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中抗击日军 作者供图

“八·一三”淞沪会战的前线战场上，固然有民革前辈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社会救亡运动中也同样有不少民革前辈的身影。“卢沟桥事变”后，国难当头，上海工人、学生、店员和文化界人士纷纷组织救亡协会。稍后，由上海市总商会、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总工会、银行公会、市民联合会、市教育会、农会、律师公会、钱业公会等发起，组织各行各业500多个单位，成立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支援抗日。上海民众都被动员起来，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
“八·一三”淞沪会战开战后，位于江湾市中心区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成为战场，时任市长俞鸿钧迁入法租界原市政府招待所办公，各局工作无形中停顿。而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已经开展支援前线的工作，由是市政府各局局长都参加抗敌后援会工作，所以抗敌后援会无形兼顾政府机关职能。民革前辈姜豪（民革上海市委第七届委员会顾问、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时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监察委员。战争爆发后，他刚好参加完会议回沪，马上投入到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参加工作，担任战时服务团团长。服务团以非在读学生的一般市民为征募对象，当时应征者相当非常踊跃，几天中就登记了2000多人，分别编为宣传队、运输队、救护队、掩埋队、消防队等。战事一起，抗敌后援会扩大组织，先后成立了各功能委员会，战时服务团设立的各队也归口到各个委员会。姜豪担任了设计委员会委员，稍后出任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委员会在战时开展的工作有：登记联络的抗日救亡团体；开办政治训练班，讲授抗战有关的政治、经济等知识；培养、训练学员，到部队里去做政治工作，有些还去了延安；开办短期补习学校，招收失学学生，同时宣传抗战意义。值得一提的是，组织委员会除了姜豪主任外，还有一位副主任，即来自湖南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易礼容。是时，易礼容参加了民革前辈朱学范的中国劳动协会，又因为劳动协会加入抗敌后援会的关系，易礼容当上了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
在抗敌后援会工作期间，姜豪接触到许多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例。如在众多市民急不可待地送来慰问品的形势下，有一对新婚夫妇送来一只银杯，上面刻有“同甘共苦”四字，说捐献这个新婚礼品，以与前线将士同甘共苦！另有一位女青年捐赠刻有“同心”和“同德”的一对金戒指，以示与前线杀敌英雄同心同德保卫国家！更有一位老大爷捐来五十枚银元，老人说家住闸北，已被日本鬼子炸的一无所有，所以恨透了日本强盗；现在打工糊口，只希望尽绵薄之力，多买几粒子弹，杀死日本鬼子！老人的恳切说词，感动得姜豪和工作人员都泪眼婆娑。群众纷纷捐款献物支援抗日前线，为适应情势需要，抗敌后援会首先成立了慰劳委员会和筹募委员会，集中力量供应前线急需物品。

淞沪会战期间上海南京路遭日军轰炸 作者供图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战区几十万难民涌入租界，由是抗敌后援会成立了救济委员会，在租界设立收容所安置难民，供给食宿，同时又做把难民遣送到后方的工作。是年12月，中国军队撤离上海，抗日团体在租界被禁止活动，巡捕房迫令解散各界抗敌后援会。姜豪被巡捕房约去谈话，告知租界内不准再做抗日活动。此后姜豪转入地下活动，从事搜集敌伪情报的工作。为防备暗杀，姜豪在租界每二、三个月就得搬一次家，此种动荡不安，艰辛备尝。蜗居租界，姜豪仍能看到、听到上海人民反抗侵略军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日军有5000人自虹桥路闯入租界游行，行到大世界向西藏路转弯时，有一位爱国青年身裹炸弹，突然爬上广告高架上，跃入日军队伍，一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引爆炸弹，当场炸死炸伤日军十余人。继而在大新公司也有人向日军抛掷炸弹，又炸死炸伤侵略军十余人。又如，在日军初占虹口时，有一辆卡车被日军劫持，迫令运送日军。当车子驶近江边时，司机突然加速行驶，一下子冲入江心，自己与日军同归于尽。类此英勇事迹，未经社会传播的，更不知有多少。
上海解放后曾任民革市委委员的陆大公，当时在公共租界老闸捕房任华籍捕头。8月9日，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一等兵斋藤要藏两人驾驶军用摩托车，闯入沪西虹桥机场，制造了震惊一时的虹桥机场事件。事件发生后，日军摆出进攻的架势，闸北一带实际上已经进入战时状态。8月13日，闸北、真如、浏河一带居民，自朝至暮纷纷向苏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境内迁避。由南往北的各条马路，几为搬场车、汽车、塌车、老虎车、黄包车所塞满。陆大公回忆，为了安置这批难民，上海抗敌后援会救济委员会在全市设立收容所20余处，每处收容难民六七十人至百余人不等；又将大世界、佛教净业社、清凉寺、江宁公所等处改为临时收容所。上海各慈善团体分别联合救灾会、宁波同乡会、湖州收容所、回教会、国际救济会等组织先后收容了许多难民。全市收容所最多时达104处，收容人数为223,500余人。在收容期间，难民生病的近2万人，死亡的有400余人。与此同时，将难民陆续遣送回原籍，先后达193,200余人。
随着战事扩大，从前线下来的伤兵日益增多。陆大公回忆，当时各种救护队每天出发到战地，从枪林弹雨中救出伤兵护送到安全区域。据估计，伤员不下20万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和上海抗敌后援会救护委员会设立了伤兵医院和救护医院14所，特约医院2所。鉴于前线战事激烈，伤兵过多无法容纳，陆大公虽然工作繁忙，仍感应为救亡运动更多地贡献力量。于是他和朋友一起决定成立一所伤兵医院，房屋由陆大公设法，医疗器械、药品和医务人员则由其他几位朋友解决。陆通过关系，征下茂名路上的大夏中学。但当时学校内已经住有大量难民，为移置这些难民，陆大公又商谈借用了黄埔剧场楼上的胜利舞厅，将难民搬迁于此，腾出大夏中学的空间。陆大公还通过朋友，借来病床几十张，同时还借了一辆卡车，以便接送伤员。就这样伤兵医院初具规模，医务力量具备，内外科都有，遂定名为红十字会第十二伤兵医院。陆大公担任设计专门方案、组织有关人才、以及征询各方意见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医院的牌子一挂出，许多不相识的居民前来捐物捐款，不少学生和文艺界人士自动前来，义务做护理工作。后来军队撤离上海，第十二伤兵医院被移交给红十字会，移交时，慰劳物品堆满两个房间。
民革前辈姜梦麟，后任民革市委第五届学习工作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对台宣传工作委员会委员。“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他参加了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的战地服务团工作，并被委派筹组两个训练班——护士班和急救班。上海沦陷后，后援会和训练班都解散。但租界内以抗日为宗旨的各种组织还不少，其中就有姜豪领导的“牧羊会”。该组织就是号召上海市民效法苏武，在胡地牧羊不投降匈奴的不屈精神，保持民族气节，继续为抗日的神圣事业奋斗。据姜梦麟回忆，他加入了“牧羊会”，受主持人姜豪的委派，着重把市党部干部中的蜕变投敌分子整理成《汉奸录》，同时收集日伪动态资料，转报重庆。
1939年，三青团上海支团筹备主任吴绍澍（后曾受邀列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国委员会），来上海进行敌区地下工作，姜梦麟被派为支团调查组长。不久，吴绍澍奉命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姜梦麟兼任市党部调查科科长。调查组着眼汪伪的人事、行政动态、日寇军事动向及宪兵队搜捕行动情报，缮印后报重庆。稍后还有一个两路（沪宁、沪杭铁路）党部主任委员陈白由重庆到上海，进行地下活动，由姜梦麟充任两路调查组长。当时秘密工作都采取单线联络方式，同为国民党党部，吴、陈两系统互不了解，姜遂“一仆二主”身兼数任。不久，姜梦麟参与了制裁日伪要员的行动小组。有一次姜通过友人买通了汪伪特务詹森，把颇有名气的汉奸季云卿打死，詹森因此得了一笔奖金。但事情不久泄露，詹森也在汪伪内部被处死。1940年，姜梦麟被捕进“七十六号魔窟”。他遭受毒打，被逼要他招供吴绍澍的住处，又被逼着呼叫市党部所属的行动小组。根据行动小组内部约定，彼此联系只用电话且在电话里双方都用化名，姜的化名是蒋志刚。当被逼接通行动小组的电话后，姜直接喊：“我是姜梦麟……”，对方一听不用蒋志刚这个化名就马上挂断，立即转移。两年后，姜梦麟被营救出狱，此时他身负重伤，离开上海被转移到皖南。
姜豪、陆大公、姜梦麟三位民革前辈，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中，虽然没有战斗在第一线，但他们在危难时刻，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今回顾这些前辈的事迹，以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俞祖成系民革上海市委委员，上海外国语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金鑫系民革上海市委机关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