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乐父母在酒泉时的全家照

 

 1958年陈卫、陈平父亲离开上海前拍的全家福

 

1959年5月，张明父亲张定宇赴新疆前全家摄于北京北海公园。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句响彻神州大地的时代强音，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召唤无数热血青年奔赴新疆。他们之中，有毅然西行的大学生，有技艺精湛的技术工人，也有经验丰富的党政干部。本报记者根据一批“疆二代”的回忆录与口述史料，回忆起这些建设者投身边疆，在天山南北之间，用青春书写下的一段段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
听从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据《新疆通志·人事志》等史料记载，自20世纪50年代起，内地陆续调入新疆的干部、复员军人及各类人员规模达数十万。他们参与垦荒、工业建设和文化教育等事业，为新疆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张永乐的父亲就是那个时候来到新疆的：“本以为这辈子和遥远的新疆不会有任何关联，但很突然，父亲接到了一纸调令，将他从酒泉专员的地师级岗位，调到新疆刚刚组建的县团级的可可托海矿管处任经理。”
这相当于降职来新疆工作。张永乐曾好奇地问父亲：“为什么在万万千千部队和地方干部中偏偏选中了你呢？”父亲说：“可能是因为自己曾在延安抗大学习过俄文专业，与苏方交流方便吧！”其实，父亲在新疆退休，还没有解放初在甘肃的职位高。不过，父母至死也不后悔。他们说，是新疆给了他们为国家作最大贡献的机会！
张明晚年时，经常回忆起父亲张定宇带着一家主动申请支援新疆的情景。当时张家4代7口人：60多岁的姥姥，41岁的张定宇，39岁的郭坤祥，以及张明等4个从11岁到不到2岁的孩子。去新疆相当于举家西迁，母亲所在学校人员严重不足，尤其缺少高年级的语文老师，母亲一时还脱不开身，无法成行。高教部的人事部门提出请父亲考虑以后再走。
但父亲坚决要求第一批就走，母亲也坚决支持。
1959年5月21日，父亲和同行的20多人一起登上了西去的列车，奔赴了新疆。那时铁路只通到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尾亚，从尾亚到乌鲁木齐还要换乘汽车，全程走了约半个月。张明晚年回忆：
1960年10月4日，在北京生活了将近40年的母亲，领着我们出生在北京的四兄妹，跟着匆匆走在前面的父亲，来到了北京永定门火车站，乘火车离开了北京。第一站先到了西安。为了省去进出站的麻烦，我们干脆就没有出站，一小时后坐上了前往兰州的列车。在兰州住了两晚，换乘了从兰州开往终点站哈密的火车。到达哈密时天已经黑了。由于哈密刚通车不久，火车站周边的配套服务设施一时还跟不上，所以住宿条件比较差，当晚我们只能住在号称“简易旅店”的帐篷里，睡地铺。晚上很冷，小昉冻得感冒发烧了。第二天父亲去汽车总站打听发往乌鲁木齐的客运班车，没有，而且一连三天都没有。幸亏父亲联系上了一辆卸了货准备空车返回乌鲁木齐的大卡车，司机同意拉我们。谈好了价钱后，我们一起上到了这辆带篷的货车的车斗里，坐在了里面放的几条长凳上。天不亮就上路，天黑了才住宿，披星戴月走了三天，终于在10月14日的下午到达了乌鲁木齐。
父亲张定宇被分配到新疆教育出版社，开始了他的边疆出版事业。1982年以来，张定宇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新疆分会的创建人之一，为民进新疆分会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奔赴新疆的人潮中，有3位西北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李镜镛、李国荃和董守吉。1950年底，三人被派往新疆充实公检法系统。根据李镜镛的孩子李维青回忆：
那时他们三人都有一股子革命热情，哪里艰苦，哪里需要，哪里就是目标。我母亲侯玉林在西安刚参加革命工作，听说派父亲到新疆，她很坚定地跟随父亲一起来疆。董守吉当时正在与吴凤娥谈恋爱，当得知组织上派自己去新疆时，两人商议提前举办婚礼，一起来到新疆。
“哪里艰苦哪安家”不仅仅是誓言，一代热血青年不远万里奔赴新疆，奠定边疆发展的基石；他们纯粹而丰盈的精神世界，依然闪耀着青春的光芒。
艰苦创业：戈壁滩上绘新图
20世纪50年代的梧桐窝非常寒冷，冬天的平均气温都在零下30摄氏度以下。1959年冬天，农场的汽车全部被师里调去执行紧急任务，没有汽车拉煤。总场让周婉荣临时担任运输队指导员，她只好把仅有的几辆轮胎拖拉机组织起来去拉煤。由于路滑，速度慢，一天只能往返一趟。据女儿王卡佳回忆：
拉煤的车常常是凌晨2点多返回，母亲就一直守候在食堂等着司机们回来，然后安排大家吃饭。每次拉的煤仅够维持食堂做饭用，职工还是没火取暖。司机看我母亲太辛苦，就从车上偷偷搬了两块煤放在她的宿舍门口，母亲每天深夜回屋倒头便睡，哪有时间去生火。直到开春，这两块煤也没有派上用场。
焦子才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毕业生，1955年响应国家号召来到新疆，参与全疆水资源勘察和利用规划工作。1956年6月，他参加开都河勘测队，对开都河中下游河段进行水资源普查。队伍白天测量地质水文，晚上露宿河边。行进到哈布齐里口处时，遇山洪和连降大雨，粮食运不进去，工作队断粮4天，只能靠挖野菜充饥。
在开都河峡谷普查时，队伍常被困在山崖上——黄羊能跳过陡壁，人却无路可走。队员们只能用勘探工具小尖钻，在悬崖壁上抠出石缝，冒着生命危险通过。1957年4月，焦子才任叶尔羌河流域普查队技术队长。勘查河源乔戈里峰时，河水突然上涨，渡河中他骑的马被冲到水中，被大水冲走300米，幸好被救上岸。
1957年底踏勘173公里峡谷，焦子才等5人轻装精兵沿各沟口进到干流，两个月吃不到盐。结果每个人头发变白，鼻孔都长出了白毛，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邓毅云1949年参加革命，1950年随部队投入西北铁路建设。他回忆说，修建天水到兰州的铁路时，使用的是从国民政府接收的美制筑路机械，虽然先进但配件匮乏。材料室派人到上海旧仓库中寻找配件，技术工人则利用现有车间和机床自制配件，保证机械设备正常运转。技术人员通过自力更生，自制配件率达63%。
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援疆者们以惊人的毅力开展建设工作。
无私奉献：平凡岗位见精神
张定宇到新疆教育出版社后，由于工作繁重，出差频繁，再加上饮食不习惯（他是江苏人，不吃羊肉和辣椒），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常常疼痛难忍，但仍坚持工作。
20世纪70年代初，新疆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重任交给了张定宇。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他早出夜归，往返于出版社、印刷厂和家之间。有时加班到凌晨两三点，回不了家就在办公室或印刷厂的沙发桌上休息几小时，天亮继续工作，最终出色完成任务。
张定宇的妻子郭坤祥被分配到实验中学教语文。从教小学一下子升格为教中学，难度很大。她起早贪黑地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每周要批改100多篇作文。她还主动要求担任班主任，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家访，几乎全班50名学生的家都去过，实现了家校配合共同教育。
1965年11月的一天，乌鲁木齐发生6.7级地震。当时郭坤祥正在三楼教室上课，见讲台上方的日光灯管摇晃得厉害，怕灯管掉下伤到学生，就用一只手抓住灯管，同时指挥学生赶快离开教室。“郭老师临危握灯管”的故事在校园里流传很久。
20世纪50年代，我国生化试剂依赖进口。据陈卫、陈平回忆，其父母陈善明夫妇与团队在新疆化学所初创时期，克服艰苦条件，连透析袋都需用白布自制。提取过程中，科研人员的手部常被提取液腐蚀溃烂，却因活性未失而倍感振奋。最终他们成功研制出高活性胰蛋白酶，填补国内空白，成为新疆科技自主创新的重要代表。
张永乐在回忆张鹏进疆时说：由于半年大雪封山，不封山时也道路崎岖，运输困难，那时的可可托海矿区几乎没有什么肉类供应，蔬菜水果更是奢望，大家都吃着勉强够果腹，还掺杂着细砂等杂物的粮食，穿着笨重加厚的棉衣棉裤和毡靴，尽管全副武装，还难免被冻伤。凭着一股为国争光的劲儿，机器设备不够用，就人工上，爸爸和他的战友们冒着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钢钎翘、镐头挖、铁锹铲、肩膀担，挖掘运输矿石。妈妈也和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一起上前线，用榔头一锤一锤粉碎矿石。夏天敲，冬天也敲，坐久了站不起来，胳膊也痛得抬不起来了。
平凡而伟大的援疆者，以默默奉献和专业热忱扎根新疆，汇聚成当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宝贵的精神力量。
家庭支持：大爱无声铸丰碑
高培芳在给儿子讲进疆之路时回忆：我们从临洮到吐鲁番将近2000公里走了3个月。随后乘汽车先期到达喀什。进行业务培训后我被分配到二军司令部机要科工作，认识了机要科的陈西夫同志。也许是应了一句老话：千里姻缘一线牵。一年后，我们结为伴侣，组建了家庭。从此，我们在新疆扎下了根。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是1957年成立的，成立初期各方面人才奇缺。陈卫、陈平在回忆父亲来新疆工作时提到：
1958年10月在彭加木的推荐下，新疆分院先后发3封电报，希望我父亲来新疆工作。面对祖国的需要，父亲放弃了上海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调到了新疆分院。父亲调离上海不久，我妈妈单位也分出一半建制西迁到甘肃张掖十里行宫，每周都要把5岁的二女儿，徒步送到张掖市幼儿园全托。妈妈留下另两个孩子在上海由保姆照顾，一个家分了三个地方。我们全家人高度支持父母亲的决定，为了祖国发展的需要，一切都是值得的。
王安润的父母王建勋和胡凤英是陕西汉阴人。据王安润回忆，父亲由第二师34团团部下放到14连一个叫巴斯曼的地方。连队最奢侈的甜食就是大食堂蒸的红糖包子，再下来要数地里的甜菜疙瘩和苞谷秆子了。家里的日子捉襟见肘，母亲带着姐姐和二哥没日没夜地拾棉花剥野麻皮贴补。即便是这样，日子也才勉勉强强过得去，但是母亲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家庭是援疆者们最坚强的后盾。许多援疆者的子女从小就学会了独立和自强。张家的两个孩子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能替母亲步行一个小时到邮局寄钱取包裹，或去买凭票供应的肉食。郭坤祥甚至让孩子们从实验中学用扁担挑水回家，穿街走巷走一公里路，为的是让他们“经受艰苦劳动的磨炼”。
他们用理解和支持，用牺牲和奉献，为援疆事业注入了温暖而坚定的力量。
民族团结：同心共筑新边疆
周婉荣是湖南桃源人，1950年参军进疆，后参加伊犁土改工作。她所在的武功村人员结构复杂，有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还有俄罗斯人、蒙古人和阿富汗人，各种情况交织在一起。
工作队员分散在少数民族家里吃住，他们尊重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进门后绕着墙根走到要坐的地方；主人做“乃玛孜”时，工作队员神情严肃地坐在一边绝不打扰；主人请喝茶时，不论碗多大都得喝完，否则就是对主人的不敬。工作队还帮助村民打馕、抱孩子、挑水、劈柴、扫院子，逐渐取得了村民们的信任。
土改期间，周婉荣与王寿臣相识相爱。王寿臣一表人才，追求他的姑娘不少，但他看中了周婉荣。当被问及为什么选择周婉荣时，王寿臣回答：“我就是要找一个有才华、工作能力强、志趣相投的人做伴侣。”
援疆者们不仅自己尊重民族习俗，还教育子女热爱民族团结。经常有少数民族同事到张定宇和郭坤祥家中探讨汉语词汇或语法问题，不论是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还是锡伯族的同事，他们都热情欢迎，清茶一杯，娓娓而谈。孩子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从小就学会了尊重各民族文化，与各族小朋友和睦相处。
李镜镛、李国荃和董守吉三家人到新疆后，5人只有一间房子。房间里一张稍大点的床给李镜镛夫妇睡，两张小单人床拼在一起给董守吉夫妇和李国荃3人合睡。高级法院的人开玩笑说：“你们这两家半人住在一起，都搞不清谁和谁是两口子。”
真诚和尊重能打破隔阂，互助和合作能促进融合，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他们在共同努力创造美好的生活。
精神传承：边疆永驻忠魂
2010年以来，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启动。国务院新闻办《新疆的若干历史问题》白皮书显示，2010年至2020年间，19个对口援疆省市累计投入资金1074亿元，实施项目1.2万个，选派干部人才3.2万人次。
援疆者们将一生奉献给了新疆，他们的精神也传承给了下一代。许多援疆者的子女继续留在新疆，成为建设边疆的中坚力量。王安润在文章中提到：“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我们一家三代人何尝不是如此？”他的儿子王昕从北京返回新疆，考入新疆日报社，工作三年多就获得中国新闻奖二等奖。
张定宇的小女儿张昀后来回忆说，父亲一生严于律己，公私分明。他享受“红本”医疗待遇，但从未用此给家人开过药，一次都没有。“公就是公，私就是私，私人绝对不能侵占公家一丝一毫的便宜。”这是张定宇一生恪守的原则。
83岁的郭坤祥已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左腿股骨头骨折，2003年夏天，她写出了一本30多万字的《我的回忆录》。她在结束语中写道：“前后我总共教了31年的书……我尽了一个人民教师的职责，完成了当人民教师的义务，我感到光荣和幸福！”
李镜镛、李国荃和董守吉三家人相约不留骨灰不立碑。董守吉与吴凤娥的儿子董务江将父母骨灰埋置在天山上。2023年7月26日，李镜镛的子女将父母骨灰撒埋在博格达峰下，实现了父母永爱新疆、永留新疆的愿望。他们的骨灰融入天山泥土，他们的精神永远留在新疆这片他们深爱的土地。
援疆精神如天山雪莲，永远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激励着一代代建设者扎根边疆、开拓奋进；他们的故事似塔里木河水，持续滋润着新疆热土，见证着从荒原到江南、从祖国边陲到开放前沿的时代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