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渡路107弄堂深处的15号，是一幢不起眼的红砖小楼，与周围其他民居并无二致，但门口挂着由陈云题写的“李白烈士故居”牌匾。
李白，原名李华初，1910年出生于湖南。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至1948年在上海搞秘密电台工作，其间三次被捕，最后的时光就和夫人裘慧英携子住在这幢小楼北屋三楼，共27平方米。党的地下秘密电台就设置在小阁楼上。
李白烈士的孙子李立立告诉记者，抗战全面爆发后，李白奉党中央之命到上海从事与党中央的秘密通报工作。为了应付险恶的环境，1939年，组织上决定派青年女工、共产党员裘慧英与他假扮夫妻掩护电台工作。
经过一年多的共同战斗和生活，经党组织批准，1940年秋，他们终于结为风雨同舟的革命伴侣。

李白与裘慧英的合影。周楠 摄

1942年中秋节前一晚，日本宪兵在位于建国西路福禄村10号的当时李白住所搜出了电台，并将李白夫妇押至位于四川北路桥的日本宪兵司令部刑讯逼供。
一个月后，因为找不到证据，敌人不得不放了裘慧英，又把李白秘密转移到极司菲尔路76号（现万航渡路435号）汪伪特工总部关押。后经党组织营救，李白终于获救。
1945年10月，李白在虹口设立秘密电台，就位于黄渡路107弄，距离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仅200米。当时的山阴路千爱里，正是情报转接站，李白夫妇时常抱着儿子去接送情报，情报就藏在儿子的帽子、鞋帮或尿布里。
抗日战争时期，李白用无线电波架起了上海和延安之间的“空中桥梁”——
他源源不断地传递着日军的军事部署、计划和行动信息，使我党领导的抗日军民能够及时掌握敌情并进行部署。
李白烈士故居名誉馆长吴德胜记得，裘慧英曾回忆，“当时生活十分艰苦，有一次看到商店里在卖月饼，李白就说‘今天我们的眼福真好’”。
虽然月饼没有吃到嘴里，但信仰的滋味是甜的。
“电台重于生命！”这是1934年长征途中，时任五军团无线电队政委的李白向全体无线电队员喊出的口号，也成了他终生坚守的座右铭。
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三楼，复原了当时的发报间。发报间仅两三平方米，身高近1.8米的李白就躬身于此。

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三楼，复原了当时的发报间。

陈列室里，展示了李白写给家人的珍贵家书。
李白烈士故居纪念馆馆长何瑛介绍，在抗日战争时期，李白曾多次写信回乡报平安。当时革命环境复杂，李白在沪建立了首个秘密电台，随时有生命危险,他在家书中对此只字未提，只有一个儿子对家人的牵挂。
1949年5月7日，李白和妻子在狱中最后一次见面。他说：“天快亮了，我所希望的也等于看到了。今后我回来当然最好，万一不能回来，你和孩子和全国人民一样，过自由幸福的生活了。”
两年多以前，李白烈士牺牲74周年当日，李立立将《永不消逝的电波》文学剧本与分镜头剧本、电影配乐剧本一并捐赠给李白烈士故居。这是1957年剧组请李白烈士遗孀裘慧英女士审核的剧本，李立立整理裘慧英遗物时发现的，上面还留有剧组写给裘慧英的“慧英同志指正”字样。
最近，这部珍贵的文献将在1958年版《永不消逝的电波》点映场结束后与观众见面。
李立立说，向纪念馆捐赠剧本，不仅是为这部文献的保留传承争取更好的条件，更因为这部影视作品高度贴合史实，希望更多人了解祖父和许许多多隐蔽战线无名英雄的故事。
从1983年寻找李白烈士故居，与裘慧英、李白之子李恒胜以及李立立三代人成为挚友，到如今，吴德胜已经追寻李白足迹40余年。他说：“从小时候看过《永不消逝的电波》开始，我就成了一个‘追星族’，只不过我追的这颗星，是革命烈士们帽檐上的那颗红星。”

海报设计：王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