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公琦 周程祎 摄

 

阮武昌 图/中国军网

寒松 牛益彤 摄

杨青 资料照片

李敏庄 资料照片

杜兴良 新华社发

黑暗终将过去 黎明必会到来

叶公琦 1929年10月出生，1944年入党，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上海市原副市长
（记者 周程祎 雷册渊）
蝉鸣声中，又一个夏天到了。按照约定的时间，记者敲响了叶公琦家门，这位96岁的老人笑盈盈地出现，神采不减当年。
上海市民熟悉叶公琦，多半是因为“菜篮子工程”等有口皆碑的民生工作。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叶公琦年少时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往事历历。回忆中，有欢笑也有泪水，有辛酸亦有感动。千般心绪最终汇成坚定的信念：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会到来。
以下是叶公琦的口述。
家有“革命三姐妹”
1929年10月，我出生于上海，在苏州度过了童年时光。我的母亲王季彦生于苏州东山，是明代大学士王鏊的后裔。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二妹王季凤、三妹王韫之，她们被当地称为“革命三姐妹”。在革命年代，三姐妹家中有10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包括我的姨夫、哥哥、姐姐、表哥、表姐等，其中1人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记得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订阅过一本杂志《小朋友》，杂志里有首诗歌讲夏天吃西瓜的事，其中两句延伸道：“如果国家被人破，问你心中意如何？”让我印象深刻。是啊，当时我们国家被列强瓜分，割地赔款，即便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也懂得这种耻辱，加上家里都是进步力量，所以从小就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思想。
在我还没有步入社会的时候，家人就在对我进行社会教育了。可以说，我从懂事开始就认定共产党是好的，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
用米汤密写入党申请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姐弟送到了上海法租界的三姨妈家。后来我们全家又搬到了三伯父在巨籁达路（即巨鹿路）的一处房子里，表哥表姐也住了进来。
1942年2月，我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学生抗日协会，简称“学协”。当时我在上海中学（抗战时期改为私立沪新中学）读书，我们每周在高年级党员指导下过组织生活、开小组会，商量在学生中开展抗日宣传以及宣扬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事迹。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学协”大部分成员后来不是去参加新四军，就是潜伏下来，到了年龄后具备条件的就发展为党员。
我属于后一类。1944年9月，学校党组织通知我可以入党，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出于保密考虑，那份入党申请书是蘸着米汤密写而成的。11月，我在巨籁达路家中举行了入党宣誓。
说起来，包括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很多同伴，都是在我家进行入党宣誓的。父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但一直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而是默默支持我们。
义卖助学很受市民支持
我在“学协”及入党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替哥哥姐姐去苏联人办的杂志社买报刊。因为我年纪小，不太会引起日本人及汪伪特务注意。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办的报纸《每日战报》成为哥哥们学英语的教材，苏德战争的报道被我们当作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工作的材料，时常念给同学们听。
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尽量不作公开对抗，主要任务是秘密宣传抗日主张，团结同学发展党员。当时做过不少助学活动，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渡过难关。比如那时候上海米是统制的，不定时地供应一些籼米，我曾经几次偷拿家里的白米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和同学，为了轧“户口米”还挨过警察打。
我们搞过义卖，也搞过工读。义卖之后捐钱给经济困难的同学作为学费，还自己制作墨水出售。1945年暑假，我们组织了一批同学去郊区农户那里收购南瓜，再拉到市区菜场摆摊，摊位上竖起一面勤工俭学的小旗子。因为是学生助学，很受市民支持，生意很好。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我们还在马路上卖南瓜呢。消息传来，大家激动得不得了，哪有心思再卖南瓜，助学活动也就不搞了，转而准备迎接胜利。
我们在敌人司令部大院里举行受降仪式

阮武昌 1929年生于江苏如皋，1943年入党，新四军老战士，曾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
我1944年12月参加新四军，在县独立团政治处任干事。日本投降的时候，我正在一个区的游击队里帮助工作。
我记得是1945年8月10日左右，傍晚，我正和区队的队长、指导员谈工作，团部通讯员骑自行车送来了一封急信。队长赶紧把信拆开一看，是个天大的好消息——日本马上就要投降了！毛主席、朱总司令还命令我们立即举行反攻，去收缴敌人的武装。
看完信，我们三个人差点要跳起来，立即集合部队，向大家传达这个好消息。信一念完，一下子像炸了锅似的一片欢腾。大家叫呀，跳呀，说呀，笑呀，有的挥动双拳，有的拼命鼓掌，有的举起双手，高呼：“我们胜利啦！我们胜利啦！”不少战士还拿出随身携带的搪瓷碗，代替锣鼓叮叮当当地敲了起来。
很快，消息像风一样传遍全村。不大一会儿，村上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成群结队来和指战员们一起欢庆胜利。场地上三五成群，欢声笑语。有些人高兴地拉住战士跳起了秧歌，还有些人激动地爬到草垛上放开嗓子喊。一位老奶奶一边用手擦拭着脸上的泪水，一边不停地自言自语：“总算熬到头了！总算熬到头了！”
之后，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部队立即挺进，对日伪军采取行动。9月初攻打泰兴城时，这里驻扎着伪军第十九师4000多人。敌人顽固，不肯投降。我们花了整整四天时间，才把它打下来。
12月中旬，我们又奉命配合兄弟部队攻打高邮城。这里驻扎着日军1100多人，伪军5000多人，是日军盘踞在我华中地区的最后一个据点。我们团的任务是首先扫除扬（扬州）泰（泰州）线上的几个小据点。战役于19日夜间打响，20日扬泰线即被我军全部控制。兄弟部队于19日夜同时对高邮城发起攻击，25日夜进行总攻，26日凌晨，我攻城部队在日军的旅团司令部会师，迫使敌人缴枪投降。这是抗日战争一次俘虏日军人数最多的战役，达931人。加上外围战斗俘虏的，总共1000余人。
高邮战役是华中战场受降的收官之战。战斗结束之后，我们在敌人司令部大院里举行了庄严的受降仪式。代表我方接受日军投降的是第八纵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代表日军投降的是驻该城的最高司令长官、独立第十九师旅团长岩崎大佐。
从日本宣布投降到1945年底，我们一直忙于接受驻华中地区日伪军的投降。然而，这些地方不是通过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接受”来的。相反，大多是通过激烈战斗，在打得日伪军无路可走以后，他们才迫不得已向我军投降的。这种情况，在古今中外的受降史上恐怕也是少见的。
（王闲乐 整理）
他重伤后仍艰难爬行，直至引爆炸药

寒松 原名俞福敏，1930年11月出生于上海，1945年6月参加革命工作
1945年8月15日，那是一个令全体中华儿女欢呼雀跃的日子，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淮南根据地的军民们涌上街头，尽情地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然而，喜悦之中也夹杂着一丝揪心，因为前线传来淮安日军拒不投降的消息。
当时，我所在的机务班正随部队行动。到三中队驻地后的第三天，我们便冒雨搬运器材向码头行进。道路泥泞不堪，每走一步都十分艰难，大家浑身沾满了泥水，但没有一个人退缩，最终坚持抵达码头边，在草棚里度过了一夜。次日清晨，我们又把器材搬上帆船，经高宝湖转入大运河北上淮阴。
当行至淮安附近时，岸上突然枪炮声大作。原来，新四军三师正在对拒不投降的淮安日军进行包围歼灭。我们下船后步行至刚解放的淮阴，电讯大队住在东门外庙宇里，机务班学员住大殿，机务房则在较远的教堂里。
在这场战斗中，一位排长的英勇事迹让我终生难忘。他抱着炸药包，冒死向日军碉堡冲锋，最终炸毁了堡垒，自己却壮烈牺牲。打扫战场时，我们发现他在重伤后仍艰难地爬行，直至引爆炸药。他的英勇无畏，深深地震撼了我们每一个人。
如今，岁月流转，硝烟早已散去，但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所铸就的伟大精神却始终在我心中。
（牛益彤 整理）
坚守初心，告慰没能见证胜利的战友

杨青 曾用名杨远功，1928年4月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44年11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8月下旬，我们打下被日军侵占的宝应城。后来，我们才知道日军已经投降了。大家很振奋，但残敌未清，战斗还在继续。直到那年9月3日，部队领导传达了抗战全面胜利的消息，那一刻大家振臂高呼，兴奋无比。
七七事变后，父亲投身抗日，母亲与祖父母相继病逝，叔叔带我避难上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我终止学业，14岁进入永安公司当学徒。在敌占区的永安公司，中共地下党员引导我们学习进步书籍。
得知可投奔新四军的消息后，我联络20名职工，自筹路费，穿越三条水路封锁线，最终抵达苏北根据地。进入部队后，我将原名“杨远功”改为“杨青”，取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之意，在教导大队系统学习理论与军事技能，5个月的磨砺让我从学徒成长为合格战士。
宝应城战斗中，我与另一位干事主动请缨打开城门。我们携带4颗手榴弹，在巷战的枪林弹雨中找到空隙冲到城门，趁敌军注意力被突击队吸引，及时打开通道，为部队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如今虽已年过九旬，我仍常以亲身经历告诫同志：信仰始终是前行的力量。唯有坚守初心，才能告慰那些没能见证胜利的战友。
（邬林桦 整理）
那天大家好好地吃了一顿，特别丰盛

李敏庄 1925年出生，今奉贤区奉城镇洪西村人，1942年6月参加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担任卫生员
1942年夏天，我17岁，本该读书的年龄，日本侵略者来了以后没书读了，我就跟着两个堂姐参军，到新四军淞沪支队做卫生员。
我的两个堂姐是著名革命烈士李主一的女儿。大堂姐李怀瑾在上海教会学校做护士，1941年到民福乡找到朱亚民，在游击队流动医院工作。二堂姐李怀慈1942年参加革命，在五支队主要从事宣传工作，有时也协助做些救护工作。
我参军以后，一开始在五支队跟着堂姐做卫生员。当时条件恶劣，没有什么医疗器械，只能帮伤员用盐水或者酒精简单消毒、包扎，送到后方。
所幸，多数伤员都是轻伤。日本人的子弹穿透力强，游击队战士手臂上、腿上中枪，往往子弹都穿出去了，倒也不用取弹片——当时也没这个条件。
伤口都是血淋淋的，但我不怕，要是怕一开始就不会选择当兵了。我只觉得日本鬼子太可恶、太凶猛了，把我们好好的男孩子打伤成这个样子。
再后来，我跟着队伍转移到了浙东山区。游击队把我们卫生员保护得很好。胜利消息传来的那天，大家都很高兴，好好地吃了一顿。那天的饭菜特别丰盛好吃。
（胡幸阳 整理）
进城时快乐得像飞上了天，记忆犹新

杜兴良 1929年10月出生，1944年在山东参加八路军
我老家在山东掖县，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之一，许多人都参了军。1944年，那时候我还不满15岁，有一位负伤的北掖独立营副班长在邻村养伤。见到这位英勇的副班长，我心里生出要当兵的想法，就参军成了一名卫生员。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时，我们刚刚打下了平里店，在驿道休整，准备攻打掖县。得知这个喜讯的时候是晚上，上级刚刚传达，我们大家都“哇”的一声欢呼了起来，队伍里群情激昂，就像是过年了一样，那种喜悦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真是如释重负，好像浑身都被松绑了一样。
高兴归高兴，当时战争并没有结束，还不是放松的时候。很快我们就接到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要求我们用尽一切办法继续进攻。当时，我们独立团只有700多人，而掖县的城墙有5米高，事实上我们并不具备攻坚的力量。但胜利的消息让我们每个人都变得“天不怕地不怕”，相反城里的日军和伪军则无心恋战，此消彼长，我们很快就拿下了掖县。
进城时的场景，到现在我记忆犹新，快乐得简直像是飞上了天！老百姓夹道欢迎，人们欢呼雀跃，许多商店的老板也拿出物资要捐给部队。当地靠海，老百姓们捕了很多海鲜送给我们，那天中午我吃了参军以来最美味的一顿饭，不仅因为美食丰盛，更因为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喜悦。
（吴頔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