆举办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
1938年11月1日，黄炎培从武汉辗转迁往重庆，参加在重庆举办的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1938年12月，为思考解决中国根本问题和职教救国的基本理论，黄炎培前往重庆南温泉，撰写了《我之人生观与吾人从事职业教育之基本理论》，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昆明召开抗战工作讨论会、规划抗战时期的工作方向（史称“昆明会议”）、提出“职业教育跟着政治走”奠定了基础。
1942年7月初，抗战战势吃紧。从1942年6月30日至7月4日，黄炎培在成都金陵大学开设“中华复兴十讲”，前五讲结合世界大战形势对中国抗战局势进行了系统分析，论述了我国积弱的国情、社会病灶、50年来的教育状况，并预测了未来战争的走向。第六讲到第十讲提出中华复兴系列理论。
1945年8月10日，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黄炎培喜不自禁，夜不成寐。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是夜辗转不能成寐。自七七以来，八年又卅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十四年不足卅八天，中间残杀我国同胞。此数年更残杀我盟国同胞，不知多多少少。天网恢恢，元恶终归殄灭，而死者岂可复生。以我一人论，十四年来之努力，徒为抗敌救国耳。”
（作者系重庆市黄炎培职业教育思想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统一战线历史重庆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