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姿飒爽的新四军女兵。后排左一林佑。

“那天是8月15日，我在津浦路东安徽来安半塔附近的大柳营，那是我们新四军二师政治部驻地。下午得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感觉我们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迎来胜利，于是赶写标语张贴，又用铁皮喇叭传播，连夜庆祝。当时哪有那么多鞭炮？放完了，我们就敲脸盆，和老乡们把足有3米高的高粱秸扎成把，一把一把放火烧，游行通宵达旦。”在北京阜成门航天大院，新四军老战士林佑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这样回忆……
“偷窥”新四军的“大官们”
林佑原名龚维懿，“林佑”这个名字是她在合肥参加新四军后取的。
林佑的父亲龚积炳举人出身，于1925年2月被任命为山东省省长。军阀张宗昌在上任的第二天即给龚积炳送来一笔“搬家费”以“逼宫”，龚积炳被迫交出省长印，寓居天津。1935年因脑溢血病故。
1937年“八一三”淞沪事变爆发后，家乡安徽宣城告急。母亲带着13岁的林佑和她10岁的弟弟回到合肥投奔四叔龚意农（离休前为安徽省政协副主席）。
合肥这时也频遭敌机轰炸，于是林佑随四叔、姑妈等到四婶哥哥所在的陈家圩子避难。1938年5月14日合肥沦陷，陈家圩子被路过的日本兵纵火烧毁，幸亏他们事先已逃到邻近的四婶妹妹家褚老圩子，暂时安顿下来。
1939年年初，新四军四支队七团借住褚老圩。不久，四支队司令部又移驻褚老圩。在家乡已遭沦陷，新四军挺进敌后的形势下，48岁的圩主褚峻斋毁家纾难，以房屋田地粮食支持新四军抗日，他自己也于同年参加新四军。
褚老圩四面环水，南北有闸门吊桥，圩内有房屋五进100多间，圩外有300棵粗壮的橡树环抱，环境好、封闭性强，难攻易守，是理想的军事堡垒。
有文化的林佑在这里很引人注目。白天，她跟着龚夕涛（前国民党抗日将领孙立人的元配夫人，龚积炳、龚意农之妹）参加“妇抗会”活动，晚上就和她睡在一张床上。龚夕涛任“妇抗会”理事长，林佑则当了区抗日动委会的妇女部长。
在褚老圩，林佑认识了四支队政治部宣传股长耿青，不过当时她对他并没有什么特别深的印象，她还在褚老圩见过新四军军长叶挺、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她常隔着格子门“偷窥”那些新四军“大官们”的一举一动。
“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
1939年11月，新四军四支队战地服务团撤离褚老圩，向定远方向开辟根据地。林佑此时已经参加新四军，并于1940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任四支队文化教员训练大队排长。
“皖南事变”后，17岁的林佑担任新四军二师四旅政治部少年先锋队队长，旋兼政治指导员。她带的是一批小通信兵、勤务兵、号兵，年龄均在13岁至15岁之间，他们活泼可爱，团队精神强，平时上政治课、文化课，参加军训，还承担为全旅文艺演出的任务，快板、活报剧和大刀舞等受到官兵们的欢迎。
敌人来了，他们也要参战，林佑曾多次遇袭，均在大部队的增援和支持下化险为夷。有一次，她和小战士们在敌人追兵迫近之时，硬是一个个跳到水里，揪着马尾巴呛着马粪水过河，化险为夷。林佑对笔者说：“我们经常一天只吃一顿饭，发霉的山芋干、生虫的黄豆、有干驴屎的豆饼。我和几个战友患痢疾时，冷得发抖，热心的老乡把稻草帘子盖在我们身上取暖，并找来野草说是偏方给我们治病。我们每人的棉被只有12两（每斤16两）棉花，棉裤小腿以下的夹层是空的。洗头洗衣用稻草灰淋泡的碱黄水，居然也好用。我们有崇高的信念支撑，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危险。”
艰苦恶劣的环境下，林佑的文艺天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四旅和二师抗敌剧团里，她在《农村曲》《黄河大合唱》和苏联移植剧目《前线》中，成功地饰演了多种角色。
“抗战不胜利不结婚”
1946年的早春二月，林佑参加了于江苏淮阴县城召开的华中区工、青、妇代表大会，会后得到通知，根据当时“二六八团”（26岁、入伍8年、团级）可以成家的规定，组织上批准她和符合条件的耿青同志结婚。
耿青是著名记者羊枣的儿子。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羊枣在张劲夫主持的上海救国会青年训练班兼课，16岁的儿子耿青则是训练班的学员。11月，上海的许多地段已被日本侵略军分割包围，形成租界“孤岛”。耿青身藏父亲写给钱俊瑞的信，独自乘船从上海到武汉，找到汉口大石洋行八路军办事处，与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文委书记的钱俊瑞接上了头。钱俊瑞把他带到湖北黄安七星坪，介绍他参加新四军第四支队。翌年，经七星坪干部训练班总队长聂鹤亭介绍，耿青加入中国共产党。
四支队东进到皖中，耿青和林佑邂逅于青龙厂褚老圩。1943年，已并肩战斗4年的耿青、林佑宣布订婚，并表示：“抗战不胜利不结婚。”
1946年4月的一天，林佑到山东临沂新四军军部转党组织关系，准备赴东北与耿青重逢。她在看望原二师老领导罗炳辉时，恰遇新四军军长陈毅。陈毅在获悉林佑与耿青的关系后，沉痛地告诉她，耿青的父亲已于年初在杭州遇害。
过了半月，她们一行结伴坐海船到东北局报到。陶铸当即安排林佑和骑兵团政委耿青见面。他打趣地说：“耿青你看谁来了？好啦，你们在这里好好共同战斗吧！”
随后，耿青、林佑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我国导弹工业的杰出组织者”
1949年1月天津解放，林佑任市卫生局军代表助理，后分配到天津和广州的市委组织部工作。1952年，他们夫妇参加了抗美援朝。1959年，耿青奉调国防部五院（即后来的七机部、航天部），出任院党委常委、科技部部长，成为院长钱学森的助手。
为了尽快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耿青刻苦钻研科学技术，实现了从政工干部向科技行家的转变。他参与组织了中国第一枚导弹的研制，并受命负责现场发射任务。1960年耿青大校陪同聂荣臻、张爱萍、张劲夫等领导现场观看了“中华第一箭”从点火到上天、到弹头分离、到准确命中目标的全过程。
耿青隐姓埋名20多年，1983年4月病逝前还在病榻上完成了《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集》的初编工作。中央和有关部门领导沉痛悼念这位“我国导弹工业的杰出组织者”（张劲夫语），钱学森赞誉耿青“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的创建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林佑参加北京中国科技大学的筹建工作，任党委委员兼无线电电子学系（05系）系总支书记、副主任（系主任先后为顾德欢和马大猷），为建校初期的科大尽心竭力。1962年她调入轻工部工艺美术局，干一行爱一行，又很快进入内行的角色，好几项研究课题频出成果。采访结束时，林佑把航天工业的“军功章”——长征火箭模型送给笔者留念。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合肥市政协原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