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上海市杨浦区政协办公室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女同事，她就是抗战时期牺牲在缅甸战场的戴安澜将军之女戴藩篱。
戴藩篱的办公桌就在我对面，每天面对面办公，我们很快便熟悉了起来。戴藩篱当时刚退休，她个子不高，梳一头短发，细长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讲话嗓门轻婉但吐字清楚，笑起来很亲切。我从她的一张全家福照片中，看到了戴安澜将军的三个儿子，长得酷似戴将军，唯戴藩篱与她母亲长得貌似同一人，是个端庄优雅的女子。
除了工作外，我们还会聊些家常。我了解到戴安澜殉国后留下的4位子女，全由其夫人王荷馨抚养长大，全家生活过得非常艰辛。戴藩篱作为唯一的女儿，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两个弟弟。她说：“我们4人全由父亲亲自取名，按当时戴氏家谱排行，我们这一代应为恒字辈，因时值全民抵御外敌抗战时期，父亲果断弃族谱不用，给我哥哥取名为覆东，两个弟弟分别取名为靖东、澄东，意思是‘早日打败日寇，光复中国’；给我取名藩篱，意思是扎紧篱笆防外来侵略者。”
戴藩篱还说：“父亲牺牲后，家中的顶梁柱倒塌，陷入了清贫，靠母亲一人维持全家生活，连炒菜都很少放油。有一次家里断粮，母亲无奈到街上变卖了父亲生前穿过的旧西服，才换了一袋米。”
戴藩篱从小受父亲军人身份影响，1951年，年仅15岁的她强烈要求报名加入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炮兵司令部任文书，因表现出色曾获得朝鲜颁发的银质军功章。我得知后很惊讶，眼前这位看起来很柔弱、不张扬的女性，竟然也是一位曾经上过战场的女军人。
戴藩篱不愧是长年做文案的熟手，几年相处下来，我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经验，最难得的是她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让我长进不少。我当时年轻，做文案工作颇为粗糙，校对文稿时常会出现遗漏、笔误。记得有一次我把“手臂”的臂字，错写成了“臀部”的臀字，几次校对都未曾校对出来，最后请她看一遍后被捉出来了，这才避免了一场笑话。她说：“幸亏这是和平年代的机关，若在战场上耽误了军令那可是要杀头的！”她还举了几个当年在朝鲜战场上，电讯传令笔误的案例，我闻后惊诧不已。
20世纪80年代末，戴藩篱做了一件可以载入上海杨浦区政协史册的事。早些年，她在其兄所在的同济大学海外联谊会工作时，曾广泛接触过外国留学生，于是区政协就请她出面牵线介绍了22位分别在复旦、同济的外国留学生，与民主党派负责人开展交流。这批留学生分别来自苏联、前联邦德国、波兰、瑞士、日本和印度，年龄大多在20岁上下，来中国留学时间也只有一年多，他们非常想了解中国的政党体制。区政协组织了一批党派负责人，参与这次涉外座谈。当天，在充满友好的气氛下，上述民主人士回答了这些外国留学生的提问，如“政协在中国政权中的地位、民主党派与中共的关系、中国为何不成立反对党、民主党派经费来源及个人如何加入”等问题。这件事经上海市政协的《联合时报》报道后，在全市统战系统反响非常好，我作为一起参与筹办的经历者，从内心感到戴藩篱作为牵头人功不可没。
作为爱国将领女儿与名人后裔，戴藩篱的社会活动日益增多，如她热心参与两岸文化交流活动，多次奔走于大陆和台湾之间，举办海峡两岸书画联谊活动，为两岸和平发展不懈努力。有时她同一天会接到数个活动通知，虽颇感分身乏术，但心情非常愉悦。
2015年，作为抗战英烈子女，戴藩篱受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阅兵式。接到邀请后，已年逾八旬的她激动地说：“共和国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英烈的家人，我为父亲感到骄傲。”当时，戴藩篱被编入受检阅的第一方阵，紧跟他们方阵的是三军仪仗队和由10个英模部队组成的徒步方队。当老兵与英烈后裔方阵彩车缓缓进入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刻，他们激动得张开双臂，拼命挥舞欢呼……
戴藩篱女士从北京参加阅兵仪式返沪后，特地来到区政协向我们这些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事讲述此事，她那溢于言表的激动和意犹未尽的感受，让我们这些后生们也深受感染，随她一起久久难以平静。
（本文作者系上海市杨浦区政协综合科原科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