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卫星常委代表民盟中央的发言：

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如何发挥好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尤为关键。
为此，建议：
一、强化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打通制约经济循环堵点。一是将《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及其实施办法落实到位，完善抽查、督查、举报处理等配套制度。二是加强制度监督保障，及时有效发现、查处和问责不作为不担当问题，落实主管人员责任。三是增强制度衔接，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同约谈、行政垄断执法等结合起来，形成合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二、加强竞争执法和合规引导，用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一是加快修订《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规定》进程，扩充执法权限，强化责任追究，一体推进法治监管、信用监管和智慧监管，增强监管穿透力，通过有力监管破除统一市场建设的桎梏。二是加强对企业竞争行为的执法，严格规制恶意低价竞争等“内卷式”竞争行为和操纵价格、分割市场的垄断行为。三是进一步畅通经营主体和各界反映问题渠道，建立反馈问题快速响应处理机制。四是发挥好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强对企业的竞争合规宣导和培训，鼓励企业通过自主创新获取市场优势。
三、完善要素市场化体系建设，扩大统一大市场影响力。一是健全资本要素市场配置机制，明确并严格执行财政奖补、税收返还、出让土地等方面优惠政策实施界限。二是优化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配置机制，推动区域或行业技术交易平台互联互通，健全数据资源产权、交易流通、跨境传输和安全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三是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要素价格机制，防止政府对价格形成不当干预。四是对标国际规则，推进自贸区制度型开放试点，发挥好“境内关外”的“试验田”作用。
徐晓兰常委的发言：

完善长效机制，支持鼓励引导民企参与国家技术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营经济发展，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新时代新征程民营经济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5月20日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以法律形式明确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技术攻关，要完善长效机制，把法治保障转化为实践效能。
近年来，国家出台系列措施支持民企参与国家技术攻关任务，但民企仍面临“玻璃门”“旋转门”“弹簧门”等问题，发展环境仍待改善。建议构建长效机制，推动民企“轻装上阵”参与国家技术攻关任务：
一、建立参与国家技术决策长效机制。在“十五五”面向产业化的攻关项目实施方案和指南编制过程中，设立各类所有制企业共同参与的咨询委员会，广泛听取民企代表意见。建立常态化沟通交流机制，提高来自民企的专家占比，充分吸纳民企在项目征集、立项、组织实施等环节的意见，提升攻关项目凝练阶段的靶向性和精准性。
二、建立供需匹配长效机制。搭建攻关项目供需对接平台，精准识别具备攻关潜力的民企，推动民企创新资源与国家技术攻关需求高效匹配。支持有能力的民企牵头建设共性技术研发平台、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提高民企在攻关项目中的参与度。在项目评审中，对在“揭榜挂帅”“赛马相马”中筛选出的优质企业给予加分或设置绿色通道。
三、建立制度保障长效机制。对民企推广使用后补助、创新券等新型财政补助方式，调整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式，实现对企业的“松绑”。对企业承接专项购买的生产设备，审核后可适当延长其折旧年限。优化招投标领域支持政策，适时修订出台政府采购相关措施，提高采购民企创新技术和产品的比例。对承担攻关任务的民企，推动金融机构就项目的配套资金部分给予优惠贷款支持。
刘忠范常委代表九三学社中央的发言：

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
科技成果转化有利于促进科技与经济结合，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调研表明，尽管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明显，但科研与产业“两张皮”、转化链条脱节、产业化不足等问题仍然存在，亟须通过机制创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一、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技术转移体系，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加快推动形成全国统一的技术交易大市场，建立技术转移体系相关标准规范，实现各技术转移交易中心的互联互通，促进创新成果与技术需求快速对接。加强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加快专业化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建设。
二、创新利益捆绑机制，激发各方主体成果转化动力。要落实好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允许科技人员在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权”的部署，采取研发团队、地方园区和产研院“团队控股”机制，探索技术路线决定权、技术成果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合理配置的运营模式，创新利益分配机制，让各类主体都从中获益。
三、精准对接供给需求，解决科研成果“供需匹配效率低”难题。推进AI赋能科技成果转化，鼓励各地结合产业实际，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高高校院所技术与企业的匹配度。通过大模型给企业综合画像、分析企业潜在技术需求，自动匹配入库科技成果，让更多有价值的科技成果走出“深闺”。
四、探索定制化研发服务，实现前沿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与产业化应用“双赢”。建议坚持“四个面向”，鼓励部分基础研究以产业化应用为牵引，打造科技研发、服务相结合的高端平台，让科学家团队和企业团队密切合作，围绕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开展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运用，以研推用、以用促研，为中国式现代化锻造新质生产力的硬核支撑。
张连起常委的发言：

以“投资于人”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将“投资于人”作为民生导向与经济发展的关键结合点，这与扩大内需、增进民生福祉的要求高度契合。建议通过系统性的“人”的投资，将民生改善与经济增长有机统一，构建内需驱动型发展新范式。
一、强化就业增收支撑，夯实内需消费基础。统筹好新技术应用和岗位转换，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加大对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拓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渠道，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完善劳动者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多渠道促进居民增收，进一步优化个人所得税专项扣除制度，推动中低收入群体增收减负。
二、创新公共服务供给，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大力发展银发经济，支持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合作建设医养结合体，推广“健康管理﹢养老服务”消费套餐；推动教育服务多元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职业技能培训、终身教育等领域，形成知识付费新场景。通过财政补贴引导企业布局社区便利店、生鲜电商自提点等，促进即时消费。
三、聚焦急难愁盼痛点，靶向释放消费潜力。在教育领域，重点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在医疗方面，加大基层医疗设施投入，推进“智慧医疗”向县域延伸，实现远程会诊、医保跨省结算全覆盖。针对养老托育，建议建立“家庭养老床位”补贴制度，对适老化改造、家庭照护培训给予财政支持；推广社区嵌入式托育服务，按婴幼儿数量给予运营补贴。
四、完善保障机制，确保投资精准落地。围绕人的需求扩内需，针对不同收入和年龄群体精准施策，重点在教育、医疗、养老、文化等领域加大投资，提升居民福祉。建立“民生投资动态监测平台”，运用大数据分析群众需求变化，实现资金资源精准投放。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民生领域支出占比。
姚爱兴常委代表民进中央的发言：

加快形成权责清晰、财力协调、 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改革取得显著成效，中央与地方收入划分不断优化，基本确立了中央领导、合理授权、依法规范、运转高效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模式框架，但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要求仍有差距。建议：
一、明确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结合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考量各级财政承受能力，优化明晰各级事权与支出责任，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优化省以下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规范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设置。对于跨区域跨领域的事务建立协调机制。规范有关政策，避免上级多部门的多元目标考核造成地方被动举债。
二、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健全地方税体系，给予地方一定的税基和税率调整空间，鼓励地方建立产业和税源的联动发展机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对产业结构单一、转型压力大的地区给予差异化补偿，平衡好调动地方积极性与建设统一大市场。优化债务结构，加大中央举债责任，让地方财政回归收支平衡。
三、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推动转移支付向财力薄弱地区倾斜，增强地方各级政府履行支出责任的能力，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产业在国内梯度有序转移的协作机制，推动转出地和承接地利益共享。坚持“投资于人”，推动转移支付“跟人走”。
四、加强法治保障。建立健全政府财政管理体制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央地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完善监督考核机制，加强对重点领域的监督检查，将自主财力建设、支出责任匹配情况、公共服务质量等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强化激励约束。
易纲常委的发言：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围绕“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出20余项具体改革任务。为完成好这些任务，建议：
一、强化对民营经济和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一是强化政策执行力度，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营造法治、公平的投资环境，形成PE、VC市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好局面。二是提高政府与国有企业股权投资的连贯性、衔接性，优化考核制度，更好发挥“耐心资本”作用。三是保持A股市场合理的IPO节奏。上市政策要长期、稳定、可预期，对消费类、服务业的优质企业应予以支持。鼓励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二手交易市场。四是支持商业银行加大对科创企业投资力度，鼓励开展投贷联动试点。
二、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高质量金融支持。一是要将碳减排任务分解到主要行业和地区。鼓励各地区细化低碳限制指标，分步实施并加强监督。重点行业要制定自身的碳达峰碳中和的路线图和时间表，统计好碳减排量。二是加快推动转型金融发展。大力推进钢铁、建材、化工、有色等行业转型金融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提高标准的国际可比性和可操作性。三是修订金融机构可持续信息披露指南，循序渐进推动金融机构从自愿披露转向强制披露，建立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和社会监督机制。四是不断优化碳减排支持工具和绿色金融评价体系，优化正向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审计要点透明度。
三、关注低利率及利率下行趋势影响。一是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畅通利率传导机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二是引导好公众预期。避免形成利率单边下行的政策预期。三是鼓励金融机构积极适应净息差走低趋势。加强降本增效、风险管控，完善可持续发展机制。
李世杰常委代表民建中央的发言：

完善多元化投入增长机制 加速未来产业培育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奔涌，未来产业正成为重塑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未来产业具有孵化培育长周期、高风险与战略性特征，需要更加多元化、可持续、高效协同的投入增长机制，为此建议：
一、强化政府战略引导，构建分段接力投入体系。政府需发挥“战略规划者”与“生态构建者”作用，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各阶段需求。提高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并鼓励企业、社会资本通过科学基金、捐赠等方式参与投资。支持地方结合产业优势与中央共建概念验证中心、中试熟化平台等，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共性技术开放研发平台。积极运用科创债等工具提供多元市场融资，适度放宽盈利要求，畅通社会资本退出路径。
二、创新市场资本参与模式，激发全周期投资活力。推动“贷款﹢外部直投”“投贷保担联动”等科创服务模式，为企业初创、成长和扩张提供全周期资金支持。推动金融服务创新，推进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和证券化“三位一体”机制，激活科技要素价值。支持金融机构、科技企业、私募股权机构发行长期限科技创新债券，形成股债联动的综合支撑体系。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创新领域，创新“风险分层定价”工具，允许社会资本通过“优先收益权﹢认股权证”组合获取合理回报。
三、深化制度创新，释放多元资本动能。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引导“耐心资本”放心投、长期投。健全政府引导基金容错机制，实施中长期股权投资综合绩效评价，建立“尽职免责清单”，明确技术路线变更、阶段性失败等容错标准，让国有创投机构成为支持科技创新的关键力量。放宽养老金、保险资金等“耐心资本”进入创投基金和私募股权市场的限制。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科研机构以技术入股方式与社会资本共建产业化平台。
燕瑛常委的发言：

突破AI行业大模型瓶颈 协同构建开放创新生态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坚持自立自强，突出应用导向，推动我国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当前，国产大模型爆发增长，DeepSeek、文心一言等AI通用大模型已经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但仍存在部分问题制约AI技术创新生态的发展。
建议：
一、以“激励—技术—制度”数据共享体系，解决AI行业大模型数据获取困难。建立数据贡献激励机制，为数据共享机构提供专项资金奖励。推广隐私计算技术应用，配套区块链存证解决数据确权问题，降低AI行业大模型协作风险。构建行业数据共享联盟，建设跨机构数据平台和高质量行业知识库。
二、以“政策—技术—生态”支撑体系，破解AI行业大模型算力瓶颈。可考虑推广并增加算力券发放，为中小企业提供阶梯式算力补贴。由政府、龙头企业、高校及科研机构共建共享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算力资源高效配置。联合行业专家优化算力使用，通过算法优化与模型压缩技术提升算力利用率。
三、以“政策引导—技术协同—生态共建”发展机制，促进行业大模型与通用大模型协同发展。发布专项政策，确立技术接口标准和数据共享规则，促进知识迁移和模型复用。建立技术协同平台，开放通用大模型的底层能力接口，实现双向赋能。政府主导AI通用大模型与行业大模型企业构建生态联盟，整合资源、共享技术，更好赋能产业落地。
四、以“专项机制—资金支持—跨域合作”多种方式，培养AI技术与行业知识复合型人才。设立复合型人才专项培养机制和资金。激励跨行业人才合作，通过政策支持与生态协作，促进AI人才跨行业合作和产学研结合，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
李惠东常委代表民革中央的发言：

深化农技体制机制改革 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农民掌握先进农业技术，用最好的技术种出最好的粮食”。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由政府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构成的两股力量，在农技推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着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化农技推广的改革创新。
建议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政策措施协同、制度模式创新，健全农技推广协同服务机制，构建农技推广新型服务体系，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技术服务与产业需求有效对接。
一、创新服务体系体制机制。以县域为基础，推进基层农技推广管办分离，实行“行政主管部门﹢专业机构”二元管理模式；建立“县级总站﹢区域中心站﹢村级服务站”三级网络，推行“一业一策”特色产业服务包制度。
二、构建新型合作服务模式。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市场补充服务”的混合农技供给模式，成立区域性农技服务联盟；培育经营主体，设立农技服务创业扶持基金，建立农技服务保险制度。
三、完善动态运行管理机制。建立需求响应机制，推行“农民点单、机构派单、专家接单”服务模式；改革考评机制，建立“服务对象满意度﹢技术到位率﹢产业贡献度”三维评价体系；建设全国统一的农技服务大数据平台。
四、强化人才队伍保障机制。用足用实用好“编制池”，搭建“县管乡用、区域调配”的管理架构；完善奖励激励机制，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用”的职称评审制度；实施“农技人才振兴计划”、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等，进一步补齐能力短板，优化队伍结构。
五、加速形成工作合力。政府部门统筹推动，科研机构创新驱动，社会组织协调联动，大型企业联合带动。
王晓东常委的发言：

发挥县城的城乡融合战略支点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更好发挥县城连接城市、带动乡村作用，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点在县城，建议从“围绕五大体系，增强五大功能”着力：
一、围绕城乡融合规划体系，增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功能。一是提高县城规划的现代性；二是提高县城规划的特色性；三是提高县城规划的融合性。
二、围绕现代化市场体系，增强县城要素聚集的功能。一是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二是着力提升人居环境；三是着力运用大数据、云计算、AI等新技术推动市场建设；四是着力推进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应用。
三、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增强县城发展承载功能。立足资源禀赋发展特色经济。大城市周边县城要主动对接城市群和都市圈优势产业，专业功能县城要积极培育发展特色支柱产业，农产品主产区县城要做好“粮头食尾”“农头工尾”增值文章，重点生态功能县城要深入践行“两山”理念，人口流失县城要促进人口和产业双集中，走集约发展之路。
四、围绕现代化治理体系，增强县城辐射带动的功能。一是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二是建设覆盖生命周期、线上线下联动、精准高效的数字化治理网络；三是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四是推进县城的教育、医疗、文体、养老等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
五、围绕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县城综合承载功能。推进县城基础设施建设，着力提升新型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的现代化交通网络，规划建设一批中心镇、专业镇、重点镇、特色镇，加大力度支持县城有机更新。
方光华常委的发言：

群策群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高校毕业生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只有政府、企业、高校等多方共同努力，才能推动高校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一、推动国有企业和公共部门就业资源更大力度向高校毕业生群体倾斜。国有企业发挥就业示范带动作用，结合重大工程项目建设增岗增人。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部门夯实政策性岗位稳定器作用。挖掘基层治理、社区服务等基层就业空间，吸纳更多高校毕业生到城乡社区就业。
二、更好发挥民营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潜力。充分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发挥市场化人力资源平台作用，灵活应用新兴信息技术帮助小微企业做好招聘展示，匹配适合人才。
三、更高效率地推进产教融合。不断调整学科专业设置，将产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实际需求融入人才培育全过程，引厂入校，引校入厂，推动企业与高校共建实训基地、创新创业基地，强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助力形成高校与企业产业技术协同研发生态。继续实施百万青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和百万见习岗位募集计划。
四、更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赋能。将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落到实处，将民营经济促进法相关条款落到实处。指导和帮助企业充分用好稳岗返还、扩岗激励、创业支持和人岗匹配等政策举措，推动政策精准直达，红利应享尽享。进一步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提高就业服务智能化水平，加强登记失业青年常态化帮扶，加强对平台企业用工指导，维护毕业生合法就业权益。
冯正霖常委的发言：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 推进房地产业高质量发展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适应我国房地产市场供需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当前房地产市场发展的五个特点。一是市场从高速扩张转向平稳发展。二是市场向相对成熟阶段转变。三是行业主体加速转型。四是需求结构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五是发展模式从土地财政转向多元支撑。
二、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治本之策。构建新模式需打破“路径依赖”，解决三大核心问题。一是破解供需错配。二是建立长效机制。三是以人为本。
三、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关键在“五个创新”。一是政策创新，充分释放住房需求潜力。优化调减限制性政策，缓解新市民首付压力。二是制度创新，建立“市场﹢保障”“租购并举”的合理格局。三是结构创新，推进房地产业转型升级。鼓励头部房企向“开发﹢运营﹢服务”复合模式转型，中小房企深耕县域、细分领域。继续培育多类型专业化住房租赁企业。四是产品创新，以“好房子”标准优化供给，盘活存量提升品质。鼓励房企提供“菜单式装修”，满足个性化需求。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基层治理相结合，推动“旧房变新房、小区变社区”。五是机制创新，围绕新模式打好“组合拳”。建立“人、房、地、钱”要素联动机制，科学编制住房发展规划。改革完善商品房销售制度，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机制，构建与新模式相适应的金融服务体系。改革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从重交易环节税收适时转向交易和保有环节税收并重。推动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改革，更好体现扩大内需导向。
总之，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要做到长短结合、标本兼治、良性循环，持续推动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李瑶常委的发言：

加强投融资支持 助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但也存在投资规模及效益有待提升、服务贸易投资有待加强、尚未建立完善的投资风险监测与防控体系等问题。
建议：
一、提高“一带一路”投资质量和效率。根据共建国家政治经济、产业布局、投资环境等因素适度集中投资。助推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协调配合，鼓励以股权投资带动债权投资，以国企投资带动民企投资，以项目投资带动服务投资，提高投资质效。
二、以数字贸易为主导拓宽服务贸易新业态。共建大数据开发服务中心、跨境电商服务中心、高端离岸服务外包中心、离岸贸易结算中心、人工智能创新合作中心等智能平台，开创独具特色的“一带一路”现代新型服务贸易合作发展新格局。
三、积极推动人民币跨境投资和结算。促进与更多沿线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和结算协议，以市场化方式为更多共建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开展共建国家商业银行跨境本币授信和拆借，积极开展人民币离岸金融及数字人民币结算业务，推动多国和多边支付结算体系联网。
四、强化国际投资机构的金融支持力度。扩大亚投行、金砖银行成员国以本币增资的规模，鼓励使用亚投行、金砖银行成员国的本币进行贸易融资和建设投资。
五、科学防控项目投资风险。发挥股权投资的杠杆作用，降低项目主体债务负担；利用政策性银行的开发性金融多重优势，有效防范资金链断裂风险；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加大对“一带一路”投资与贸易的保险服务。
六、完善“一带一路”建设的配套保障机制。建立统筹规划管理机制、政府综合服务平台及项目投资指导委员会，联合国内外第三方咨询机构，对涉及的地缘政治、外交、政策等予以指导和协调。
洪慧民常委的发言：

积极应对主动作为 推动外资外贸稳中提质
近年来，国内核心城市实际利用外资额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因素，但根本上说是中国产业升级、国内企业和产品强势崛起的结果。
当前，外资在华经营行为已经出现一些新特点。一是部分外企经营调整的主要原因是产业发展自身规律。二是新增外资业态发生较大变化，服务业、技术密集型高端制造产业比重提升较大。三是国际商务合作、信息流通仍存在堵点，很多外企对中国营商环境、产业的发展、人才的职业素养等情况不了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还比较突出。针对这些新情况，“鼓励外商投资”“稳定对外贸易发展”的具体政策导向和措施需作出积极主动的调整。
建议：
一、将吸引和利用外资的重点转移到高端服务业。将高端服务业作为吸引外资重点方向，有意识地引入国际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扎根中国，重数量更重质量，为经济结构优化、参与全球竞争提供战略支点。
二、鼓励并引导本土优势制造企业出海。对赶超、代替外国企业而成为新的行业冠军的国内制造企业予以褒奖，并鼓励企业出海争取国际市场。警惕和防止本土产业的空心化，在各地考核中加强对GNP（国民生产总值）数据的重视，与GDP（国内生产总值）参照评价，防止出现一边鼓励企业出海、一边给企业出海制造困难的情况。
三、按照政府主导、企业经营模式，建立实体化运作的海外商务服务中心。在重点国家和节点城市设立多层次、多模式、多背景的“海外商务服务中心”，由政府主导、企业经营、实体化运作，聚焦吸引外资和国内企业组团出海，建设成为大力宣介中国的窗口、外企到中国投资的桥梁、中国企业出海的“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