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随着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一大批才华横溢的中国画家在西方绘画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一种全新的绘画流派。由于这批画家大多寓居于上海卖画为生，“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而来，侨居卖画”，故该流派被称为“海上画派”。海上画派的特点在于融合了中国传统绘画笔墨韵味与西方现代绘画技法元素，以新颖的表现形式和独特风格，赋予了中国画崭新的生命力，开创出雅俗共赏的新风貌。海上画派的代表画家有赵之谦、张熊、任伯年、吴昌硕、虚谷等。
一位艺术大师，开创了一种风格或流派；一位画坛领袖，创造了一个时代与辉煌。海上画派随着吴昌硕定居上海，形成了大师荟萃、群贤毕至、精英辈出的鼎盛时期，开创了海上画派从上海到全国的历史辉煌，实现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历史性转变，是上海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
吴昌硕（1844年—1927年），初名俊，又名俊卿，字昌硕，别号缶庐、仓硕等，浙江孝丰（今浙江湖州安吉）人。晚清民国时期我国著名画家、书法家、篆刻家，海上画派的代表人物，与任伯年、蒲华、虚谷并称“海派四大家”。吴昌硕集诗书画印为一身，融金石书画于一炉，被誉为“石鼓篆书第一人”“文人画最后的高峰”，在绘画、书法、篆刻上是旗帜性人物，在诗文、金石上有很高的造诣。所以，吴昌硕被誉为“印圣”，与中国历史上的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草圣张芝齐名。
吴昌硕擅长写意花卉，大胆地将金石书法入画，把书法、篆刻的行笔、运刀及章法、体势融入绘画之中，在画风上兼具金石气息和人文历史感，形成了富有金石韵味的独特画风。吴昌硕以诗文、金石、书画的综合表现力超越了那些不擅长书法篆刻的海上画派名家，更是超越了晚清民国时期寓居上海的文人士大夫群体。吴昌硕“胆敢独造”的创新精神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不谋而合，开创了上海引领全国文化艺术风气的先河。
1912年吴昌硕弃名“俊卿”，以字“昌硕”行世，自刻印“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并正式定居上海。在此后的15年时间里，既是吴昌硕艺术创作的巅峰时期，也是吴昌硕开拓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时期。吴昌硕作为海上画派的旗手，结社会盟、主导艺术，关注文苑，热心提携后进。齐白石、潘天寿、王一亭、陈半丁、王个簃、刘海粟、沙孟海等均得其指授，吴昌硕从一位艺术大师华丽转身成为一代画坛领袖。
1872年28岁的吴昌硕随好友第一次来到上海，结识了当时在沪上颇具影响力的胡公寿（1823年-1886年）、高邕（1850年-1921年）等海上画派名家。1886年42岁的吴昌硕来沪客居，不确定在上海出售书画作品的收益如何，便题写斋号“去住且随缘室”，意为有缘便长住，无缘便短居。翌年吴昌硕改斋号为“去住随缘室”，少了一个“且”字。1912年在好友王一亭的介绍下，68岁的吴昌硕迁居上海，最初暂居在吴淞，后迁往寓居老北站的山西北路吉庆里923号，吴昌硕再题斋号“去驻随缘室”，将“住”改为“驻”。吉庆里北靠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东邻虹口的鲁迅公园，那里集中了一批著名学者和文人。
吉庆里923号吴昌硕旧居成为海上画派的艺术圣地，从这里走出了陈师曾、潘天寿、沙孟海等“缶庐三杰”，走出了陈半丁、赵云壑、赵古泥、王个簃、钱瘦铁、诸乐三、诸闻韵，以及王一亭、齐白石、刘海粟、朱复戡、高剑父等我国近现代书画大师。齐白石赋诗道“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轮转来。”新中国建立后，齐白石担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潘天寿担任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陈半丁担任北京中国画院副院长，王个簃担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上海吉庆里成为吴昌硕培养中国绘画艺术大师的摇篮，支撑起中国绘画艺术百年辉煌的大师之门。
1913年吴昌硕被公推为“天下第一名社”西泠印社首任社长，1914年吴昌硕出任上海书画协会会长，1915年吴昌硕被选为“海上题襟馆金石书画会”会长……吴昌硕创造了海上画派的世纪辉煌。所以，1926年潘天寿在《中国绘画史》中说“光宣间安吉吴缶庐昌硕……以金石篆籀之学出之，雄肆朴茂，不守绳墨，为后海派领袖。”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爱国运动爆发，已经81岁高龄的吴昌硕得知消息后，不顾年迈体弱，连夜挥毫写下长诗《五卅祭》，将帝国主义列强对上海工人的残酷剥削描述得淋漓尽致。吴昌硕响应上海美专（今南京艺术学院）学生的募捐请求，主导义卖和募捐，呼吁广大群众一起支持“五卅”爱国运动。吴昌硕生前特别喜欢梅花，1927年临终前特意嘱咐家人在他去世后要葬在梅花树下。吴昌硕作品集有《吴昌硕画集》《吴昌硕作品集》《苦铁碎金》《缶庐近墨》《缶庐印存》，诗作有《缶庐集》等。
一个人与一座城，是上海成就了吴昌硕。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吴昌硕为海上画派做出了卓越贡献和高迈建树，为海派绘画艺术在社会主义新时期形成更好的社会文化生态，促进和推动海派文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飞跃提供了精神力量和创新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