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寻迹上海”报道组多路并进，从不同视角探寻上海抗战印迹。第三路报道，我们将镜头拉升，俯瞰上海各界群众的抗战全景，探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背后的精神力量。

6月下旬，上海蝉鸣声起，又一个夏天到了。按照约定时间，记者敲响了叶公琦家门，只见这位96岁的老人笑盈盈地出现，神采不减当年。
叶公琦，曾任上海市第九届、第十届人大常委会主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民熟悉他，多半是因为“菜篮子工程”等有口皆碑的民生保障工作。很多人不知道，他的青葱岁月同样可歌可泣。
受家庭影响，叶公琦年少时便投身抗日救亡运动。1944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学校里秘密宣传抗日主张，团结同学发展党员。
80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夏天，16岁的叶公琦正组织同学勤工俭学。他们从郊区收购南瓜，再到市区卖，生意很好。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群青年听闻后“激动得不得了”，南瓜也不卖了，转而投向更重要的事业。此后，他不但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还当起了地下交通员。对他而言，学生是“职业”，革命才是真正目的。
往事历历。革命年代的那些人、那些事，叶公琦从未忘记。回忆中，有欢笑也有泪水，有辛酸亦有感动。千般心绪最终汇成坚定的信念：黑暗终将过去，黎明必会到来。
以下是叶公琦的口述。

 叶公琦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采访

革命之家
1929年10月，我出生于上海，随后在苏州度过了童年时光。我的母亲王季彦生于苏州东山，是明代大学士王鏊的后裔。母亲还有两个妹妹，二妹王季凤、三妹王韫之，她们三人被当地称为“革命三姐妹”。在革命年代，三姐妹家中有10人加入了中共地下党，包括我的姨夫、哥哥、姐姐、表哥、表姐等，其中1人牺牲，被追认为烈士。
我追求进步首先就是受到了家庭的影响。记得我在小学一二年级时订阅过一本杂志《小朋友》，杂志里有首诗歌讲夏天吃西瓜的事，其中两句延伸道：“如果国家被人破，问你心中意如何？”让我印象深刻。是啊，当时我们国家被列强瓜分，割地赔款，即便我那时候年纪还小，也懂得这种耻辱。加上家里都是进步力量，所以从小就萌发了抗日救国的思想。
在我还没有步入社会的时候，家人就在对我进行社会教育了。可以说，我从懂事开始就认定共产党是好的，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
用米汤密写入党申请书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父亲把母亲和我们姐弟送到了上海法租界的三姨妈家。后来我们全家又搬到了三伯父在巨籁达路（即巨鹿路）一处房子里，表哥表姐也住了进来，全家人头济济。
1942年2月，我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地下抗日组织——“上海学生抗日协会”，简称“学协”。当时我在上海中学（时改为私立沪新中学）读书，我们每周在高年级党员指导下过组织生活、开小组会，商量在学生中开展抗日宣传以及宣扬中共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事迹。作为党的外围组织，“学协”大部分成员后来不是去参加新四军，就是潜伏下来，到了年龄后具备条件就发展为党员。
我属于后一类。1944年9月，学校党组织通知我已经可以入党，我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出于保密考虑，那份入党申请书是蘸着米汤密写而成的。11月，在巨籁达路家中举行了入党宣誓。
说起来，包括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很多同伴，都是在我家进行入党宣誓的。父母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但一直没有戳破这层窗户纸，而是默默支持我们。1939年，上级党组织提出有位从根据地来上海的同志，没有生活来源。我们就跟父母商量，请他做我们的家庭教师，让他有份收入，可以在上海生活。他向我们讲根据地的革命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宣传抗日主张，搞义卖办工读
我在“学协”及入党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替哥哥姐姐去苏联人办的杂志社买报刊。因为我年纪小，不太会引起日本人及汪伪特务注意。苏联塔斯社在上海办的报纸《每日战报》（Daily War News）成为哥哥们学英语的教材，也是很好的抗日宣传材料。当然，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不在报道范围内，只能报道苏德战争。不过苏德战争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情况，这些报道被我们当作开展反法西斯宣传工作的材料，时常念给同学们听。
我也跟哥哥姐姐、同学朋友偷偷去苏联侨民俱乐部看苏联电影。俱乐部大概位置就在现在上海展览中心斜对面一个小学操场上。那里搭了一个草棚，专门面向苏联侨民放映电影和纪录片，但对外不公开，主要是关于苏德大战的内容。当时苏联和日本还是友好关系，签有友好条约，所以日本人允许苏联在上海办报刊放电影。这对于上海地下党和进步人士来说是一个信息来源和精神支持。
现在很多抗日剧夸大了普通民众与日军的直接冲突，抗日志士动不动就摸出一把枪来拼命，其实是不太可能的。我们在日本人统治下尽量不作公开对抗，主要任务是秘密宣传抗日主张，团结同学发展党员。当时做过不少助学活动，帮助家境困难的同学渡过难关。比如那时候上海米是统制的，不定时地供应一些籼米，我曾经几次偷拿家里的白米支援生活困难的同志和同学，为了轧“户口米”还挨过警察打。
另外，我们搞过义卖，也搞过工读。比如号召同学把不用的东西捐出来，义卖之后捐钱给经济困难的同学作为学费，还自己制作墨水出售。
1945年暑假，我们组织了一批同学去郊区农户那里收购南瓜，再拉到市区菜场摆摊，摊位上竖起一面勤工俭学的小旗子。因为是学生助学运动，很受市民支持，生意很好。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那天，我们还在马路上卖南瓜呢。消息传来，说抗战胜利了！大家激动得不得了，哪有心思再卖南瓜，助学活动也就不搞了，转而准备迎接新四军进上海。
一场戛然而止的起义
当时，国民党军队离上海很远，而新四军及上海地下武装浦东支队等其他抗日游击队就在上海周围。我们接到上级党组织通知，准备搞里应外合，接应新四军进上海。
我所在的上海中学有一个总支，有很多学生党员接到起义任务后，大家彼此都半公开了身份，唱起《游击队之歌》等进步歌曲。我们和进步同学还一起上街贴标语，包括“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建立民主自由的新中国”以及“欢迎新四军”“欢迎刘长胜市长”“欢迎张执一副市长”等。后来，一群穿着白衬衫、蓝裤子的人出来制止我们，我们知道，这大概象征“青天白日”，说明国民党势力开始活跃了。
为了阻止共产党接管上海，蒋介石成立了伪上海市行动总司令部，任命大汉奸周佛海为上海市行动总司令，要周管控好上海。当时行动总司令部设在乐群中学（今东湖宾馆），房子是杜月笙的。
8月中下旬，上级要求我们一批学生党员参加攻打行动总司令部的行动。进去的借口是什么呢？就说要去操场上打篮球。实际上是要以斧头砍篮球架为信号，冲进行动总司令部的各办公室，使之瘫痪，以配合全市的暴动。
一切准备就绪之际，8月下旬，上级下达了暂缓暴动的指示，因为毛主席要去重庆谈判了。到了九月中下旬，传来上海不搞暴动了的指示，国共要签“和约”了，我们需要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起义戛然而止，我们振奋的情绪一下子泄了气，大家都感到十分可惜。后来想想，我们当时在政治上太幼稚了。事实证明，中央的决定是非常正确的。要是草率起义，将对上海地下党及进入上海的新四军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华远公司副总经理顾志成同志来上海帮台湾人士谈生意和工作，说起1945年他就在浦东支队，已经缴了漕河泾汪伪警察分所的枪支，只差一两天就要暴动了，后来他们支队就撤到根据地去了。聊起往昔，我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要求建立联合政府
随后，国民党着手接管上海，大批官员都进来了。党政军警宪特都拼命“劫收”，抢日本人及汉奸的房子、车子、票子、位子乃至妻子，所谓“五子登科”。这些老百姓都看在眼里，当然非常反感。
我们当时的主要任务还是促进建立联合政府，这是真心实意的。面对国共摩擦，1945年下半年，美国政府派马歇尔将军前来调停。他到中国的第一站就是上海，住在汇中饭店（即和平饭店）。
我们参与了欢迎马歇尔的请愿活动，向马歇尔递交请愿书，提出要制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要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国民党特务用大棒阻止在中央商场集结的请愿学生队伍向汇中饭店进发。双方僵持不下时，正巧有一个自称是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美国青年，主动表示保证帮我们把请愿书带给马歇尔将军本人。这是我们第一次与国民党的公开斗争。
玉佛寺公祭，“大地在叹息”
1945年底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昆明，数千名青年学生联合起来举行集会，反内战、争民主，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在冲突中，于再、张华昌、潘琰、李鲁连四位老师学生被特务打死，这就是著名的“昆明惨案”。
上海地下党得知于再的家人要在玉佛寺为他做道场，便决定为烈士举行公祭活动，控诉国民党当局的残暴行径。那是1946年1月，当天上海各个学校的进步学生都去了，大约有一万余人。主祭团由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等知名人士组成，宋庆龄因病没来，但送来了四字横幅“为民先锋”，许广平为公祭活动写了一首很长的悼念诗。会后还举行了游行。
公祭现场非常动人。我记得众人唱了两首挽歌，一首叫作《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安息吧死难的同学，别再为祖国担忧，你们的血照亮了路，我们会继续前进，你们真值得骄傲啊，但更使人惋惜悲伤，冬天有凄凉的风，却是春天的摇篮。”
另一首是《自由公理在哪里》：“西风凄凄，大地在叹息。朋友，你死不瞑目。谁是凶手？杀人要用机关枪和手榴弹。谁是凶手？屠杀我们青年。眼泪朝里流，怒火燃烧心头。这是什么世界？自由公理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我们唱得都哭了。玉佛寺的场面虽已过去很多年，却令人终生难忘。敬师运动
1946年6月初，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搞了一次“敬师运动”。
当时，因为物价飞涨，老师们生活很困难，我们就到街上公开募捐，将所得钱款用来给老师们补贴生活。实际上，这是对国民政府腐败无能的宣传和控诉。
紧接着，国民党三青团控制下的“学生总会”就搞了一场“尊师运动”。他们是没有什么群众基础的，但有庞大的政权机构保障这些运动的开展。中共地下党就利用“尊师运动”之名，合法地搞我们自己的活动。国民党方面见我们加入“尊师运动”，也放松警惕，支持我们。
在“尊师运动”时，我到了百乐门舞厅募捐，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进入舞厅。
除了募捐来的钱，我们还拿了自己家里的钱，一并送给老师。我还记得当时的国文老师是位老先生，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间。我带着同学们去慰问他的时候，他激动不已，非常感动，对我说：“你是级长（即现在的班长）啊？要带个好头，作同学的榜样。”还叮嘱了我们很多话。
这些运动对于我们争取教师支持，争取社会同情，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人民请愿团到南京请愿。
此前周恩来同志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已经抵达南京，他派了自己的助手华岗同志到上海，与马叙伦教授等人商议举行和平请愿，还派了董必武同志来商议和平请愿事宜。
6月23日，上海各界共约5万人集结在上海北站，欢送12名代表组成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到南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团长是马叙伦，请愿团成员有阎宝航、雷洁琼、蒉延芳、盛丕华、张絅伯、吴耀宗等在上海有影响力的人物，还有上海学团联的主席陈震中、复旦大学的学生代表陈立复等。
谁知请愿团刚到南京下关车站，就遭到了特务殴打，马叙伦、阎宝航、雷洁琼、陈震中4人重伤。周恩来同志亲自去医院看望了他们。
“六二三”事件以后，中央就判断和下达指示，看来内战是很难避免了，我们应该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中共地下党也做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
学校里的斗争也十分激烈
1947年元旦，上海举行了一场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学生的“抗暴”游行。1947年2月的“劝工大楼事件”（即“二九惨案”），国民党特务把提倡国货的永安公司的梁仁达打死了，我们也为此举行了纪念活动。
1947年5月初，交通大学学生因伙食费只能买两根半油条，生活很艰苦，和杭州、苏州、南京的大专院校学生联合向南京请愿，于是爆发了“五·二〇”学生运动。这次运动规模是很大的，但受到了镇压，许多学生被打伤、逮捕。我哥哥是交大地下党的总支委员，是“五·二〇”上海请愿团的代表，回沪后受通缉。
毛主席曾在《毛选》里提到“五·二〇”运动。也正是在“五·二〇”以后，他正式提出了建立第二战线。第一战线是真刀真枪和敌人干，第二战线就是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区的学生运动。这次运动对整个国统区的震动很大，镇压也很残酷，抓了一大批人。
在这以后，我基本上参加了上海学生运动的历次重要斗争，如1947年6月的“反会考”游行，1948年1月的抗议港英当局迫害九龙同胞的游行示威，1948年1月支持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斗争，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特务，斗争从早上开始直到深夜，1948年5月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的游行示威，1948年5月纪念“五·二〇”运动一周年，一万多名学生聚集在交大的“红五月”斗争。
1947年，我高中毕业，一共考取了三所大学，但读哪个大学是由组织决定的。组织上告诉我，你到大夏大学去。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是国民党的堡垒学校。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有个口号“十万青年十万兵”，就是让大后方的学生建立青年军，抗日胜利后青年军可以免试入大夏，所以大夏大学的反动力量很强大。而共产党的骨干力量被开除的被开除，撤退的撤退，支部委员会都不存在了。因此，地下党决定抽调一批党员进入大夏大学，加强力量，并建立总支委员会。
此前之江大学正好开除了近20名学生地下党员，他们也统统进了大夏大学。此外，还从其他学校抽调了一些骨干力量。总支委员共有3个人，书记是之江大学原来的书记，另一个总支委员是从南通学院调过来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我当时只是一个大一新生，可能因为我在中学也是骨干党员，所以组织上任命我当委员。学校里的斗争也十分激烈。
地下工作最危险的一次
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时期的学生运动我基本上都参加了，每一次都轰轰烈烈。
1948年6月，地下党学委交通部门的负责人沈某被捕了，她是我表哥朱承坚的同学，也是受他领导的。这个案件牵扯到了朱承坚，也牵扯到了我。因为我原来联系的一位女同志准备撤退，关系已经到了沈某处，由于沈某被捕，这位女同志也被捕了。表哥和我就接到了上级通知，必须撤退。
我和表哥商量好，第二天早上6点先转移到南市表哥的老家暂避，等待时机撤往解放区。到了当天早上，表哥跟我说他有重要的事要安排，等他9点回来再走。
等到7点多钟，国民党特务就来敲门了。我打开内里一扇门，隔着铁栅门问对方：“有什么事？”敲门的国民党特务说：“我们要找张承坚。”我一听，这个傻瓜特务连名字都搞不清楚，就回答他：“找错了，我们没有这个人。”对方这才意识到名字说错了，立刻改口说自己是朱承坚的同学。可是这个特务已经三四十岁了，我表哥才二十多岁，怎么可能是同学呢？这两个破绽太大了。我回答他：“他不在，他早就不住这里了。”就关上了门。
关门后，我立刻进去告诉专门负责管理党内文件的大姐叶岭华，有特务来了。大姐立刻把文件塞进我家花坛（之前就挖好的）洞里，此时外面的门已经被特务敲得震天响了。等大姐藏好文件我才去开门。
门一打开，对方就冲了进来，举着枪说我们家里有鸦片，还把我和大姐隔离，追问表哥的下落。我和大姐早已对过口径，都告诉对方表哥前几天就已经走了。特务不信，说昨天晚上还看到表哥进门。我们都坚持说这是没有的事。
特务把家里搜查过以后，又派人看住我们和家里的电话。我大姐很机灵，她写了一张纸条，叫母亲从三楼晒台丢给对面楼的同乡，让同乡把纸条送到不远处我的三姨妈家。当时朱承坚的妈妈、也就是我的二姨妈住在三姨妈家，她们一看纸条就知道了这件事。二姨妈就让孩子们到路口去拦我表哥，我的三个弟弟也以要出门上学的借口出去拦我表哥，终于在离家100米不到的地方拦住了我的表哥。他得知消息后马上撤到了解放区。
特务等不到我表哥，就买了包子在我家吃饭，我还给他们倒了开水。他们一边吃包子一边看报，慢慢放松了警惕。当时我们家有两扇门，其中有一扇门是平时不开的。我趁他们不注意，马上从这扇门溜了出去。
我父亲当时是大陆银行总行副经理，我就跑到了父亲工作的银行，告诉他家里出事了。我父亲立刻找了他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是一个义务警察（解放后得知他是地下民盟的进步人士），请他到我家去摆平这件事情。我就躲到了另一位地下党同志的家里。后来也是通过这个义务警察，塞了钱给警察局副局长张师，特务才撤出我家。
还有一个细节说来可笑，我表哥之前在学校登记的是老地名，巨籁达路（即巨鹿路）313弄8号，后来门牌号变动，就改成了巨籁达路225弄8号。结果特务还是按照以前的地址去抓人，他们早上5点就动身了，找了半天怎么也找不到，只好回到警察局查档案，才知道门牌号已经变动了。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已经7点多了，如果在6点前就找来，我表哥就危险了。
我为什么没有被抓到呢？因为我联系的那位女同志被捕时，身上留了我们家的电话号码。好在她没有交代这个电话号码的来源，敌人也没有追下去，不然我也危险了。这位女同志后来因为这件事向我道歉，说她不应该把我家的电话号码留在身上，当然这是后话了。
可以说，这是我参加地下工作时最危险的一次了。
交通员的艰苦生活
我不能再留在上海了，就去苏北解放区，任务是建立交通站。
1948年，国民党在上海推行了一项制度，叫《警管区条例》，于当年11月15日开始执行，规定警察但凡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发现有嫌疑的人，可以不经过批准、不用拘捕证，马上把人带走。地下党就下了紧急通知，必须在1948年11月15日前疏散紧要人员，撤退到解放区。
我是在泰兴交通站接收从上海撤出来的人，把他们送进华中解放区的。我们站点这条线是当时效率最高的。晚上从上海动身乘夜车，天不亮就可以到镇江，镇江下车后，马上渡江到泰兴口岸，从口岸一直走进解放区。也就是说，如果当晚动身，第二天傍晚就能到解放区。
由于紧急的撤退任务，组织上决定，把我从交通站调出来改做交通员。让我做交通员有个优势，就是经费不成问题，而且我在苏北待了一两个月，已经能用苏北话跟人交流了。
我们这条线路护送了很多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包括音乐指挥家司徒汉。解放后他还在报上写过回忆文章。当时，我假扮作司徒汉的表弟，司徒汉则装扮成米商，带上假身份证，跟着“表弟”坐火车到达镇江，再改乘轮船渡江。船上的国民党军警检查很严，看到“表弟”若无其事地抽着烟，“表哥”也镇定下来，翻阅起报纸。上岸后，我们在约定的茶馆里等来了接头的同志。完成交接后，我又赶回上海护送下一位同志。
我还送过国民党元老、孙中山先生的朋友、老同盟会会员、“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西曼先生和夫人到达湖北大洪山解放区。张夫人用双拐走路，经历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任务。
我做交通员时是没有经费的，也没有固定住所。我们每天为省钱就吃猪血烧豆腐，大家叫它“红白汤”。生活困难都要自己解决，穷得“嗒嗒滴”。
现在很多年轻人计较自己贡献大、工资少，我就告诉他们，我们当年都是带了钱来革命的，不是向革命要钱的。当时每天只能吃猪血烧豆腐，偶尔有交通员到其他同志家，能有点已经发霉的咸肉拿来吃，我们都当成是好东西。每一分经费都是非常宝贵的。
女同志的一顿饭让我印象深刻
做交通员时，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我一批要带5个人走，之前要先跟他们接头。其中有一位住在现在北京西路的女同志。我按照规定拿了要拿的东西去敲门，出来的女同志说她就是我要找的人。我先说了规定的暗号。这个女同志听了，就哗哗地掉眼泪。本来她还有下半句暗号要接上的，她没讲，我就很尴尬了。她看着我发呆，才想起来她忘记讲了，赶紧把下半句暗号接上，我才进去。
这个女同志对我热情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她说她在亲戚家里已经躲几个月了，亲戚几次要赶她走，她实在待不下去了，还好组织终于来帮她了。
我跟她详细交代了路线、碰到危险怎么发信号等事情。她看我很辛苦，就说：“我能不能请你吃顿饭？”我们当时天天吃猪血烧豆腐，有人请吃饭，那是天大的好事。因为她第二天晚上在北站上车，我就说：“明晚你再请我吃饭吧。”
第二天晚上，我们找了个北站附近的小饭店。她点了蛮好的菜，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又跑出去买了两包熟食进来放在我面前，说：“你吃哦。”
这个女同志给我留下的印象深刻极了。她看见我就掉眼泪，激动得口号都忘记讲了。还非常热情，把她的困难一五一十和我讲，说她非走不可了。所以我带她走，她高兴得不得了，一定要请我吃饭……这才叫同志间的情谊啊！
后来，解放军南下，交通线断了，撤退工作也停了，我又被组织派去做上海地下党南区的学委工作，准备迎接上海解放。1949年5月25日早晨6点，我完成对一中学支部书记布置迎接解放的任务后，在淮海中路看见我们的队伍来了，不禁热泪满眶。
（本文系解放日报·上观新闻与市委老干部局联合推出的口述历史系列访谈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