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10日，是故宫博物院百年诞辰的纪念日。
一场名为 “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 的特展，正静静地迎接每一位观众，而在紫禁城的东北隅，一处曾经深藏的隐秘花园——乾隆花园，正随着“世纪大修”的推进，向世人揭开面纱，几乎在同时，总投资20多亿元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主体结构已经完工……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文化现场，这不仅在回顾一段宏大的历史，更在踏入一片鲜活的现场。故宫守护的百年，只是一个章节的结束，对于永恒的文化而言，故宫的守护，更在未来。
在北京城的中心，一片金色的琉璃瓦海之下，环绕着三公里长的朱红宫墙，坐落着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质结构古建筑群——紫禁城。它已巍然屹立了六百多个春秋，见证了两个王朝的兴衰存亡。然而，相较于它作为明清两代皇宫的五百余年历史，其作为“故宫”——一座向全民开放的博物馆——的百年历程，或许更具深远的意义。这一百年，是一场从森严禁地到文化殿堂的伟大转型，是一曲在战火与动荡中守护文明的火炬传递，更是一部古老文化遗产与现代中国对话、融合并重焕生机的史诗。
帝制的终结与博物院的诞生
紫禁城作为皇宫的命运，在1912年2月12日随着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而正式终结。但依据民国政府与清室签订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及其皇室成员仍可居住于紫禁城的“后寝”区域，而“前朝”部分则由民国政府接管。这座宫城由此被一分为二，形成了“宫”中之“国”的奇特局面，昔日帝王的居所俨然成了一个时空错位的“国中之国”。

1900年的紫禁城

历史的转折点在1924年到来。是年11月5日，冯玉祥发动“政变”，派遣将领鹿钟麟、知名人士李石曾等人携《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进入紫禁城，以强硬的姿态要求溥仪限时离宫。这一日，象征着中国封建帝制的最终、最彻底的清算。皇帝被驱逐了，但这座拥有九千多间房屋、藏有无数奇珍异宝的庞大建筑群，将何去何从？

1924年，冯玉祥发动“政变”，派遣将领进入紫禁城

在驱逐溥仪当日，一个名为“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机构便迅速成立，其核心任务便是清点宫内物品，为建立博物馆做准备。这是一个充满远见与勇气的决定。它意味着，这座曾经代表至高皇权的建筑，其归属权与意义将被彻底改写——从爱新觉罗氏的私产，转变为中华民族的公共文化财产。

故宫藏清宫玺印

经过近一年紧张繁复的清点与筹备，1925年10月10日，神武门门额上悬挂起了“故宫博物院”的匾额。大门徐徐开启，昔日戒备森严、百姓望之悚然的皇家禁地，首次向普通民众敞开了怀抱。据当时报载，北京城万人空巷，市民们蜂拥而入，争相一窥皇帝“家里”的模样。这一刻，标志着中国现代博物馆事业一个划时代的开端。“故宫”这个名称，从此不再指代一个逝去的王朝，而是一个属于全体国民的文化殿堂。 它的诞生，不仅是对一座物理空间的解放，更是对公众文化权利的一次伟大启蒙。

故宫旧影

世界文物迁移史上的奇迹
故宫博物院的早期岁月并非坦途，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然而，谁也未料到，一场空前绝后的文化迁徙即将上演，其历程之艰辛、规模之浩大、意义之深远，在世界文物迁移史上都堪称奇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沦陷，华北告急。山雨欲来风满楼，北平城内的有识之士已敏锐地察觉到，故宫内承载着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珍宝，正面临战火的威胁。一场关于“国宝南迁”的激烈辩论在院内乃至全国展开。反对者声音强烈，认为此举会动摇民心，且长途跋涉，文物损毁风险极高。但在时任院长易培基等人的力主下，南迁之议最终得以通过。
1933年2月5日深夜，是一个值得被永久铭记的时刻。 在军队的严密护卫下，第一批南迁文物从神武门广场启运。共计13427箱又64包的文物，包括青铜器、书画、瓷器、玉器、典籍文献等国之重器，开始了它们长达十余年、跨越两万里的“文化长征”。这支特殊的队伍，先乘火车至南京，后分南、中、北三路，辗转于上海、南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他们躲过了日军的轰炸，避开了土匪的骚扰，克服了潮湿、白蚁等恶劣的自然环境。
在贵州安顺的华严洞、四川乐山的安谷乡、峨眉的大佛寺，故宫职员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将文物藏于洞中、置于祠堂，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民族的文明火种。在整个迁徙过程中，虽有惊心动魄，但文物损失极小，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场伟大的迁徙，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转移，更是一次民族精神与文化血脉的顽强延续。 它向世界宣告，一个民族或许会暂时遭受武力上的侵略，但其文明根脉绝不会因此而断绝。1
抗战胜利后，部分南迁文物被运回南京。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爆发，这批文物的命运再次出现分歧。1948年底至1949年初，国民党政权从南京库房中挑选了2972箱精品文物，分三批运往台湾，后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基。而留在南京以及后来陆续北返的文物，则成为了北京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重建与发展的核心收藏。一宫文物分海峡，从此“故宫”有两家。 这段历史，为故宫的百年叙事增添了一抹复杂而悲壮的色彩。
发展、波折与走向世界的开放
1949年，故宫博物院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政府立即着手对年久失修的古建筑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维修，清理河道，整治环境，让这座古老的宫城重新焕发出生机。在1950年代前后，故宫的定位更侧重于其作为“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属性，举办了多项重要的历史文物陈列，向公众系统地展示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明。
然而，历史的进程总是充满波折。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由于历史的原因，故宫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在“破四旧”的狂潮中，大量历史文化遗产遭受磨难。万幸的是，在这危急存亡之秋，1966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毅然下令关闭故宫，并派遣军队驻守保护。这道命令，如同一把巨大的保护伞，将紫禁城与外面的风暴暂时隔离开来。 尽管仍有零星破坏发生，但故宫的整体建筑格局和核心藏品得以保全，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之大幸。
在动荡的年代里，故宫的守护者们也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与智慧。许多工作人员提前将重要的匾额用灰泥覆盖，将易碎的瓷器装箱封存，甚至冒着风险将一些被认为“有问题”的文物偷偷隐藏起来。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默默坚守，才使得我们今天仍能目睹这座文化圣殿的昔日辉煌。
改革开放后，故宫也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开放时代。1987年，是故宫历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份。在这一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故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意味着，故宫的价值获得了全世界的公认，它不再仅仅属于中国，更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瑰宝。这一身份的确立，极大地提升了故宫的国际地位，也对其保护、管理与研究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要求。
与此同时，故宫的“宫门”越开越大。参观的限制逐步放宽，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如潮水般涌入。故宫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神秘莫测的禁区，而是成为了中国对外开放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展览活动日益频繁，与国际顶级博物馆的合作日益深化，故宫的珍宝开始以更加系统、专业的方式走向世界，向全球观众讲述中国故事。
在这一时期，故宫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了黄金时代。对古建筑的精密测绘、对文物藏品的系统整理、对明清宫廷历史的深入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故宫博物院院刊》等学术期刊成为交流的重要平台，一代又一代的“故宫人”甘于寂寞，在故纸堆与文物库房中皓首穷经，默默夯实着这座博物馆的学术根基。

故宫收藏的宋画《清明上河图》局部

古建大修与数字新生：从故宫到故宫博物院
进入21世纪，故宫迎来了其六百年生命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休养生息”——“百年大修”规划。自2002年启动，这项计划预计持续至2020年，旨在全面、彻底地修复紫禁城的古老建筑。
这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简单的“修旧如新”，更是一场遵循“最小干预”、“保护历史信息”等现代文物保护原则的科学实践。以武英殿、慈宁宫等区域的修复为先声，而乾隆花园则堪称这项工程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对其内部诸如倦勤斋通景画、符望阁漆纱等脆弱工艺的修复，故宫与美国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等机构的合作，展现了国际化、高科技在文物保护中的巨大潜力。这不仅是修复建筑，更是唤醒一段凝固的、极度精致的帝王梦。
几乎与古建大修同步，另一场革命也在悄然发生——数字故宫的崛起。面对汹涌的游客潮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故宫敏锐地抓住了数字技术的翅膀。官方网站的建立、首批数字影像资料的入库，标志着故宫迈出了“数字永生”的第一步。虽然在这一阶段，其数字化的成果更多是基础性的，但它为日后引爆全网的文创风暴和媒体传播，埋下了至关重要的种子。
此外，《故宫博物院2004-2010年藏品清理工作规划》全面准确摸清了故宫藏品的家底。从2004年至2010年12月底，经过7年全面系统的普查整理，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数量从100万件左右增加至1807558件（套），将文物藏品数量精确到了个位，珍贵文物达到93.2%，这是故宫博物院自建院以来，在文物藏品数量上第一个最全面、最准确的数字。

故宫博物院神武门

2012年，单霁翔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故宫进入了一个“网红”时代。单霁翔以其开放的理念和极具传播力的表达，推动故宫进行了一场深刻的文化与运营革命。在他的主导下，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革得以推行：环境整治与开放区域扩大：昔日拥堵的售票窗口被现代化的网络预约系统取代；宫内的临时建筑、不协调的现代设施被一一清除；开放区域从过去的30%扩大到80%以上，神秘的寿康宫、断虹桥、午门雁翅楼等区域首次向公众揭开面纱。而乾隆花园的逐步开放，正是这一“开放哲学”最极致的体现。
文创产业方面，故宫将自己深厚的文化IP与时尚设计紧密结合，开发出了上万种文创产品。从“朕知道了”胶带到故宫口红，从“紫禁城雪糕”到各种APP，故宫文创年销售额突破15亿元，成功地将文化影响力转化为了巨大的市场价值，并让传统文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切姿态走进了寻常百姓的生活。
此外，《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火爆出圈，让一批默默无闻的文物修复师成为大众偶像；《上新了·故宫》等综艺节目以轻松有趣的方式解读历史。故宫，从一个严肃的历史符号，变成了一个可亲、可近、可爱的“文化网红”。

故宫博物院匾额

2015年，故宫博物院在建院90周年之际宣布，“故宫博物院”这个名字，重点终于落在了“博物院”上。这一字之重，意味深远。 它标志着故宫终于完成了从一座古老的皇宫到一座功能完善、理念先进、服务公众的现代博物馆的本质性跨越。
从北部院区到下一个百年的守望
近日，备受瞩目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传来消息：项目主体结构已全面完工，正式转入内部装修与设备安装阶段。这也预示着故宫的文物保护与展示格局将迎来一次历史性的飞跃。
故宫博物院，这座拥有超过186万件珍贵藏品的世界级文化艺术宝库，长期以来面临着“有宝难展”的甜蜜负担。紫禁城古建筑本身是不可撼动的文物，其空间格局、承重能力及温湿度控制严格限制了大型、珍贵文物的展出条件。据统计，本院每年能展出的文物仅约1万件，不到总藏品的1%，大量珍贵文物深藏库房，无缘与公众见面。加之每年超过千万的游客流量，让古老的紫禁城承受着巨大的保护与运营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地处海淀区西北旺镇的故宫博物院北院区的规划与建设被提上日程，并成为国家“十四五”规划的重大文化设施。它并非一个简单的分院或仓库，而是一个集文物收藏、展览、修复、研究、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博物馆园区。据北京发布近日报道，历经周密施工，这座总投资超21亿的文化新地标已雏形初现，预计2026年5月竣工。

故宫博物院北院区项目效果图

从空中俯瞰，北院区的建筑雏形已然显现。其设计理念汲取了故宫经典的中轴线布局与紫禁城建筑的色彩元素，金色的屋顶、红色的墙体在远山绿树的映衬下，气势恢宏，又与故宫本院一脉相承。这片占地11.55万平方米的广阔空间，为未来多样化的文化功能实现提供了无限可能。
从1925到2025，故宫的这一个百年，是颠沛流离与涅槃重生的百年，是守护传承与创新发展的百年。它从一座象征封闭与特权的皇城，转变为一座代表开放与共享的博物院；它从历史的“活化石”，转变为积极参与现代文化创造的“活水体”。
这一百年，几代“故宫人”以对历史的敬畏、对民族的责任、对文明的热爱，守望着这座六百年的紫禁城。他们不仅是建筑的维修者、文物的保管者，更是文明的阐释者和传播者。如今，这份守望的接力棒正在传递给新一代。“百年守护”特展，是对过去的总结；而无论是乾隆花园的开放，还是故宫北院区的建设，则是面向未来的宣言。
一百年，只是一个章节的结束；对于永恒的文化而言，故宫的守护，更在未来。
（本文参考故宫博物院相关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