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东路位于中国上海市黄浦区南部，东起中山东一路与中山东二路衔接处，西至老成都北路与成都南路衔接处，全长约2.6公里，是上海市区东西向重要的主干道。延安东路的前身是黄浦江支流洋泾浜，是英、法租界的界河。1845年英租界在流洋泾浜北建立，1849年法租界在流洋泾浜南建立，洋泾浜成为英、法租界的界限。1914年填洋泾浜工程开始，1916年完工，以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的名字命名，但按法文拼读，以体现当时英、法租界的关系，法文音译为“爱多亚路”。在道路中央设隔离带，是英租界与法租界的分界线。1943年改称“大上海路”，1950年更名为“延安东路”，并沿用至今。
延安东路160号庆丰大楼，原名泰晤士报大楼，位于四川中路与江西中路之间，在外滩建筑群中显得颇为谦逊低调。这是一座七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建筑面积7775平方米，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现为居民住宅。该楼曾汇聚了近代上海众多的西方媒体，如《密勒氏评论报》、《大陆报》、《上海泰晤士报》等。1938年1月由中共江苏省委领导的《每日译报》，在爱多亚路160号（今延安东路160号）泰晤士报大楼（今庆丰大楼）创刊。
从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外国租界为止，这一时期上海租界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沦陷区所包围，租界成为“孤岛”。原先在上海出版的许多报纸都因环境险恶而被迫搬迁、停刊，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为了突破日伪新闻封锁，利用外国报纸在租界的合法地位，在12月9日出版《译报》，由夏衍担任主编，实际负责人是梅益。《译报》通过选译上海出版的外文报刊，向上海人民报道抗日前线战事消息和国内政治形势。由于《译报》的文章锋芒毕露，很快便被租界当局强令取缔，《译报》在创办当月20日被迫宣布停刊，前后只出版了12期。
在“孤岛”时期，因英、美等国家尚未对日本宣战，华文报纸多挂“洋旗”，借靠洋商的招牌自保。梅益在请示上海地下党组织后，决定借用洋商名义继续办报，将《译报》更名为《每日译报》，由英国商人孙特司·裴士、拿门·鲍纳挂名“发行人”，他们只领干薪，每月津贴200美元，但不负责报社盈亏，不过问报纸事务，给《每日译报》披上了“洋旗”。当时，日本侵略军强令上海租界内华人办的报刊接受“新闻检查”，但是对挂上洋商招牌的《每日译报》却无可奈何。
梅益（1914年—2003年），原名陈少卿，广东潮安人。1931年梅益考入中国大学（民国时期著名的私立大学），1935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梅益创办《每日译报》，主编《华美周刊》。1946年梅益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代表团发言人，1947年担任新华社编委、副总编辑。新中国建立后，梅益先后担任中央广播事业局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职。1997年梅益荣获第五届中国韬奋出版奖。
1938年1月21日《每日译报》创刊出版，成为上海租界内宣传抗日的首家“洋旗报”。梅益、王任叔、于伶、陈望道等负责编辑工作，姜椿芳、林淡秋、胡中持等参与翻译工作。发刊词由英籍发行人具名，提出《每日译报》的宗旨是“一张好的新闻纸，应该使人发生好奇的心理，对于别人所想的和所做的事，发生好奇的心理”，这种办报观点，恰似一张洋商报纸，既掩护了创办《每日译报》的真实意图，又减少了日伪敌特势力对《每日译报》的注意，但是《每日译报》实际上却是由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并主编的。
《每日译报》译载的内容来源广阔、丰富多彩，以译稿为主。起初博采自上海租界内出版的俄文《消息报》、英文《字林西报》、法文《上海日报》、德文《远东新闻报》，以及在上海租界内能看到的许多外国刊物，后来综合利用各方面的新闻电讯，并且从内地《新华日报》、《救亡日报》等报纸转载文章。
《每日译报》注重抗日宣传，向“孤岛”人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阐释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发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报告、决议和电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中国的军队和人民》、周恩来的《论抗战的新阶段与侵略者新政策》等文章。这些文章为上海人民开辟了一个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窗口，吸引了大批上海民众到环境艰苦的边区，投身到敌后抗日的洪流之中。
《每日译报》对中国共产党倡导的统一战线进行了大量宣传，使“孤岛”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国共两党合作是为了促进民族解放任务的完成。《每日译报》的“专电”和“特稿”登载专文《中国的新四军》、《新四军战绩纪实》等，译载斯诺等外国记者发表的文章《在日军后方的八路军》、《东战场上的新四军》等，报道上海人民关心、而其他报纸很少刊载的有关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业绩。
《每日译报》译载了国际著名人士杜威、爱因斯坦、罗曼·罗兰、罗素等人发表的联合声明“因为看到对于东方文化的狂暴的摧残，为了人道，为了和平和民主，我们提议：所有国家和人民都起来自动地抵制日货，不卖和禁运军火原料给日本，并与日本停止一切有利于日本侵略的政策合作；同时并尽可能援助中国从事救济与自卫，直到日本从中国撤退所有军队和放弃其侵略政策为止。”
《每日译报》发表《声讨汪精卫及其奸党》、《汉奸论》等，抨击汉奸投降卖国行径。发表《历史上最惨酷的暴行日本“神圣的十字军”在广州》、《南浔右翼战况激烈日军一再施放毒气》等，揭露日军侵华暴行。对于一些不实的外电报道，《每日译报》编辑部都会认真进行处理。例如，在武汉失守后的第三天，英国路透社称日军已进逼宜昌。编辑部认为这绝非事实，就在这篇报道的前面加上标题为《路透不明地理，误传宜昌被围》的按语,指出“汉宜间的水陆路程不近，我军在江面到处布雷，陆地要冲均配置有重兵，日军不可能如是迅速由汉口进围宜昌。”路透社闻讯，马上来函承认失误，说明驻万县的记者确实把地方搞错了。
为联系和团结各阶层群众，扩大宣传阵地和宣传效果，除了登载新闻、特写、社论外，为了联系各阶层群众，《每日译报》还陆续推出《星期评论》、《时代妇女》、《职工生活》、《书报评论》、《社会科学讲座》、《青年园地》、《戏剧电影》、《儿童周刊》、《科学知识》、《语文周刊》等专刊，以及《爝火》、《大家谈》、《前哨》、《上海读物》、《文艺通讯》等副刊，并增出附刊《译报周刊》。
《每日译报》初为四开小报，不久扩成对开大报，并且始终坚持选择有利于抗敌的稿件。由于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消息准确，编排新颖，颇受社会各界欢迎，每期发行量达到三万份，有时上市不到一个钟头就被读者抢购而空。不仅在国内大受欢迎，而且远销越南、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获得了海外同情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中国人民的正义人士的帮助，引起国外媒体的大量关注，使国外正义人士以及民众了解中国抗日动态，扩大了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影响。
在《每日译报》受到广大群众欢迎与支持的同时，也遭到日伪敌特势力的嫉恨。随着时局的进一步恶化，上海租界当局限制言论和新闻的通知频频发给报馆，《每日译报》的编辑们巧妙地与之进行周旋，不准出现“抗战”便以“奋战”代替，不让提及“汉奸”便以“歹徒”代指，以各种方法使租界当局不能抓住把柄查禁。
1939年4月，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协定，对“孤岛”的抗日报刊如芒刺在背，非要置于死地而后快。1939年5月，上海租界当局在日伪敌特势力的压力下，通过《申报》刊登紧急启事，强迫《每日译报》停刊两周。1939年夏天，日本侵略者与上海租界当局相互勾结，用钱收买了《每日译报》的发行人，以《每日译报》刊载发行有关抗日的报道未经审核为由，强行将《每日译报》停刊。此后《每日译报》复刊无期，终被扼杀。
1939年6月22日，《每日译报》出版了最后一期特大号，登载了叶剑英的《日军跳跃作战和中国的应对》一文，刊登了中国抗战两周年纪念特刊，报社沉痛发表了《告别读者》，说到“亲爱的读者们，切莫为我们这个小小的挫折而灰心，中国的文化事业一定要蓬勃起来的，这同中国抗战一样，必然得到最后胜利。我们自然要更坚决地更沉痛地奋斗下去，碗里不见镬里见，后会有期。”
虽然《每日译报》的出版发行时间不长，但是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如同是一道光亮，给上海“孤岛”和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吹响了上海抗日救亡的战斗号角，犹如直刺日伪心脏的锋利匕首，彻底粉碎了日本侵略者想要封闭上海租界民众信息的阴谋，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动员“孤岛”时期上海各界联合起来英勇地共同抗日救亡做出了卓越贡献，成为“孤岛”时期上海最具影响力的抗日报刊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