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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丨1937年的上海街头,为何总有人说“买郭沫若”
2025-07-25 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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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不禁令人莞尔。这张名为《救亡日报》的报纸,诞生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烽火之中,虽然只在上海出版了不到三个月就被迫停刊,却在上海抗战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救亡日报》的诞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1937年7月28日, 上海文化界五百多人集会,成立上海第一个救亡团体———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成立,这是自1927年之后,中共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机构。
随着淞沪会战爆发,国共两党决定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一份机关报,秘密回国的郭沫若任社长,两党各指定一人任总编辑,中共选择了夏衍。

今年五一期间的南京东路353号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孟雨涵 摄
黄浦区南京东路353号,今为悦荟广场,始建于1932年,原为装饰艺术派风格的“大陆商场”,当年《救亡日报》的编辑部就设在6楼。1937年8月24日下午,在日渐逼近的炮火声中,第一期《救亡日报》出版。这是一张四开四版的晚报,核心内容自是如何抗日救亡,主要栏目有战局鸟瞰、战事报道、社论、世界的一日、救亡知识、组织民众特辑、消灭汉奸特辑等。头版上方正中是郭沫若题写的报头,版边印有“胜不可骄,败不可馁,牺牲到底,争取最后的胜利”等醒目标语。
胡愈之、司马文森、田汉、陈紫秋等20多位作家参加了《救亡日报》的义务采写工作。如胡愈之撰写的社论《上海抗战的一个月》写道:上海抗战的一个月“在全部中华民族抗战史中, 这不过是一页而已”“读了这一页,已经使我们增添了千百倍勇气和不可动摇的自信”。
当时的上海新闻业发达,不过这样一份以“救亡”为名的报纸还是吸引了不少民众。在报摊上,常有读者打暗语“买郭沫若”,摊主便会意,送上一份《救亡日报》。创刊伊始,报纸每日即能发行1000份左右,最高峰时发行3500多份。

中国左翼文化运动文物史料展上展出的救亡日报 王闲乐 摄
当时在前线作战的国民党军队也很重视《救亡日报》的影响力。国民党将领陈诚主动造访郭沫若,表示支持《救亡日报》, 并订了上百份报纸到前线去散发。据记载,10月24日,郭沫若还与夏衍、田汉同到南翔,访问在前线指挥作战的第十八军军长罗卓英。这天,日军飞机连续五次轰炸南翔、江桥等地。为了安全,他们至黄昏时才从上海出发,深夜1点多才抵达南翔。田汉在《序<愁城记>》一文中记录了这次南翔之行:“那晚月儿初出时是那么红红的。看上去有筛子那么大,晶光饱满,江南景物照耀得明媚如画,若不是敌机的威胁和远远的炮声,真忘记是战时。”

1937年10月31日,《救亡日报》出版的“八百战士专页(一)”,报道四行仓库保卫战
11月12日上海沦陷, 租界成为日军包围中的“孤岛”,《救亡日报》坚持出版至22日第85号, 终被迫停刊。在当日下午出版“沪版终刊号”上,郭沫若发表《我们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锁铐》一文作为“终刊致辞”,宣告“上海光复之日,即本报和你们再见之时。”而后,《救亡日报》辗转广州、桂林,一直坚持到1941年2月。广州时期,该报仍大量刊载上海沦陷后的真实景象。1938年1月23日《暴敌在上海》一文中报道:最近日寇司令部通令各侦探机关,如逮捕到文化界领袖如郭沫若、沈钧儒、史良等悬赏五千元。日人又强迫工部局取缔并没收抗日书籍刊物,每日派日本便衣队侦探到各书局去搜查,倘仍有抗日刊物者,则被拘捕或罚金至一千元左右。听说四马路有一间旧书店,摆有合订本《救亡日报》一册,遭日便衣拘捕店员二人,打得皮破血流。文章称:“此种行为,简直等于兽行。”
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救亡日报》坚持宣传抗日救亡思想。而在其创刊后不久,《战时教育》《救亡周刊》《战时联合旬刊》等抗日救亡报刊陆续出版,形成以《救亡日报》为中心的抗战文化传播阵地。即便时局动荡,环境恶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出版传播机构仍千方百计开辟新的抗日宣传阵地,凝聚人心,共御外敌。
责任编辑:张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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