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史沫特莱（右一）和陈毅（左二）、粟裕（右二）德国记者希伯（左一）、加拿大护士在云岭合影。

艾格妮丝·史沫特莱（1892—1950年），1928年底以《法兰克福日报》特派记者身份来到中国。她在西安亲历了“西安事变”，1937年1月到达延安。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她先随八路军赴前线，又来到皖南新四军驻地，采写中国军民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所见所闻。

1941年回到美国后，史沫特莱继续为支援中国抗战而写作、演讲、募捐。朱德称赞她：中国人民之友、美国革命作家。
从八路军到新四军
史沫特莱在延安期间，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进行了多次采访。此前由于重庆对延安的新闻封锁，国际社会无法了解这里的真相。史沫特莱不仅如实报道真相，还向在上海的10多家权威外国媒体发出邀请信，一批记者历经曲折也来到延安实地考察访问。她感到他们“终于同亚洲革命的进步先锋靠拢了”。
七七事变后，全民族抗战开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史沫特莱成为八路军中第一个随军的外国记者。她背着打字机、照相机，和八路军一起转战五台山、吕梁山一带。前方的战斗生活是艰苦的，但她觉得“这些日子都是我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意义的日子”。她深深爱上了这支部队，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宁愿过这种每天淡饭一碗的艰苦生活，而不稀罕那个‘文明’所能给我的一切。”她报道了平型关大捷，报道了八路军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的事迹。1938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在反击》一书，就是她深入前线和八路军共同战斗的真实记录。
史沫特莱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中国抗战特别是战地医疗救护奔走呼吁、争取援助。她为白求恩、柯棣华大夫等援华牵线搭桥，还曾和白求恩大夫一起在前线为伤病员服务。她说：“很多时候我都忘记了自己不是中国人。”
史沫特莱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的战歌》记载，1938年10月17日武汉沦陷前夕，史沫特莱悄悄南下，这次她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记者身份，以为中国红十字救护总队考察江南敌后情况撰写调查报告为由，去寻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她10月29日离开长沙，历经艰难跋涉，于11月9日渡江抵达新四军控制的皖南游击区。
青弋江上游的小河口，是新四军后方医院所在地。史沫特莱在采访期间，协助医务人员做战地救护，又听伤员口述他们的战斗经历，边问边记边拍照。新四军伤病员往往还没痊愈就要求重返战场，给史沫特莱留下深刻的印象。
短短半个月，她写了10多篇文章，分别发表在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和新四军办的报刊上。军部后方留守处主任姬鹏飞考虑到小河口条件太差，劝说她同意按原计划乘竹筏经章家渡兵站前往泾县云岭。
中国抗日的希望
一个外国女记者的到来引起轰动，新四军军部举行欢迎史沫特莱大会，会后政委项英在军部食堂自掏腰包招待她“三菜一汤”。而她顾不上感谢就一头扎到医院里，穿着白大褂，替伤员换药、喂饭、洗绷带，样样都干，还把病房打扫得干干净净，从不嫌脏怕累。她常常一大清早就跑到山上采摘野花，插在装有清水的玻璃瓶里，放到重伤病号的床头。她拿出自己写书的版税和英国使馆捐的一笔钱，为新四军建造了一个灭虱和除癣的简易医疗站，还在站内为女兵们专辟了一个可以喷淋的浴室。
叶挺军长很敬重这位帮助中国抗战的外国朋友，安排她住在罗里村东首军部“种墨园”内的一栋小楼上。生活上尽量给予照顾。他家里有个广东厨师会做各种中国菜和西餐，于是史沫特莱的一日三餐就由那个厨师做。叶挺精通法语和英语，史沫特莱不用翻译可以直接跟他交谈。叶挺爱好照相，家里有全套洗印设备，史沫特莱采访时所拍的许多照片，都是利用叶挺的设备洗印后，及时发出的。史沫特莱工作非常勤奋，她白天跋山涉水外出采访，晚上在屋里写文章，英文打字机的“滴答滴答”声常常响到半夜。
史沫特莱在皖南写的稿件，多由李一氓等编译，短稿用电报发出，长稿则打印后缝在交通员的衣服里带出封锁线，径送上海发表。她为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写的系列文章后由《曼彻斯特卫报》转载，详细报道了新四军的处境和对药品的需求情况。她还向国际红十字会美国分会发出呼吁。翌年春天，英美等国和红十字会的援助物资抵达皖南。
1939年4月4日，史沫特莱随叶挺到驻繁昌的新四军第三支队司令部，其间去难民收容所看望难民，获悉他们患疟疾和皮肤病无药医治时，当即表示一定设法送药品来救助。不出两个月她便给繁昌寄来快信，谓“已募得一批药品，寄存芜湖狮子山圣雅各学校（王稼祥、李克农、阿英曾在此就读），抓紧携带正式收据，前往芜湖领取”。药品主要有治疟疾的奎宁丸、治皮肤病的硫黄软膏，以及纱布、胶布、药棉等，数量达4担之多。
朝夕相处中，史沫特莱深感“新四军这支抗日队伍是中国的希望”。她称赞：“在敌后各抗日部队中，新四军是文化水平最高和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朝夕相处中，这位外国大姐姐也受到新四军官兵的爱戴和尊敬。一位叫葛凉的教导总队学员拿出笔记本请她题词，她欣然命笔：“Salute to a young Chinese patriot（向一位年轻的中国爱国者致敬）。”
穿越在大江南北
在皖南生活和工作将近一年后，史沫特莱由军部巡视团500人护送从泾县过南陵到繁昌，秘密渡江北上。她在《中国的战歌》中写道：“1939年9月3日，我们在一座高山破庙（今红花山佛光寺）里渡江前的休息。临睡前我们登上高峰，俯视十英里外闪闪发亮的大江。”她从油坊嘴渡口登上早已准备好的大船，再次穿越她所称颂的扬子江来到江北。
无为襄安镇，史沫特莱在襄川小学临时搭起的会台上发表演讲，强调反法西斯的正义战争必胜。史沫特莱还特地到白茆洲胡家瓦屋看望当年在上海相识的老朋友、抗日县长胡竺冰。
到庐江采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后，她又经舒城老河口（今万佛湖）前往战时临时省会立煌（今金寨）。目睹一些达官贵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只顾贪图享乐，她毫不客气地直言：“哦，这儿不是中国，让我们赶快到新四军那里去，去追寻真正的中国吧！”
在鄂豫皖边界跋涉中，史沫特莱见到一身戎装下山迎接她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李先念、政委陈少敏等。看到他们一身戎装，她兴奋地说：“我在延安也有一套八路军军服，可惜没有带来。如果我穿上军装，打上绑腿，就同你们一样了。”陈少敏拉着她的手笑答：“史沫特莱同志，你马上会得到一套新四军军服！”
1941年6月，史沫特莱因病回到美国，仍然继续为中国抗战事业奉献力量。1949年10月，史沫特莱在广播中收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消息，立即给中国领导人写信，表达重返中国的强烈愿望。然而不久她的健康状况恶化，于是辗转前往伦敦居住，希望由此转赴中国定居。病榻上她哽咽着说：“我可能再也看不到中国了，无论如何我已经知道新的中国政府终于成为现实……假如哪一天我能重返中国，我一定要亲一亲她的土地。”
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莱病逝，终年58岁。遵照其生前遗愿，英中友协把她的骨灰带来中国。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一周年之际，北京新闻界、文艺界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和葬礼。史沫特莱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沈雁冰躬身把骨灰盒安放到墓穴中。她终于实现了“愿我的骨灰和死去的中国革命者同在”的夙愿。
史沫特莱是唯一葬在八宝山的外国女性。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合肥市政协原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