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陶行知刚刚抵达上海。当时抗战刚刚胜利、百废待兴，这位满怀教育理想的教育家，迅速投入了一场无声的“教育拓荒”。他频繁出入大中小学、工厂车间，步履不停、声音铿锵，短时间内就发表演讲100余场。他激动地对友人翦伯赞表示，想在上海创办各类大学，让整座城市变成课堂，让500万市民都有机会接受教育。其中，“社会大学”的创办成为了陶行知最大的一个梦想。
然而现实阻力重重，陶行知与生活教育社同仁决定以“社员暑假进修班”之名，行社会大学之实。他们借用私立储能中学、大任小学等校舍，举办专题讲座，邀请郭沫若、吴晗、黄炎培、沈体兰等名家开讲，陶行知自己也登台演讲《民主教育》，将理念发表于《文汇报》，引起广泛回响。
同年6月，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已有社员200余人。大家强烈呼吁正式开办社会大学，但当时反内战、争民主运动高涨，当局的镇压手段也更加残酷。陶行知在谈话中坚定地表示：“教育者的第一任务在促进民主，扩大教育影响就是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
尽管风险日增，进修班仍决定于7月25日开学。陶行知答应亲自主持并演讲，同时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嘱咐可请陈鹤琴先生代为主持。当天下午，学员们陆续聚集于大任小学教室，殷切等待着陶先生。开幕在即，陈鹤琴也已到场，却迟迟不见陶行知的身影。突然，噩耗传来——陶行知因突发脑溢血，于当日中午逝世，年仅55岁。
陶行知在上海用生命最后的100天，为民主教育燃尽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