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摄于武汉，前排左起于黑丁、曾克，后排左起臧克家、碧野、柳依、田涛。照片由作者提供

 

1938年4月14日臧克家（右）在台儿庄战场敌机残骸旁。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响起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击日本侵略者战争的序幕。是年底，我的父亲、诗人臧克家就像十一年前为了追求光明毅然抛弃学业和家庭、投奔黄埔军校武汉分校那样，再一次抱着精忠报国的赤子之心，义无反顾，抛家舍业，奔向了抗战前线——徐州。
“我甘愿掷上这条身子”
父亲原来的目的地是延安，到了西安等待八路军办事处的消息时，收到了内兄发来的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即将在徐州成立的电报。他知道此时徐州是抗战前线，“那里最接近敌人”，所以转而奔向了徐州。
到了徐州，父亲进入第五战区抗敌青年军团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又一次穿上了戎装，父亲心情无比激动：“脱掉长衫，/换上了戎装，/我的生命，/另变了一个模样……/我没有拜伦的彩笔，/我没有裴多斐的喉咙，/为了民族解放的战争，/我却有着同样的热情。/我甘愿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
1938年4月初，台儿庄大战即将结束。此次战役极大地打击了日寇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斗志。4月6日，父亲受第五战区政治部主任之邀，跟随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白崇禧将军前往硝烟未尽的台儿庄前线进行实地采访。
进入战地，父亲目之所及，尽是破钢盔、破军帽、子弹壳，从散兵坑里遗留的染满鲜血的破布片、水沟里漂浮着的死尸可以看出，台儿庄的战况极其惨烈。面对武器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寇在飞机、大炮、坦克掩护下的疯狂进攻，无数英勇的中国军人前赴后继，以血肉之躯、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击退了敌人，最终取得了胜利。
父亲陆续采访了指挥台儿庄大战的几位高级将领——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31师师长池峰城、30师师长张金照。这些在战场上运筹帷幄、殚精竭虑的将领，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抱定必胜的决心，指挥若定，屡挫敌锋，父亲对他们十分敬佩。
31师师长池峰城，在台儿庄战役中带领全师战士坚守阵地，与敌血拼，最后一师人只拼剩下一团人。他破釜沉舟，炸毁了可供撤退的桥梁，置之死地而后生。当敌人攻入西北角时，他组织了敢死队。57名敢死队员视死如归，义无反顾，浴血奋战，终于击退了敌人。在采访中父亲听池师长讲述大战经历，他嗓音嘶哑，神态自若，但从他平静的话语中，父亲听出了大战的凶险残酷与惊心动魄。而当池师长讲到敌人准备用毒气弹这种歹毒的手段来对付我军时，父亲看到怒火在他的眼中燃烧。
父亲的采访对象还有几位主力部队的参谋、处长，他们详细的叙述将父亲带到了战火纷飞的战场，听到勇士们奋勇杀敌的动人事迹，父亲数度热泪盈眶，感动不已。
在由40多位文艺工作者组成的31师战地服务团里，父亲见到了许多老友，也结识了许多新朋。当他了解到团员和士兵一道上火线，卧战沟，抬伤员，还教士兵识字、唱救亡歌曲，为士兵办报、读报，教士兵“我们优待俘虏”的日语口号时，对他们的敬意油然而生，称他们是“民族解放的先锋队”。
采访间歇，父亲二进台儿庄战场。正当他与战后回家的老百姓交谈、了解他们的近况时，敌机前来轰炸，一时间炸弹倾泻而下，天崩地裂，大地抖颤，爆炸声震耳欲聋。父亲虽未受伤，但看到被压在瓦砾中的老人和轰炸后留下的断壁残垣，心中充满对侵略者的愤恨。
父亲三进台儿庄是为了实地拍摄一些照片——被我军摧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残骸、被敌人炮火打中的碉楼、被日军蹂躏成一片焦土的村庄，还有被我们的敢死队勇士夺回来的西北角……这些照片作为父亲新书的配图，既为这本书增加了可读性，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资料。
父亲在台儿庄只待了短短的6天，白天勘察采访，夜晚奋笔疾书。将士们为国尽忠、前赴后继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他，敌寇的暴虐凶残刺激着他，老百姓“有国才有家，只要我们打胜仗，房子烧了没什么”的话语感动着他，他昼夜挥笔，6天时间便写出了超过5万字的报告文学《津浦北线血战记》。李宗仁、白崇禧、黄樵松将军为父亲的这本书题了词。
5月初，《津浦北线血战记》由生活书店出版了。这是当时第一部迅速、真实、直接反映台儿庄大战的报告文学集。父亲希望这本书“叫置身后方的同胞们读罢它，掩起书本来，默想一下敌人的凶狠，劫后的残灰，无家可归的灾民的惨状以及前线上士兵们英武敢死的精神，而悲愤交集，热血澎湃，来一个深切的自省”，并且“给‘唯武器论者’‘民族失败主义者’一个有力的答复”。
“我们这十四个”
1938年7月初，第五战区战时文化工作团在潢川成立，父亲任团长，作家于黑丁任副团长。团里还有12位团员，他们中间有诗人、作家、画家，几位女团员能歌善舞，还能表演街头剧。大家热情很高，都愿意为抗战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这个文化工作团被父亲亲切地称为“我们这十四个”。
文化工作团的主要任务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战，动员他们支持和参加抗战。队员们打着队旗，背着背包，栉风沐雨，一路前行。鄂豫皖的许多地方，大别山区的穷乡僻壤，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每到一处，都要出墙报，写标语，演戏剧——《放下你的鞭子》《新小放牛》，教群众唱救亡歌曲，朗诵自己写的诗歌。“田地不能挑着逃，何不和鬼子拼一遭？”这样通俗易懂的大标语，随着文化工作团的脚步，出现在各村的墙壁上，斗大的美术字，耀眼夺目。
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团员们还要克服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山区蚊子很多，团员们每晚都要与之搏斗，许多团员被叮咬后还患上了疟疾，打摆子发高烧。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还是斗志昂扬，坚持工作。他们白天行军、宣传、表演，晚上还要到处寻找宿营地，荒村、古庙都是他们的安身之所。安顿好之后大家还不马上休息，有的排练明天演出的节目，有的静下心来，构思自己的文学作品。
父亲作为团长，既要安排好宣传工作，又要关心大家的身体，每天忙得筋疲力竭。但他从没忘记自己的文学创作，见缝插针，坚持写作。诗人邹荻帆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过当时的情景：“每当夜深人静，鼾声可闻，我偶一惊醒就看到他床头有手电光，他怕惊醒别人，就在床头侧卧着身子，手电放在枕边，手中拿着钢笔。那当然是在吟诗。”
1938年10月，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在襄阳成立，这是周恩来、董必武同志与李宗仁将军共同商定成立的抗战文化团体，共产党员钱俊瑞为主任委员，胡绳、夏石农、陈北鸥和父亲等为委员。同年12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襄阳、宜昌分会相继成立，父亲被推选为两个分会的理事，并担任宜昌分会的总务股长。
父亲的工作更加繁忙了。他到处演讲。在均县的一次演讲中，听众队伍里就有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贺敬之。几十年后，贺敬之回忆起当年的场景时仍记忆犹新：“由于我闻讯稍迟，不能拥到人群前列，只能远远望着他激情飞扬的面部轮廓和连续挥动的手臂，听到的只能是被掌声淹没的不易辨清的结尾的话音。但就是这样，已经使我热血沸腾。特别令我激动的是，紧接着就看到操场边墙上贴出的一张大幅壁报，通栏是用毛笔抄写的作者署名为‘臧克家’的一首诗，是写给我们这些同学的。我们争抢着高声朗诵：‘在异乡里/喜听熟悉的乡音，/在救亡歌声中/我遇到你们这群年轻人……’很快，整个诗篇随着臧克家的名字传遍县城，掀起了我们这些操着熟悉乡音的青年人和少年人心中的阵阵波涛……”
1939年初，由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战时文化工作团被迫解散。
“笔部队”的三次出征
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战线上对我军猛烈攻击，在文化战线上也是气势汹汹。1938年由日本作家、记者、摄影家、画家等组成了“笔部队”，到中国各地进行采访报道，用小说、报告文学、绘画、图片、新闻报道为日军罪恶的侵华战争高唱赞歌，狂热鼓吹“大东亚共荣”。
作为一名文化战线上的战士，父亲决心以笔作枪，与敌人针锋相对，在争取正义与人心的无形战场上冲锋陷阵。
1939年5月，随枣战役打响，臧克家和姚雪垠等人组成了“文艺人从军部队”（简称“笔部队”），深入随枣前线进行战地采访。
父亲到了173师，与师长钟毅一见如故，相见恨晚。钟师长是父亲“抗战以来结识的许多军人当中最有头脑，最热情，最懂得文化的一个杰出的军人”。他身材魁伟，风度儒雅，待人亲切诚挚，上马杀敌是猛将，屡立战功获得嘉奖；下马吟诗是诗人，他的“太息中原长板荡，要将只手挽河山”“思从马上平天下，爱上城头看月明”等诗句令父亲赞叹不已。没有战事时，他们常对坐交谈，吟诗论文，推心置腹。钟师长给父亲讲述了许多他的战斗经历，说者兴奋，听者惊心。
这次“笔部队”的出征，父亲最大的收获不仅是结识了钟毅这位能文能武的儒将，还包括他亲自到达战斗的前沿阵地去和战士们交谈，了解了他们战时的思想、生活、战斗状况。他看到，在最前线森林寺二连的阵地上，一群战士四月天还穿着老厚的棉军装，在星光下不停地挖着战壕。这里与敌人阵地相隔很近，鸡犬之声相闻。在与战士们的轻声交谈中，他听出了战士们在艰苦环境中的乐观精神、对敌人的极端蔑视和对上阵杀敌的热切渴望。他感慨地想，就是一个懦夫，一个自私的人，站在这群战士们中间，也会变得非常单纯、勇敢。
离开了二连阵地，父亲又到达了警戒线，下到一个散兵壕里，与值守在那里的哨兵并肩站立。这位立在战斗最前沿的哨兵，头戴钢盔，目瞪前方，紧握钢枪，刺刀在月光下闪亮，像一尊不可侵犯的战神。父亲得知这些哨兵为了警戒，一天只能吃一顿饭，白天要值守一天，晚上才能换班，从心里对这些战士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最令父亲感到难过的是，他刚离开阵地不久，敌人就开始了疯狂的进攻，刚才与他并肩而立的战士们几乎全部壮烈牺牲。父亲在撤退途中也遭到了敌人猛烈炮火的袭击，万幸的是并没有受伤。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父亲感慨地说：“我的生命是从炮弹缝里漏下来的。”
第二年，钟毅师长在枣宜会战中力拼日寇，最终壮烈殉国。父亲闻讯，为军队失去了一位骁将、自己失去了一位挚友而痛心疾首。
这次“笔部队”出征，父亲把他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了报告长诗《走向火线》和通讯报道集《随枣行》。
几个月后，父亲和姚雪垠等人又开始了第二次“笔部队”的出征。了解了前方的战况，父亲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大后方——安徽立煌（现名金寨）。他们徒步3000里，冒酷暑一路奔波，沿途在各地做演讲，与当地群众座谈，考察各地抗战宣传情况，帮助建立前线出版社阜阳分社，非常忙碌，但父亲并没有停下手中的笔。在长篇通讯报道《淮上三千里》和报告长诗《淮上吟》中，父亲详细记录了这次出征的见闻和感想。在阜阳城外，见到大水泛滥，灾民无家可归，父亲深感忧虑：“饥寒迫人，/秋风已起，/紫泥不能团做口粮，/黄水不能剪作寒衣”，这些穷苦百姓将何以卒岁？在蒙城，站在173师副师长周元和4000名战士、百姓合葬的烈士冢前，父亲用热泪对他们表示祭奠和敬意；在固始，父亲听了老乡绅面对日寇让他做维持会长的威胁和利诱，用“为何侵略吾华”6个大字作为回答，最后惨死在敌人刺刀下的事迹，满怀深情为老人写下了特写《一个忠烈的故事》。
到了立煌，父亲一行见到了安徽省主席廖磊，参加了欢迎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的大会，拜访了新四军办事处的何伟主任，观看了当地的青年剧团排演的两出戏——《满城风雨》和《汪平沼协定》。
父亲的第三次“笔部队”出征始于1939年严冬。先到了河南信阳，他穿梭于那里的医院、收容所，亲切慰问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查山——几次被日寇攻下又几次被我们夺回的战场，留下了他策马奔驰的英姿；鲁寨的战壕中，他和战士们一起过1940年的春节，把敌人的炮声当作节日的鞭炮；平昌关上，他在安葬着61位烈士的墓前祭奠英灵，也向埋着7个日本鬼子的“小鬼坟”投去鄙夷的目光。
80多年前，作为一名文化战士，父亲以笔为枪，在抗战前线战斗了四年半。他不畏艰险，披肝沥胆，为全民族抗战奔走、呐喊，创作出《从军行》《津浦北线血战记》《古树的花朵》等诗集、报告文学集十数本。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掷上这条身子，掷上一切，去赢最后胜利的那一份光荣”的铿锵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