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寻迹上海”报道组多路并进，从不同视角探寻上海抗战印迹。第三路报道，我们将镜头拉升，俯瞰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战全景，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
1937年的上海，31岁的沈鸿是利用锁厂创始人。他为人低调朴实，喜欢跟机器打交道，发明了颇受市场欢迎的“弹子锁”。
就是这样一位醉心于发明和实业的小厂长，在当年上海那场浩浩汤汤的工业内迁潮中，成了最早在革命时期奔赴延安的企业家。
沈鸿最初的革命理想，并不宏大，“让机器能运转起来、让工人有饭吃、能为抗日做点事”，这是沈鸿带着工人和机器颠沛流离时说得最多的。最终，他在陕甘宁边区这片黄土地上找到了关于“实业救国”的答案。
到了晚年，这位已成为国家机械工业奠基人物的中科院院士却不太愿意主动提及那段抗战时的澎湃岁月。
“一个人的成长，是一种经历和过程，你后来取得的成绩，或许只是因为你遵从了当时内心的选择。”沈鸿曾这样对儿子吴英说。

沈鸿近照。 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一场九死一生的“工业迁徙”
1937年深秋的武汉，从上海西迁而来的利用锁厂经理沈鸿和工人租住在武汉城郊的一处民房里，焦灼地等待着国民政府规划新厂址，却杳无音信。
两个多月前，他和9名工人们刚刚经历一场从上海到武汉的生死迁移。
当年8月，日军对上海的侵袭进一步加剧，为存蓄民族工业力量，150多家上海工厂自发开始向大后方转移工业设备和专业人员。
上海虹口区胡家桥嘉德里8号小院里，沈鸿的“利用锁厂”也决定跟上这次工厂大迁移的脚步。
沈鸿带领30多名工人连夜拆卸机床：10台通用机床拆解打包，由沈鸿带队西迁支援抗战；制锁设备则交由留守上海的张念椿保管，以待战后重整旗鼓。

炮火后的上海。 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然而，利用锁厂这样的民营中小企业并不在政府扶持名单之列，“监督委员会”只选择关系重大的命脉企业给予搬迁扶持。沈鸿辗转找到上海工厂内迁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林继庸，表达了“自费内迁”的决心。
沈鸿13岁就辍学到上海做学徒，25岁开办工厂，他发明的弹子锁以更低廉的价格打破了美国锁的垄断，远销国内外市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坚信，做出比外国人更好、更便宜的工业产品就是最好的爱国行动。

沈鸿当时发明的利用锁的广告。 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临行前，沈鸿号召同行的9位工人各自拍了张大头照，留给厂里作纪念。这些照片，后来由张念椿后人珍藏并捐至海宁沈鸿纪念馆。照片上多是十七八岁的稚嫩面孔，他们或许未曾预料前路的崎岖漫长。
照相次日，五大箱机器零件被悄悄运至苏州河上。为了躲避日本飞机的轰炸，内迁队伍的船上都盖了树枝、茅草一类的简单伪装，船与船之间保持不少于250米的距离，船的四周还要装上钢板来防御流弹和弹片。但自费西迁的沈鸿队伍，因为经费不够，用的是一层铁皮，虽然木船没有中弹，但船身还是被流弹划出了裂缝。历经九死一生，沈鸿一行于9月中下旬抵达武汉。
这些企业家将工人和机器运到武汉后，却发现国民党政府如同一盘散沙，抱着实业救国梦而来的人们又一次落空了。
沈鸿开始寻找自己的出路，在武汉进退维谷的日子，他淘到一本二手的《西行漫记》，第一次了解了延安如火如荼的革命盛况。后来他在武汉遇到了上海工人夜校同窗陈振夏。这位老友也选择了去延安寻找救国机会。从陈振夏口中，沈鸿还知道了八路军获得了平型关大捷，这让处于迷茫中的他对共产党这支“能实干、能打仗”的队伍心动了。
“父亲虽在上海时接受了一些左翼思潮的影响，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的，他是从武汉开始才有了具体的概念。”沈鸿的儿子吴英描述中，他父亲的观念彻底转变，正是在武汉困守的那段日子。
沈鸿决定迈出一步。他过江来到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向办事处负责人钱之光表露了心迹：想把工厂搬迁去革命根据地延安。
钱之光当即表示欢迎，办事处与沈鸿签下协议书。按照当时的约定，机器由共产党无偿借用，抗战胜利后原物归还；如到时不能归还原物，则以相当于原物价值的货币归还，涉及机器人员迁移的一切费用开支均由办事处负责。只是等到抗战结束乃至全国解放后，沈鸿带去延安的机器早已超龄服役不能再用了，当时党组织就按照机器的价值折合成8000块银圆的人民币，还给了上海利用五金厂。
在沈鸿的个人史研究中，1937年12月他发往上海给利用锁厂其余股东的一封函被反复提及。在这封信件中，沈鸿悲愤地写道：“生当斯世本无他冀，但愿无愧于己、无愧于国而已……陕中近来积极准备以应出口大难，而技术人员等更新需用，且闻机器缺乏。鸿昨以遵函所谓‘国家第一之旨’往接洽，愿无条件运陕，但祈机器不废置，而国家好多几分实力。”
他想通过这封信，说服远在上海的股东同意把设备和人员继续迁移到延安。很快，董事会很快复电“以国家利益为第一”，同意沈鸿前往。
沈鸿开始着手准备，他知道延安的工业基础薄弱，为了让自己的机器日后能正常运转，他找到了上海工厂内迁主导人胡厥文，向他购买了一台发动机。当时，胡厥文也表示，支持他这个明智的选择。
沈鸿一行要取道西安前往延安。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共产党的建议下，乔装成在西安考察汽车修配企业的选址，最终获得了国民党的信任，获得了一纸能让他四处通行的“迁移证”。
1938年1月30日，农历新年的前一天，沈鸿一行人收到通知，趁年关时国民党对陕甘宁经济封锁松懈，立即奔赴延安。
等到沈鸿在2月初到达延安时，他还大大方方给当时陪同他在西安参观汽车修理厂的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建设厅张厅长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在延安办工厂，“如有赐教，可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转交”。
“茶坊工厂”里的永动机
沈鸿到来前，陕甘宁边区的机器制造业几近空白，仅有一个拥有3台不成套机床的兵工修械厂，只能修理前线缴获的军械。
但就在沈鸿去延安后不久，山西柳树店村来了近百名工人，工厂规模扩大，急需隐蔽的选址，所以迁至距离延安90公里的安塞县茶坊乡，命名为“陕甘宁边区机器厂”，也就是后来常说的“茶坊工厂”，沈鸿一直担任该厂的总工程师。
当时这个工厂被分为东西厂，沈鸿带去的人马和10台机器，主要服务于西厂的机器制造部。
沈鸿和工人们常年在一个存放棺木、经改造拓宽的地主石窑里生产。他从上海带出的，除了机器，还有满满一箱技术书籍。这些书籍成为他在延安边学边干、解决技术难题的宝库。
以上海带去的10部机器为基础，沈鸿带人制造出一些易于在战争行军中搬迁的新型“母机”，并用这些“母机”又制造出了各种机器，如印刷厂的油墨机、纸厂的造纸机、制药厂的压片机、煤油厂的炼油设备等，甚至还包括延安第一台造币机……

沈鸿带领工人在延安制造的印刷机。 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边区工业需要什么，只要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他都能把它们造出来。如果暂时造不出来，那就找别的替代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吴英追忆父亲在延安的岁月。
1942年冬，沈鸿收到了毛主席要接见他的消息。在陕北的窑洞里，他听毛主席对他说起“自力更生”四个字。“到延安后常听人说起，但现在听毛主席亲口道出，还是觉得含义深刻。”他在自述中写道。
沈鸿的信仰体系也越来越靠近共产党。他阅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后感慨：“联想起自己最初来延安，单纯只是为了救国雪耻，要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贡献。抗战初期，我在上海、武汉时，也曾对国民党抱过停止内战、团结抗战的幻想，但国民党的行径使我失望……共产党领导下八路军真正在浴血奋战并取得了几个战役的胜利……事实真相就是这样，这吸引了我带着机器和人员，千里迢迢来到延安投奔共产党。”

沈鸿（左）在延安的窑洞前。 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1947年沈鸿正式入党，毛主席对他的称呼，也从原来的“沈鸿先生”变成了“沈鸿同志”。毛泽东亲笔为沈鸿在白布印制的劳动模范奖状上，题写了“无限忠诚”四个字，并称他为“边区工业之父”。
边区政府重视工业制造生产，作为总工程师的沈鸿，每个月的工资甚至超过了许多党内的高级干部。“我在延安时，身体底子不是很好，但我每天都能从工资里拿出钱来，给自己烧点肉补补脑子。”后来沈鸿对吴英回忆。
“当时父亲还是把大部分精力放在了工厂的生产研发上，他从上海带去的好几位徒弟甚至都早于他入党了，所以他入党的介绍人，有一位还是他的徒弟姜载愉。”吴英后来对我们回忆起这段特别的往事。
沈鸿也曾多次提过，奔赴延安是自己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点，“从此，我这个上海滩上的小老板，不但在技术上得以充分施展，还在世界观上来了个脱胎换骨的改造”。
上世纪80年代，沈鸿重访延安“茶坊工厂”，当地老乡看到个头瘦小的他从当年的窑洞里钻出来，掸了掸身上的灰尘。但这位老乡或许并不知道，这位北京来的领导，曾在8年间通过这口逼仄狭小的窑洞为各家兵工厂提供130多个型号的成套机器设备数百台，为民用工厂提供机器和重要部件400多件。

沈鸿在1980年当选院士的证书复印件。 杨书源  摄

从延安走出去的“工业脊梁”
沈鸿晚年时，有不少记者曾来拜访他，询问他在延安时期的工业生产情况。他还被《北京日报》的一篇报道称为“中国工业泰斗”。
沈鸿不认同这样的称呼。他诚恳地给报社写信，指出：你们对我的这一称呼不合适，在抗战时期的工业发明，都是大家一起努力的成果，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出来的。后来《北京日报》全文刊登了沈鸿的这封信。
新中国成立后，沈鸿继续为机械工业奠基铺路。1956年7月起，他历任电机制造工业部、煤炭工业部、农业机械部、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分管设备制造技术工作。职务随项目转换，但他始终心系一线。“父亲不喜欢当官，只想做优秀工程师。职位是为研发时调配资源。”吴英解释，车间和测试间才是这位务实的部长最常去的地方。
1958年，沈鸿提出“我国应该在主要工业区建造自己的若干台万吨水压机”的构想。得到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他很快带领上海江南造船厂的职工投入研发。时隔20多年后重返上海，沈鸿对这片工业热土依旧充满期待，“如果上海的工业水平造不出万吨水压机，那就没有地方能造出来了”。
当时，一切设计研发从零开始，光设计草图就大改了15次。国外一般都用铸钢组合式结构，上海没有大铸钢能力，沈鸿就用焊接组合整体结构，使得横梁重量减少了一半，成为全世界大水压机中最轻的一台。1962年6月，12000吨锻造水压机制造竣工，对国内发电、冶金、化学、机械和国防等工业部门的特大锻件制造至关重要，标志着国家重型机器制造业达到了新的发展水平。

1962年，沈鸿带领上海江南造船厂的工人造出了万吨水压机。 海宁市档案馆供图

身边人发现，沈鸿的工作方式和思维理念，依旧沿袭着延安窑洞里的传统，最显著的是“自力更生”。“比如有的时候，完全生产出一个比肩国际发达国家的零部件很难，那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就地取材，寻找到一个替代性的设计方案，依旧把你要的那个大设备生产出来。”吴英回忆。
上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为了研制原子弹、导弹、飞机等国防新产品所需的新材料及新设备，沈鸿领军生产出9套适配于国防领域制造的设备，简称“沈九套”，填补国内空白。后来美国的专家来参观，惊讶道：“你们都有那么好的设备了，还要买我们的干什么？”之后，三门峡水电站水轮机转子焊接难题、葛洲坝水电机组的研发和安全运行关卡，都在沈鸿团队的攻坚下得到解决。
但此时的沈鸿，初心和延安时期的“沈总工”并无二致。面对一次次全新的探索，他依旧不允许在技术上的“差不多”，会像当年在延安兵工厂里质问徒弟一样追问研发人员“差不多？到底差多少”。
晚年的沈鸿，致力于在国家的工业标准领域“拓荒”。1981年，沈鸿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负责编写其中的《机械工程卷》，同时他还组织2000多位专家，编写了国内第一套共25卷的《机械工程手册》和《电机工程手册》，让国内的工程技术人员有了第一套可靠的工具参考书。

沈鸿纪念馆内1:1还原的沈鸿的书房。 杨书源 摄

此时的沈鸿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他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我国工匠在制造业中的水平该如何提升？
“现在，我们通过高等教育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工程师，能够画出漂亮的图纸，但没有足够多专业化的工人，把这些工业设计高质量付诸实践。好的工业人才体系，永远应该是金字塔而不是倒金字塔，国家应该有足够多好的职业学校，去培养这些工人。”吴英诉说着父亲晚年的遗憾。这位1937年为救国从上海走向延安的锁厂工匠，始终牵挂着国家工匠群体的未来。
工匠精神，是沈鸿生命的底色。吴英回忆，沈鸿晚年病重之时，听力衰退得特别厉害，家人给他买了个1万多元的西门子助听器，但他几乎没怎么用就去世了。整理遗物时，众人惊讶地发现，这个助听器又被沈鸿钻了孔、打了眼。
这位在病榻上的老工业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还在琢磨着怎么把设计做得更好。
（徐新民、朱薇薇、胡岸青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