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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神秘的文献保存同志会,战时抢救的善本古籍足以撑起一座国家级图书馆
王闲乐 林子璐 刘璐/解放日报  
2025-07-23 09:16 字号
【编者按】
起来!前进!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上海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民族强音。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解放日报“抗战•上海寻迹”报道组兵分多路,从不同视角寻找上海抗战印迹。我们寻访的第二路,寻找当年那些鼓舞人心的文艺作品诞生之处,访问文化名人抗战期间在上海奔走的人生轨迹,回望上海民众在民族危亡之时万众一心的觉醒。
“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文化机关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
1932年1月29日凌晨4时20分许,日军空袭上海闸北,轰炸了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及其创办的东方图书馆。熊熊大火吞噬了无数珍贵书籍,时人记载,十里开外的法租界竟也飘落下焦黄的《辞源》《廿四史》等书籍残页。
商务印书馆并非军事设施,但这绝非误炸。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除了军事上的占领,日本侵略者一直试图从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殖民,掐断中华文化的传承。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司令盐泽幸一后来亲口说出了文首的话。
一位中国青年学者目睹了这场大火,他将在未来隐姓埋名多年,暗中从日本侵略者手里抢救善本古籍,守护中华文明,存续文脉之根。
他,就是郑振铎,一位“隐形”的守护者。郑振铎

郑振铎


“七七”事变后再未和日本学者联系
郑振铎这个名字,大多数中国人都不陌生,中小学语文课本里的《海燕》《猫》等,都是他的作品。但他的故事,绝不止于此。
“九一八”事变后郑振铎就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当时他在燕京大学任教,是燕京大学抗日救亡协会会长。“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郑振铎在上海的住所和两万多册藏书全部被毁,他回到北平后,即发表演讲《我所见到的上海战争》,组织抗日救亡宣传。
“全面抗战爆发前,日本著名汉学家长泽规矩也和我爷爷常有书信往来,还从日本寄来我爷爷没有找到的中国古籍。”郑振铎的后代郑源说,但“七七”事变后,直到抗战胜利,郑振铎再没有和任何一位日本学者联系,“可能在他心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1937年11月,随着战局越来越不利,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纷纷向西南迁徙,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却选择留在已成为“孤岛”的上海。
“足足八年间,我为什么老留居在上海,不走向自由区去呢?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多年后,郑振铎道出原因,“前四年,我耗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
江南藏书文化盛行,但随着江浙大片地区沦陷,许多藏书楼要么毁于战火,要么迫于生计贱卖珍藏的书籍。行走在上海的街头,郑振铎经常能看到有人挑着担子卖古书,其中不少都是孤本。
“日本人、美国人、伪满洲国,都在四处搜刮。”郑源告诉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祖父一向爱书如命,眼看着无数珍贵古籍在战火中遭受空前洗劫,心急如焚。
倾家荡产也要保住珍贵古籍
为了保住这些古籍,郑振铎不惜倾家荡产。
1938年5月,郑振铎从相熟的中国书店总经理处得知,苏州一位书商手里出现了32册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是明代藏书家赵琦美抄校的元明戏曲集,共64册,收录了242种元明杂剧,其中135种是孤本,对于研究元明杂剧具有难以想象的价值。
对方开价1000多大洋,郑振铎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当时在暨南大学任教的他便发动师生一起凑钱。好不容易凑够了数,书却已被另一位古董商买走。
那古董商手里恰好有另外32册,如今正好凑成全本,奇货可居,竟开价1万大洋。郑振铎只能给在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卢冀野发了电报,希望政府能够将书买下。三天后卢冀野回电,教育部决定购买。于是郑振铎继续与古董商讨价还价,最终以9000元成交。
但战争时期,汇款所需时间较长。为防夜长梦多,郑振铎向暨南大学借款,先将全本买下。果然,教育部的购书款过了半年才到账。
“这是祖父为国藏书的第一个成功案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郑源说,这次购书也让郑振铎意识到,面对海量古籍,个人财力根本无以为继,必须借助国家的力量。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秘密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



1940年1月5日,郑振铎联合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中法大学教授张凤举联名向国民政府教育部发电报,痛陈江南文献遭劫的岌岌可危的状况,强烈要求政府拨款抢救。
五天后,重庆回电同意他们的建议,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奉命秘密潜入上海,和众人商议具体事宜。最终决定由张元济、郑振铎、张寿镛、何炳松、张凤举五人秘密组成“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散佚的古籍文献。
“当时国民政府有一笔中英庚款,原计划给南京中央图书馆扩建馆舍,后来南京沦陷,这笔钱就闲置了,中英庚款董事会同意用这笔款来抢救文献。”郑源说。
在文献保存同志会第三号工作报告中,郑振铎写道:“民族文献、国家典籍为子子孙孙元气之所系,为千百世祖先精灵之所寄。若在我辈之时,目睹其沦失,而不为一援手,后人其将如何怨怅乎!”郑振铎1939年写的日记

郑振铎1939年写的日记


此前,郑振铎如何在已成“孤岛”的上海,与重庆国民政府保持联络,一直是个谜。直到前两年,郑振铎1939年写的日记出现在上海一家拍卖行,里面有一个此前从未在他的日记里出现过的名字。
“日记提到,祖父在欧洲时认识了郁秉坚,上海沦陷后,郁秉坚奉命留守上海,负责交通部留沪机构与迁至重庆的交通部通报的秘密电台。”郑源说,正是通过郁秉坚掌握的电台,文献保存同志会才得以和重庆联络。
从1940年1月起,至1941年12月日军占领租界止,文献保存同志会累计收购了约10万册古籍,其中善本古籍约4.8万册,包括宋元刊本300余种及历代孤本。其中,郑振铎主持采购,张元济鉴定宋元善本,其余负责资金管理与版本审定。
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用两年时间抢救下的善本古籍,足以建起一个国家级图书馆。
为追索古籍预留关键证据
郑振铎的行动,自然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郑振铎对此亦心知肚明,行事非常谨慎低调,原本喜欢穿西服,统统换成了长衫马褂,就连眼镜的款式也换了,平日里深居简出,不参加任何的婚、丧、寿宴。
1943年,重庆《中外春秋》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郑振铎在四马路赛跑》。标题看着有趣,但讲述的故事却着实凶险。
汪伪政府想利用郑振铎的名声,便派出他之前的朋友、当时已附逆的樊仲云到上海寻找他,试图拉拢其主持上海的文化工作。樊仲云知道郑振铎喜欢书,常常逛四马路的旧书店,便在那一带蹲守。
一天晚上,樊仲云真的遇到了正在翻阅旧书的郑振铎,便上前拍了拍郑振铎的背。郑振铎转头发现是樊仲云,一言不发,拔腿就跑。樊仲云紧随其后,两人如同在四马路上举行赛跑。
“祖父是个身高一米八五的高个,大长腿,樊仲云跑不过他,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跑掉。”郑源说,除了汪伪政府,一次,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同时也是特务组织“梅机关”头目的清水董三,掌握了郑振铎的行踪,便到一家书店寻他。
好在,书店的伙计留了个心眼,偷偷将有人在寻他的消息悄悄告诉了郑振铎。郑振铎赶紧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着,装着一个购书的人。”后来,郑振铎一一叮嘱他常去的书店伙计,如有人问起,就说很久没见过了。后来,郑振铎写下《劫中得书记》,记录如何在抗战烽火中搜求古籍

后来,郑振铎写下《劫中得书记》,记录如何在抗战烽火中搜求古籍


然而,局势在一天天恶化,谁也不知道上海这座“孤岛”还能坚持多久。1941年夏,郑振铎开始着手将购买到的善本古籍运出上海。他先是挑选出最为珍贵的82种善本,由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徐森玉亲自带着,辗转香港运抵重庆。
剩下的绝大部分善本,则由邮局打包成3800个包裹寄往香港,由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主任陈君葆负责保管。但后来香港沦陷,这批古籍落到了日军手中,被作为战利品运回日本国内。
日本人没想到的是,在寄走前,郑振铎为所有书籍都细心编制了目录,上面记录着版本、题跋等具体信息。这也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政府向日本追索古籍的关键证据。
守得云开见月明。1947年5月,这批古籍终于回到了上海,回到了中国。
一位热烈的爱国者
位于今天静安区康定路528号的国立暨南大学旧址,是郑振铎所写散文《最后一课》的发生地。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公共租界,宣告上海彻底沦陷。形势已不允许郑振铎继续活动,在给暨南大学学生上了最后一课后,他化名“陈思训”,开始了长达四年的蛰居生活。国立暨南大学旧址,郑振铎所写散文《最后一课》的发生地

国立暨南大学旧址,郑振铎所写散文《最后一课》的发生地


直到抗战胜利,郑振铎的好友如叶圣陶、巴金等人,才知道他这几年做了多少事。叶圣陶在郑振铎《西谛书话》的序言中说:“当时在内地的许多朋友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甚至责怪他舍不得离开上海,哪知他在这个艰难的时期,站到自己认为应该站的岗位上,正在做这样一桩默默无闻而意义极其重大的工作。”
巴金也在《怀念振铎》中写道:“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遇难,没能留下任何遗言。他生前曾经对家人说,“我死后,我的这些书将来都是国家的”,于是家人依据他平时流露出的意愿,将他的近10万册私人藏书全部无偿捐给国家,入藏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
“我的祖父是一位热烈的爱国者,把一生,连同他的生命都献给了国家。”郑源说。
责任编辑:张杏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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