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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黄炎培开创了职业教育
2025-08-07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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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职业指导所求职登记处

黄炎培 照片由作者提供
中国近现代史上有不少知名人士,人们只要一提起他们的姓名,似乎总觉得带有某种标签。比如黄炎培,属于他的标签,除了民主人士这一身份,便是著名教育家。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标签,即是人们对其在某项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褒奖。具体到黄炎培,便是对他在教育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和褒奖。尤其是他在上海开创的中华职业教育(以下简称职教),在中国家喻户晓。“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人民大众)的义务,名曰职业教育。”——这就是黄炎培对职业教育的定义。
教育乃救国思想的核心
黄炎培,字任之,1878年10月,出生于今上海川沙。黄炎培的父亲是家塾老师,黄炎培7岁随母识字,8岁随叔父读私塾,22岁考取秀才,两年后考入由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特班,选读外交科。他晚年在《八十年来》一书中回忆道:“一个受旧文化教育近二十年的青年像我,长日忧国忧民而毫无办法。”现在得以“跨上新文化教育舞台,这是我(人)生第一个很大的转折点”。特班共有学生42人,他的同班同学中有李叔同、章士钊、邵力子、汤尔和等。中文总教习是蔡元培。蔡元培给学生布置每天应读的文史哲等书,还要求他们写札记,他亲自阅批。除此之外,蔡元培还常找学生谈话,让他们自述读书心得或对时事的看法,以培养他们的爱国思想。
第二年,黄炎培应江南乡试,中举人。这一年南洋公学特班解散,黄炎培回到家乡川沙,迈出了他与教育相伴交集的人生第一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这年冬天,与同怀“教育救国”信仰的朋友一起前往南京,呈准两江总督张之洞,又得到家乡商人杨斯盛的资助,将川沙观澜书院改为川沙小学堂。黄炎培被聘为校长,但他不拿薪水,纯尽义务。他终生不渝从事教育事业自此始。而“兴教育,办学堂”,成为黄炎培早期救国思想的核心。
翌年,黄炎培又与堂兄洪培创办开群女学,并在该校授课,创新教学法。黄炎培在开创教育事业上显露出的才干,深得杨斯盛激赏,后者因此请他出山,在浦东六里桥创办浦东中学,并担任校长。黄炎培晚年回忆道,那时为“唤醒民众”,每到规定时间,就有部分师生“各肩小黑板,分向附近各村落,招集男女老幼,从识字中间讲到国家情况、国民责任,教得六里桥一带人民兴奋起来”。早期中共领导人张闻天、历史学家范文澜、会计专家潘序伦都毕业于浦东中学。
1905年,经蔡元培介绍,黄炎培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黄炎培进一步将爱国与教育联系在了一起。
1911年9月,辛亥革命前夕,黄炎培莅任江苏省民政司总务科科长兼教育科科长。民国建立后,他任江苏省署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在职场几经腾挪,始终没有离开教育工作。在教育司司长任上,他敏锐地观察到一个严重现象,即不少学生毕业后,“往往不能用之于实际工作,如学过算术的,但不能识别权衡;学过植物学的,但不识庭前的花草和室内的家俱(具)为何花何木”。(见许汉三编《黄炎培年谱》。以下简称《年谱》)正是这一现象,直接促成了黄炎培随后的开创性事业——职业教育模式的开启。
与爱迪生相会
一旦决定投身这项名山事业,实地了解中国教育现状,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为此,黄炎培于1914年辞去江苏教育署之职,然后以《申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对安徽、江西、浙江三省教育状况,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辛勤考察。这年5月28日抵达上海后,黄炎培作了总结,提出应予注意和改正的几个方面:“(一)各地中等学校,其教材类有过多之病,于脑力上既患用之过度,于知识上尤患食而不化。(二)中等以下学校教员,往往误认彼之职务以在授课时间为限,故授课以外,不尽肯有所致力。此层实为实施训练之一大障碍。(三)一般学校通行之教育法,多系注入式,求能用启发式者绝少。”这可是100多年前黄炎培所作的考察总结,即使放在今天,依然不乏启迪意义。
经短暂休整后,黄炎培又启程赴山东、北京、天津等地考察教育。他在天津拜访了近代著名教育家、南开学校创始人严修先生,后者的教育实践,给了黄炎培很大启发。其间黄炎培还参观了一所私立普育学校。该校设有职业专修科,学制一年,传授缝纫及织毛巾等技能,产品多为商店定制。这也给“学以致用”作出了最好的诠释。
1915年初,黄炎培发表《实用主义产出之第一年》一文,这里的实用主义,即是他主张学生在校所学之知识,应注重其离校后的应用。这也可以说是他有关职业教育思想的雏形。
此后,黄炎培把目光瞄向了世界。正好农商部组织游美实业团,黄炎培受邀参加。这年4月9日,实业团从上海登轮启程。6月8日,黄炎培在纽约见到了美国科学家、发明家爱迪生。知道黄炎培来自上海后,爱迪生当即拿出他制造的收录两用播音机,请黄炎培对着它说上一段上海方言。黄炎培便用上海话说:“中国是东方大国。美国是西方大国,愿两国用和平手段,同心同德,互相帮助,走上幸福的道路,并祝安(爱)迪生大科学家长寿。”黄炎培说罢,爱迪生当场播放,当黄炎培刚才说的那段上海方言,从播音机传出来时,顿时引起大家一阵好奇。
黄炎培此行,敏锐地关注到“美国教育当时注意研究职工教育问题,即如何以补习方法,增进工人于其所从事之职业的知识和能力,以提高其工作的效率。工厂中有设置‘效能工程师’者,即专门负责调查职工之能力是否能胜任其所负的工作,如不相当,即令其从事补习,以提高其技术和知识”(《年谱》)。简而言之,就是学生毕业后要学以致用。
1916年1月3日,已结束赴美考察回国的黄炎培,在松江作演讲时,具体阐述所谓“职业教育”,“一宜注意其普遍性,如男宜木工,女宜缝纫;二宜注意其特殊性,即根据一个地方之土宜特产而定职业之种类,如四鳃鲈乃松江特产,即可以之制罐头”。黄炎培在进行技术指导的同时,分明也道出了职业教育应以经济为中心、以教育为手段的思想。可见此时黄炎培心目中,关于职业教育的架构,已更趋成熟。
这年夏天,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黄炎培介绍一个学生到药店当学徒,结果该学徒嫌每天搬货物和清洗便壶、便桶太累太脏,不想干了。黄炎培知道后,写信告诫他,“除是世上无便壶便桶,否则谁是应该倒者?彼挑粪倒便壶者难道不是人,何以他该倒,我不该倒?日日讲平等,如此存心,尚算平等耶?”黄炎培也是由此想到,从而主张“学校训练学生其标准不仅使安于现在的境遇而已,率将使之降心下气……非养成此等精神,必不适于习业”。就在这年岁末,黄炎培向沪海道道尹徐元诰建议,应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如设立职业学校及职业补习学校,在普通中学设职业科等等。
职业无贵贱之分
1917年5月6日,黄炎培终于有了行动——在上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并在《教育杂志》九卷七期上发布成立宣言和章程。宣言称,中国教育之最大危机在于毕业者失业、就业者所学亦不能适于用。蔡元培、马相伯、张元济、严修等48人在宣言上签名。章程则提示,中华职教社之目的在于(甲)推广职业教育,(乙)改良职业教育,(丙)改良普通教育,俾为适于生活之准备。其宗旨有三:一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二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三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后来黄炎培又把这个宗旨概括为两句话:“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这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研究、提倡、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组织,黄炎培被推举为办事部主任,主持社务。当年10月,黄炎培创办《教育与职业》月刊。嗣后,黄炎培一系列极有见地的关于职业教育的文章,发表在这本杂志上。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一年时,为使职业教育有个试验点,黄炎培创办了一所职业学校。课程设有机械、家具、纽扣、珐琅四科。中华职业学校以教育质量高、收费低蜚声上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当年即因家庭不富裕而考入该职校。上海留法俭学会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也附设于中华职业学校内。中华职业教育社还附设有中华职业指导所,该所与上海工商界多有联系,所以能及时了解用人信息,这也为职校毕业生中无力自谋职业和失业青年,提供了不少就业机会。当年曾就读于中华职业学校的蔡轶伦,晚年时回忆道,他当年来自农村,家境贫寒,因此选择考中华职校商科,毕业后,即由中华职业指导所介绍到当时的上海三星棉铁厂门市部工作。
1926年,黄炎培发现苏浙和直奉两场军阀大战,严重破坏了职业教育现状。他审时度势,提出尽快解决下列四个问题,应成为职业教育的当务之急:一,灾民职业教育;二,伤兵职业教育;三,裁兵后之职业教育;四,清室旗人职业教育。灾民、伤兵、裁兵,都是军阀大战后出现的问题。最后一项是针对溥仪被逐出宫后,清室优待条件亦将修改。旗人不熟悉生计,导致旗籍贫民无以为生。这些都是职业教育要想到和要解决的。在黄炎培看来,职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解决社会国家最困难的生计问题”。这一年,他还撰文《诸君须知》,强调“受教育须以其所学用于社会,造福人群为贵”“职业无贵贱之分,苟有益于人群,皆是无上上品”。他又说:“任何职业,必须积小为大,先轻后重。凡今日不屑服务微末之业者,即他日微末之务而不可得者。”这些话语既是提醒,也是告诫,看似浅显,但细细回味,堪可令人深长思之。
“大职业教育主义”
黄炎培职教事业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因有悖“学而优则仕”之惯例,招来封建卫道者的谩骂。办校成功后在资金上的运转,就曾有过危机。当时有人建议黄炎培,发行学校公债,届时定期还本付息。黄炎培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发行学校公债,债券必须有信用卓著的人署名负责,否则无人敢接收。黄炎培就想到了职校经济校董、也是极具声誉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宋汉章。宋汉章爱惜羽毛,提出要亲自到校查一下账,如学校账目清楚,他才会出手相助。黄炎培主持下的学校账目当然没有问题,就这样,一度出现的学校“经济危机”,终于安然度过。
1927年,当黄炎培开启职业教育又一个十年时,他极具前瞻性地提出了“大职业教育主义”这一新概念。所谓“大职业教育主义”,就是除了办教育,还得参加政治活动;办教育也必须大力“整饬内部,使学校效率日进,努力与劳动界联络,授以相当的知识,以谋改善其生活;努力改进农村事业,使成教育化,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幸福基础”。诚如有学者指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概念的提出,标志着黄炎培的视野,已走出了狭隘的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范畴,开始从“教育救国”的理念,悟彻到“专守教育岗位,不足以救国”的全新境界。唯其如此,“大职业教育主义”的提出,得到了中华职业教育社全体同仁的支持,并立刻组织起“农村教育研究会”,以自办、合办、代办农村教育和乡村改进事业的多种形式,培养农村亟需的服务人才。
1929年10月,浙江省举行西湖博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躬逢其盛,参加了产品展出,黄炎培应邀出席。有理由相信,置身西湖博览会,尤其是看到中华职教社的参展品,黄炎培应该会百感交集。但他首先想到的,一定不会是过往的成绩,而是责任和使命。他很清楚,前行仍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谷钦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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