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教授 陈斌 摄

 

8月18日，“大一沙龙”遗址现状 季俊轶 摄

 编者按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8月14日，“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日军“慰安妇”全史》在上海书展首发。历时30余年寻访、研究、编纂，这部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最为全面、系统、权威的日军“慰安妇”制度研究专著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天，是第13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慰安妇”制度，在国际社会已经有基本共识，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为实施并完成侵略亚洲的战争而推行的一种军队性奴隶制度。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地区登记在册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剩7人。发布会现场播放的纪录片和《日军“慰安妇”全史》作者之一，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发言的PPT中，有时间指针明确的档案资料、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慰安所旧址的现场照片……这些历史细节被清晰还原。
“‘慰安妇’问题早已超越了国界，它关乎战争史、女性人权史，更关乎人类的共同记忆与未来。”《日军“慰安妇”全史》的另一作者，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陈丽菲的话，成为与会者的共识。
近日，苏智良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还原真相：历史学者的责任
■ 记者：“慰安妇”是“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及其军队使用暴力迫使大量妇女充当军队性奴隶的制度，是典型的国家犯罪和战争暴行。作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您被史学界称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您当初是怎样涉足这个研究专题的？
● 苏智良：1991年夏，我作为公派客座研究员赴日，在东京大学进行为期一年的交流。那年8月14日，67岁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在沉默将近50年后，首次公开站出来向世人表明自己被迫在中国做过日军“慰安妇”。接着，日本《每日新闻》刊登了议员伊东秀子在日本国会发表的演讲，公开指出战时的日本政府曾参与“慰安妇”征集活动。由此，被日本政府刻意隐瞒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终于被揭发，这也是后来8月14日成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的原因。1991年12月6日，金学顺等3位韩国妇女走进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指控日军对她们犯下的性暴力罪行，要求日本政府对在“二战”时强迫她们沦为“慰安妇”给予道歉和赔偿。
不久之后，在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一位日本教授问我：“据说战时日本的第一家慰安所就在你们上海，是这样吗？”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上海近代史，但当时对“慰安妇”这一沉重的历史谜案几乎一无所知。
于是，我就在东京的各大学图书馆和公共图书馆查找资料，在书店里寻找相关书籍。可是，查了两三个月，最直接的有关中国尤其是上海“慰安妇”的第一手材料仍是空白。经过仔细考虑，我决定向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申请延长一年留日的时间，进行相关资料研究。我的申请得到了学校的同意。接下来，我改变了查阅方向，直接到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这里保存着大量日本战时的档案，以及有关日军战时的各类图书。
1993年4月的一天，我被一份报纸上原在上海派遣军做过军医的麻生彻男所写的一篇名为“从上海到上海”的文章中的一张照片所吸引：画面左右两方分别是数间木板房，中间是一片空场地。一名日本军人正走进一个房间，他的旁边有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人。照片说明是“杨家宅慰安所”。
那年6月，我回到了上海。7月初，我便带着那张照片的复印件，开始了对杨家宅的实地调查，可是，在浦东、虹口、杨浦等地叫“杨家宅”的地方所进行的查找并没有结果。一天，我来到军工路旁杨家宅不远处的沈家宅，几名热心的小伙子把我领到一位当时年逾八旬的史姓老人那里。他听完我的查访描述后，用肯定的语气说：“你要问的地方，就在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地方。八一三抗战爆发后，日本兵从虬江码头登陆，占领了沈家宅。不久，便建起十来幢木结构的平房，每幢房有10间房间，房间大约有10平方米，还挂起了慰安所的牌子。我们这里人都管它叫‘东洋堂子’。”他的说法得到数位当地老人的呼应，“千真万确，日本人在这里造的孽，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最初以为，日军在上海仅设立过数个慰安所，并以为这项调查会很快结束，岂料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30多年间，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的陈丽菲等老师和学生，与我共同组成团队，开展相关寻访和研究。
2000年3月30日，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听证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世界多个国家的170余位学者参加了会议。我以自己当时7年的调查研究结果，向与会者进行了阐述。我认为，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本来的面目。还原真相，揭开被刻意掩盖的罪恶，是每一个历史学者的责任。4月2日，大会通过了由我起草的《中国慰安妇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言》和敦促日本政府向中国和亚洲人民认罪、向受害妇女进行赔偿的白皮书。
2005年，我们出版了《上海日军慰安所实录》一书，公布经调查上海的日军慰安所有149个之多；2018年，我们出版了《证据——上海172个慰安所揭秘》一书；2025年出版的《日军“慰安妇”全史》一书中，我们确认的上海慰安所数量为182个。
■ 记者：33年间，您和团队执着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和“慰安所”旧址的寻访，进行学术研究，呼吁相关证据的保护等。您多次说过：“相关的研究工作，如同与时间赛跑。”这样的感触由何而来？
● 苏智良：由于文献记录的相对缺乏，“慰安妇”研究领域中的田野调查极其重要，尤其是中国地区的田野调查，因为中国战区是日军“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和最大实施地，无论是受害者人证还是慰安所遗存的物证，中国区域这方面可供挖掘的材料最多，研究这一问题成为中国学界不可推卸的责任。
2015年6月30日，“血色残阳‘慰安妇’——日军性奴隶历史记忆”展览在上海师范大学开幕。那次展览上，我们披露了当时寻访和研究确认的166个上海日军慰安所的分布图。如今，大半慰安所的建筑物已经灭失，现存的慰安所旧址几乎都没有保护措施，也没有任何标识。我们的相关工作确实在与时间赛跑，特别是随着幸存者们年事已高，相继离世，抢救她们的口述记忆、固定历史证据，成为刻不容缓的使命任务。
从20世纪90年代初踏上寻访之路，我们团队的足迹遍布中国、韩国、日本等，一次次面对历史的创伤，抢救性地记录下那些几乎被战争和岁月湮没的个体遭遇。目前，“慰安妇”制度中国受害者已大多离世，记录在册的仅剩7人。
为了推进“慰安妇”问题的进一步研究，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2007年7月5日，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上海师范大学开馆，2016年10月22日，在此基础上正式设立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成为目前中国大陆唯一以保存日军“慰安妇”制度证据为主题的专题博物馆，依托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学术资源，通过展览、学术活动等形式，进一步推动对这一历史问题的研究和传播。
根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在20多个省份搜集口述、照片和实物证据进行的调查显示，日军的慰安所遍及中国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山西、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上海、浙江、福建、广东、云南、贵州、海南、台湾和香港等地，我国受害妇女超过20万人。
铭记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
■ 记者：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整整80年了，但日本政府对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认罪态度并不彻底，甚至多有粉饰，包括长期隐瞒“慰安妇”制度的事实。对此，您有何感触？
● 苏智良：我们之所以坚持调查“慰安妇”问题，是为了拒绝遗忘。尽管日本政府长期掩盖“慰安妇”制度的事实，但各国学者的努力使得这一史实得以重现。1964年，《朝日新闻》记者千田夏光开始 “慰安妇”问题的开拓性调查。20世纪90年代，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等学者，寻找到日本政府及其军队的相关文献档案，同时，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韩国、东南亚各地学者等查证了日本占领军和殖民机构在各地推行的性奴隶制度，并寻访到数以百计的幸存者。与此同时，一些日本老兵对当年的“野兽行为”也有所悔悟。相关研究、调查和控诉证实，日本在“二战”中的“慰安妇”制度之完备，“慰安妇”所遭受的摧残，远远超出人们的认知。
对于日军推行的“慰安妇”制度，国际社会也早有定论。1996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就此进行了独立调查，并提交了《关于战时军事性奴隶的报告》认定，战时日本实施了“慰安妇”制度，日本政府应负起相关责任，并建议日本政府：应当对违背国际法设立慰安所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应当对被作为性奴隶受害的每个人予以赔偿；应当公布一切相关资料；正式向被害者谢罪；在教科书中正确反映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战争犯罪进行惩罚。
2000年12月8日至12日，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在东京开庭。在庭审过程中，共有65名来自各国的“慰安妇”受害者出庭作证。我作为中国大陆代表团团长向法庭递送了材料，并陪同数位中国“慰安妇”受害者上台作证。2001年12月，我们又到荷兰海牙参加终审判决活动。最后，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判决认定了“二战”中日本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强制征召大量妇女充当日军随军“慰安妇”的事实，裁定彼时昭和天皇裕仁及其军国主义政府犯有反人道主义罪。判决最后劝告日本政府必须真诚地向日军性奴隶制度的受害者作出道歉和赔偿，请求受害者的原谅，并保证今后不再犯。
作为一个模拟法庭，尽管东京女性国际战犯法庭的判决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它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良知和判断，表达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呼声。
作为“慰安妇”制度加害方的日本政府，至今仍未彻底地、无保留地向世界和受害者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谢罪，更不用说赔偿，而否认“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和军队推行、实施这一制度的直接责任所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因这一残酷制度而备受凌辱的数十万受害女性被污名化。
■ 记者：140万字的《日军“慰安妇”全史》分《“慰安妇”制度的背景》《慰安所的建立与扩散》《慰安所的管理与“慰安妇”实态》《受害者的觉醒与国际社会的回应》四卷，考证了“慰安妇”制度的源流，记录了受害者的真实经历，并深入剖析了“慰安妇”在当代战争史和国际关系史的现状与走向。出版这套迄今为止相关研究领域最全面、最系统、最权威地论述日军“慰安妇”制度历史的多卷本专著，您认为最重要的学术和社会价值是什么？
● 苏智良：为确保内容准确，《日军“慰安妇”全史》的作者和编校团队联合近代史、抗战史等领域专家逐章打磨，小至地名考证、大至历史表述，均严格遵循“无出处不采信，有争议必核实”的原则。大量资料和实地调查成果证实，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殖民地、占领地均设立了形态各异的慰安所。团队30余年跨多国田野调查和史料发掘的成果，为日军“慰安妇”制度存立了铁证，确认了“慰安妇”制度的性质，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把“慰安妇”制度等同于公娼制度的不实言论，封堵了历史否认者的缝隙。
全景式铁证、立体系统、学术标杆，《日军“慰安妇”全史》的突破性价值，在于建立了一个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团队耗时33年，跨越多个国家和地区，以田野调查为主，辅以原始档案与口述史，首次把零散史料串成一部“从起源、扩张到运作”的完整证据链——确证日军在华“慰安所”2100余处；记录中国大陆“慰安妇制度”幸存者为358人；公布最新发现的南京“人民慰安所”、上海闸北的“皇军慰安所”原版照片……《日军“慰安妇”全史》的出版，不仅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石，也为当下的国际社会提供了深刻的镜鉴，更是将一段痛苦而沉重的记忆，郑重地交到下一代人手中，提醒着每一个人，和平与尊严需要共同守护，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 记者：一直以来，您有一个愿望：为警示后人勿忘历史，应该建立相关纪念馆。您认为合适的建馆处是哪里？
● 苏智良：最合适之处无疑是“大一沙龙”遗址。
位于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1号、2号、3号三幢建筑，以及东宝兴路123弄的两幢建筑，是世界上第一个日军慰安所遗址，也是存在时间最长的侵华日军“慰安所”，当年名叫“大一沙龙”。1932年1月，日本海军为了给在上海的海军陆战队提供性服务，开始在虹口选择一批日本妓院作为其海军的特别慰安所，到1932年，在上海开业的日本海军慰安所共达17家，其中就有“大一沙龙”。“大一沙龙”中来自日本、朝鲜、中国的女性，均遭受日军的性奴役。
上海作为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起源地，保留“大一沙龙”慰安所遗址并建成纪念馆，集中展示全上海和全国的相关文物和历史资料、图片文字，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目前这一建筑群的5幢房屋完好，且还保存着慰安所存续时期的富士山木雕、“大一沙龙”门板等，证据翔实充分，完全有理由申请成为世界警示性文化遗产。
守护和平：不懈追求历史正义
■ 记者：历史是客观存在着的，但对历史客观面目的呈现，往往需要进行艰苦细致的还原工作。每个侧面还原得越多，历史的整体面貌就相对更加真实和丰满。在对“慰安妇”制度进行还原和揭露的过程中，您和团队经历了无数愤怒、感动和遗憾。能否举一个令您刻骨铭心的例子？
● 苏智良：记得2007年4月的一天，79岁的雷桂英老人在江苏省中医院去世。她生于1928年，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汤家村人。9岁时，她不幸遭到侵华日军的强暴。13岁那年，被骗至位于汤山高台坡的一家慰安所，一年半后才趁机得以逃脱。2006年4月，她下定决心将那段痛苦遭遇公布出来，为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佐证。据她介绍，当年在高台坡慰安所，有不少十七八岁的姑娘在遭受日本侵略者轮番凌辱后失血过度而丧失生命，有的则是直接被日军残忍地杀害。她还将从高台坡慰安所带出来的揭露日军罪行重要物证——清洗下身用的高锰酸钾捐赠给了设于上海师范大学内的中国“慰安妇”历史博物馆。
雷桂英老人生前一直希望能出庭作证，为自己和受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去世前几天，由她口述，让其养子记录了一封信，明确要求发给我，这也许是老人留下的最后遗物。
那封信全文如下：
最近，国外人士来采访慰问我，我从心里表示感谢，我说说我的心里话。广大爱国人士，你们好，我雷桂英这次勇敢地站出来，绝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各族人民，为被日本帝国主义杀害的千千万万遇难同胞讨个公道。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给我们中国人民和东南亚人民、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场战争是侵华日军犯下的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60多年前，日本帝国主义野心勃勃侵略我们中华民族，说我们中国人民是“东亚病夫”，欺负我们，看不起我们中华民族。60多年过去了，我雷桂英心中的仇和恨是永远忘不掉的。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仇恨，而是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仇恨。我现在恨的是日本少数人依然在否认这段历史罪行。但是，大多数日本人民是好的，他们盼望和平，只是少数的日本右翼分子，不承认历史罪行。60多年过去了，我们在这和平的年代里，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要以史为鉴，要牢记罪恶的历史。
我雷桂英现在心里所想的，是和日本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希望历史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不再有战争。战争就是罪恶。
■ 记者：您曾说过，还原并不是终极目的，能够面对还原出来的真实历史并进行反省与抉择，才是构建未来历史的可靠基础。作为后人，对于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应有怎样的认知？
● 苏智良：的确，未来历史的良性构建，需要我们对历史正义的不懈追求。
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进步战胜反动的伟大胜利”，这个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陷入深重危机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转折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世界人民的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抗战的东方主战场，中国的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国抗战的胜利不仅促推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更进一步为国际新秩序的重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就此而言，中国抗战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不可替代的重要一环。
抗日战争既是民族战争，也是人民战争。中国共产党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领导人民力量的发展和壮大，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战、团结、进步的大旗，发展和巩固了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者、实践者和坚定捍卫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推动下，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国各族、各界、各阶层的爱国人士，都投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共同抵御日本的侵略战争，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期间创造和完善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及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过渡作出了重要贡献。抗日战争对中华民族新的领导力量的锻造，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步从愿景走向现实。
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相关活动的目的，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来。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激发人们对和平的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共同捍卫胜利果实，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我相信，这会对民众发挥长期的教育作用，特别是有助于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教育、是非教育、善恶教育、价值观教育，培育青年一代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从而肩负起历史的责任。
铭记历史，才能面向未来——这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