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上海的隐蔽战线不仅有“无形”的情报战，还有看似“有形”却同样隐秘的地下交通线。
地下交通线对新四军的支援，主要是人员输送、物资供给两个方面。
作为“小老大”原型之一盛慕莱的外孙，张黎光对外公的事迹如数家珍。他记得，1940年前后，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和新四军的武装力量，新四军曾派多个小组在上海招募新兵。起初人员少，可以自行离开上海，后来参军人数越来越多，很容易被敌人发现，一条条交通运输线就此建立起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邬正洪曾做过地下交通线的梳理，新四军上海办事处的地下交通线，早期由荣健生、张达平开辟，分东、西两条，分别经南通、如皋到达苏中地区。后来李子明接续工作，开辟护送人员的交通线也有两条，一条是经扬州、仪征、六合等地的淮南线，另一条是经扬州、靖江、南通的苏中线。
这些主动脉源源不断地为新四军输送人员。根据地下交通员沈诒和邵乃奋回忆，他们分别跟上级联络人员单线联系，接收护送人员任务，基本每次带六七人，在正确无误地对上“时间、地点、人物特征和联络口号”这“四对号”后，晚上化装从外滩上船，乘坐光线暗淡、旅客拥挤的“统舱”，混在跑单帮的小商小贩人群中。
盛慕莱也在这条主动脉上发挥了重要力量。据张黎光介绍，外公打通层层关系，用3艘德国货船进行运输，每批可送数十人，极大地提升了运送人员的效率。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接应运送了从上海动员的新兵约1500人，给上海的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提供了既安全又畅通的运输线。

新四军纪念馆里的图片《参加新四军的上海青少年》。栗思 摄

除了为新四军输送力量，地下党在掩护干部撤退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出兵占领了上海英、法租界，上海形势险恶，中央作出了撤退决定。
为了做好干部护送工作，1942年8月“地下交通”正式组织成立，一批政治可靠、身手矫健又有一定社会经验的地下党员担任交通员，建立起从上海到淮南的地下交通线。
交通员不顾个人安危，出入于敌人关卡林立、岗哨密布的封锁线，历尽艰辛，胜利完成了撤退的特殊任务，安全护送200名干部到达淮南抗日根据地参加学习和整风。
与人员运送同步进行的，还有物资。承担这一职责的地下交通线网，比前者织得更为紧密。

新四军纪念馆里展示的解舜臣烈士用于传递情报的磁盘。栗思 摄

运输物资的第一步，得先有物资。但在当时日寇的严密封锁下，要购买军需、医用物品是件十分困难的事。
盛慕莱开办的“中华物产公司”，就是为了插入敌人心脏而成立的。假借合作转卖农副土特产的名义，盛慕莱把日伪海军俱乐部拉入股，不时分给他们些红利，就这样跟日本兵工厂牵上了线，为新四军提供了大量的军需物资。
叶进明通过煤业公会组建“振业贸易公司”，以合法名义进行采购；杨敬庭则伪装成商人，租用一条商船和伪军大队长开展贸易，办下商船证明书，随后在上海人民的帮助下，采购到了一些机器、水银、钢材等物资；刘燕如利用地下党领导的群众团体益友社和五金行业店的各种关系，在五金店购买到了无缝钢管……
洋行、绸缎庄、药房、报馆……每一个看似寻常的场所，都可能是地下交通线的联络站点。
第二个难题，就是转运。1942年，为了粉碎日寇发动的“清乡”，摆脱“背海作战”的局面，粟裕要求建立海上武装，于是新四军有了一支苏中军区海防团，任务之一就是开启海上交通线，运送从上海采购的物资。
20世纪60年代，电影《51号兵站》的原型之一张渭清，就是利用宝丰鱼行作掩护，为根据地运送无缝钢管等军需物资。自此，新四军的海上交通线成了地下交通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邬正洪介绍，上海到浙东也有一条海上交通线：由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联合建立，以南汇一带为基地，以经商为掩护，把大批从上海采购的军需物资运往浙东。军需药品、医疗器械等各类物资，经由这条秘密交通线路向外输送，还把大批军需物资运送到了苏北和山东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
在党史专家沈伟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在上海表现出三种特点：国际化、坚韧性和使命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隐蔽战线是经历了挫折后重生的，在彼时敌我环境下尤为珍贵。上海隐蔽战线的同志们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充分展现出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民族抗战及党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凸显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
可谓于无声处建奇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