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重宝函，最外层的檀香木银棱盝顶宝函出土时已残朽，图中所见为七重。 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法门寺佛塔受损现场

鎏金四天王盝顶银宝函 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迦陵频伽纹金钵盂 唐 法门寺博物馆藏

有关法门寺地宫发掘的纪实文章已经发表了不少，我作为地宫发掘队的副队长，虽然没有接受过任何撰稿人的约访，但每篇文章我都是尽悉拜读，也受益匪浅。发掘工作从1987年4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很久，但许多事情回想起来依然是那样激动人心。
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1981年8月24日，明代万历年建造的十三级楼阁式砖塔，在经历了三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后，因雨水浸渗而半边坍塌。目睹这一情景的法门寺文管所工作人员王志英和法门寺住持澄观，收集了暴露在外的佛经、佛像等珍贵文物。
1982年4月，经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扶风县博物馆与西北大学联合对坍塌的废墟进行了清理，并在《文博》杂志1985年第6期发表了《法门寺调查简报》。
1985年7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又决定拆除残塔5至13层的危险部分，保留其稳定部分，并责成扶风县博物馆对残塔上佛龛中留存和废墟中积压的文物进行彻底清理。清理结束后，扶风县文化局和博物馆联合发表了《法门寺塔第二次清理简报》。1986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按照文物保护方面的要求，在基本建设前，需要对塔基部分进行发掘清理。为此，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扶风县博物馆在将原塔残余部分拆除完毕的情况下，联合对塔基及其外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发掘。
1987年4月3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曹玮在主持清理塔基工程中，意外发现了一个深洞和珍藏于内的金银器。当他们用手电向深洞照下去后，金光闪烁，在场的人无不惊异，时任扶风县政府调研员李宏桢宣布对此事要严格保密，不得泄露于外人。同时，责成扶风县博物馆馆长淮建邦协同曹玮一起赶赴西安，将这个消息报告给陕西省文物局，与此同时，扶风县文化局也将这个重大的消息电话通知给宝鸡市文化局。我当时还在文化局文物科任科长，对于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的人来说，这个消息无疑给我带来极大的振奋和喜悦，我感到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便及时将这个发现汇报给我们主管副局长白冠勇。4月4日，我和白局长一起来到了法门寺。这时，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韩伟老师已经早一天到达。我们根据省文物局的指示精神，就在寺院前一间小小的土坯木架房内，召开了第一次协调会议，也就是在这个会上，研究成立了法门寺地宫考古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先生任队长，韩伟老师和我、扶风县博物馆副馆长付升岐三人任副队长。从此以后，我才与这个重大的考古发掘紧紧地结合在一起。
考古队成立以后，我们就很快投入了工作。
1987年4月5日，根据计划，韩伟老师指挥王宝平、吕增福、徐克诚等人在罗汉殿北和真身宝塔之间进行钻探。为了不漏掉哪怕是很小的一个遗迹现象，我们以每平方米五孔的密度布点，试图寻找蛛丝马迹。
激动人心的一刻终于来临了，经过一天的钻探，我们在罗汉殿北8.4米的地方，发现了地宫的入口，入口平面距离地面仅有30厘米，根据其水平距离下降数值均匀的现象，我们分析入口处是用砖铺砌的踏步漫道，共有19级，漫道的长度为5.6米。这个发现无疑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但使我们知道了地宫位于塔基的正中部位，而且南端已经超出了塔基，这样一来便明确了我们工作的范围，更重要的是找到了进入地宫的途径和钥匙。
1987年4月6日，我们开始清理踏步漫道中的填土。填土分为两层，上层为黄褐色土，结构松软，其中含有少量的木炭渣和红烧土块，也发现了陶盆、板瓦、琉璃筒瓦唐代文物残片，还有“开元通宝”古钱。下层填土呈暗黄色，包含物有较多的白灰粉渣和建筑构件残片。当我们清理到第14级踏步时，发现有“开元通宝”铜钱铺撒于台阶平面上，而且密度很大。我们抓紧时间，很快地清理了全部填土，又见两排巨石斜倚向北，并将门严密封堵。我们还是小心翼翼地把门口的大石块移走，第一道石门完全暴露。至此，踏步漫道清理完毕，总长5.8米，总高差3.36米，共有20个台阶，比我们估计的台阶数量只多出了一个，这时已经是1987年4月9日。
法门寺地宫的发掘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中进行的，与住寺佛教人士的合作不仅牵涉工作的开展，而且牵涉党的宗教政策的落实。所以，在第一道石门暴露出来后，韩伟老师及时叫人通知澄观法师。上午10时10分，澄观、静一等五位僧侣身着袈裟，手持香捻，下至漫步平台，为即将开启地宫而诵经祈祷。
艰苦的工作
5分钟过去了，10时15分，韩伟、罗西章老师，还有曹玮、付升岐和我五个人，又下到第一道石门处，研究了开启石门的办法。我用手铲轻剔锁上的铁锈，但铁质机体几乎被锈蚀殆尽，我只得找来了铁锥，采用机械的办法，硬将锁柱与锁孔分开。
习惯了在室外耀眼的太阳光，根本无法看清地宫内其余的一切。韩伟老师一并前来，拿起手电向里一照，只见地面散铺有铜钱及崩裂的碎石渣，甬道内石壁断裂，甬道两壁原本竖立的石条，现有内倾和个别错位的现象，但还不太严重。为了保证资料的真实性，决定先收集影像资料。
清理工作从南向北渐次进行着，11时26分，在甬道的北端，我们终于获得了法门寺地宫考古中的又一重大发现。一个是物帐碑，一个是志文碑。为了完好无损地将石碑搬运出地宫，我们用麻纸将其包垫，然后用大绳绑缚后抬出了地宫，韩伟老师对碑文进行考释。他逐字逐句读解，我们也明白了大意，从而知道了地宫中存放文物“都计二千四百九十九副、枚、领、张、口、具、两、钱字等”，而且金银器达120多件，还有秘色瓷和大量丝绸织物。
法门寺地宫文物虽然还没有出土，但碑文已经告诉人们这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文物安全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一是外围的安全问题，负责这个任务的韩金科同志，在工地四周架起了芦席围墙，也调来了公安人员执勤，并规定每次下地宫提取文物，必须要有公安人员在场。二是发掘时的文物安全问题，县上及时给我们发掘工作人员赶制了一种特殊的发掘服。它是用蓝色的凉布做成的，从上身到下身浑然一体，袖口和裤口全用松紧带收紧，上下皆没有口袋。更为特殊的是，衣服的开襟在后边，人在穿衣服时手也无法够到，这身衣服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
搬走石碑后，里面暴露出了第二道石门，高仅72厘米，宽64.2厘米，人需爬行才能进出。门框东西两侧的正面有细线阴刻的佛像，东侧3行6排共18尊佛像，西侧刻有39尊坐佛像，门框的两个内侧有护佛的力士像，两个门扇上各有一个菩萨像，全用线刻的手法完成。14时14分，工作人员全部离开甬道，石门封闭，工地上只留下保卫人员。
下午，我和韩老师商量要打开第二道石门进入前室工作。面对门上的铁锁，我仔细察看，由于该锁没有与土直接接触，所以锈蚀程度不大，我想唐代铁锁在以前的考古中还没有发现，如果能取下一个好锁，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它将为中国锁史的研究提供很好的资料。想到这里我便找来了一个细钢棍，剔掉铁锈，又用木质榔头轻轻地敲打，使其铁锁机关松动，最后用细钢棍从钥匙孔中插入，再反复振动，结果，铁锁被打开，而且完好无损。我非常激动，给锁编号后交给徐克诚登记，转上地宫交给保管人员。随后，我就打开了地宫的第二道石门，可眼前的景象并没有使人激动，反而让我感到了下一步发掘的艰难。只见前室破坏严重，地宫数百年形成的平衡已经被打破，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这时，我停止工作，请求韩老师召开会议，重新研究发掘方案。
对地宫前室文物的清理，已经是很晚的事了。我们清理了铜钱，发现丝织物炭化相当严重，甚至连基本的形状也无法识别，只能用麻纸敷盖，然后把平板从地上插进去，将丝绸托起运出地宫。随后又清理出单轮六环鎏金铜锡杖、蹀躞十事等小件。阿育王塔和护法石狮特别重，外运是一项非常重的体力劳动，我正在想办法，党林生走了下来，一看我面对塔和石狮一筹莫展，二话没说，就蹲下了身子，让我把文物放在他的背上。那时，谁也不知道阿育王塔内装葬着第四枚佛骨舍利。
晚上吃饭时，我们得到消息，石兴邦先生已经来到扶风县。第二天一大早，石老师第一次走下地宫来到了前室的门口。当他要从门口爬进来时，我想一是有危险，二是地宫的通道太窄，需要蜷曲着身子，这对于一个年龄大的人来说，是比较艰难的。所以我劝石老师不要进去，他就在门口看了很长时间，当目睹地宫自然破坏的惨状后，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发掘工作紧张地进行着，第二组的任务也十分繁重，当他们打开天井盖子以后，发现了盖的内底还有金银箔制成的地宫后室莲花藻井，制作精美，华丽异常。接下来就是对地宫后室文物的绘图，这是一件非常细致的工作，因为后室装满了文物，绘图人员无处下脚，只能用绳索把人从井口吊到半空进行测量。赵福康、白金锁就是在这种环境下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一切资料收集工作都结束了，按照计划，我们准备晚上提取后室的文物，这是大家期盼已久的事情。
4月10日16时20分，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韩伟和罗西章老师负责给器物命名，付升岐、吕增福、徐克诚负责登录，曹玮从后室提取文物，我在天井口接文物，淮建邦负责装箱。韩伟老师严肃地下达着命令，工作人员也戴上了雪白的手套严阵以待。三盏碘钨灯把工地照得如同白昼，挂在天上的月亮虽然皎洁，却也看不到它那原有的光辉，大家既高兴又紧张。随后，一件件文物被相继取出后室。鎏金双鸳团花银盆，口径46厘米，重有6265克。如此之大的银器，在场的人谁也没有见过。出土的鎏金双蜂团花镂孔香囊，钣金成型，上半球体为盖，下半球体为身，两者以铰链相连，子母口相合。不管香囊怎样转动，香盂盂面却能始终保持平衡。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杖高196厘米，由58两白银和2两黄金雕铸而成，世界罕见。再接下来的银笼子、迎真身纯金钵盂、银碟子、银坛子等美不胜收，10件、11件、12件……20件……30件……40件、41件，每出来一件文物，在场人员无不发出赞叹和惊讶的声音。夜已经很深，大家非常疲倦，但这种撼人心魄的喜悦冲走了倦意。
重大考古发现
法门寺考古取得重大发现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传到宝鸡，也传到了社会上，考古发掘只能晚上开展。22时10分，我们又打开了第三道石门，只见高为161厘米的白石灵帐位居中央，器型不但高大，而且雕刻高贵华美，装彩色泽浓艳。灵帐前面放置一个象首金刚铜熏炉，左前方放有净水瓶等珍贵的供养器皿。
午夜2时，焦南峰、张建林、冯宗游、吕增福、付升岐进入中室清理。风化的香料，与因长期受到香料气味熏蒸而掉下来的石末混在了一起，他们认真分辨，取出香料标本。对炭化的丝绸，他们仔细地分层揭取。23时赶到工地的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石兴邦、副所长袁仲一也来到现场指导工作，一直工作到凌晨5时。大家因这项工作显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密切的合作精神。
1987年4月11日，我们只休息了4个多小时，就开始了新一天的发掘。上午10时，我和白金锁、徐克诚、赵福康进入中室，绘制平面图，做文字记录。第二组的绘图记录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
又是一个难忘的夜晚。1987年4月11日19时10分，我和付升岐、吕增福要亲手提取我们清理出来的文物，当时我按捺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了中室。一一检查了包装纸、纸绳、标签、变色铅笔、笔记本，确定没有纰漏后，我们才开始了细致而麻烦的工作。特别是工作场地极为狭窄，灵帐外围只能侧身而过，地下还有丝绸等文物，更增加了清理的难度。
第二天一大早，也就是4月12日，我们又走进中室做最后的发掘工作，共清理瓷器13件。出土时，其中11件青瓷器和两件黄釉银棱金银平脱瓷碗放在同一处，分别被纸包裹起来，一同装在内外双层的两重漆木盒中。这次地宫中出土的瓷器，碑文上明记其为秘色瓷，才使这个历史之谜拨云见日，这真是大快人心。
第一组的工作已近尾声，大部分文物已经被取出。与此同时，12日上午，第二组的绘图已经完成，下午大家经过休息调整，养精蓄锐，等待着晚上再一次提取文物。
又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22时30分，后室的清理工作开始了。曹玮将一件件文物从井口递了上来，编号、定名、描述、记录、登账、包装、装箱，一切工作有条不紊，井然有序。迎真身金钵盂、鎏金银龟盒、各种琉璃器等45件组文物被悉数取出，时间已经是4月13日的凌晨3时。
早上9时，从地宫后室中又清理出33组茶具和首饰，至此，后室地面文物的清理工作宣告结束。
考古工作往往会在无意中出现奇迹。1987年4月20日，我还在中室继续做发掘扫尾工作，曹玮在清理后室，至深夜零时，他发现北壁下一立砖有异常现象。韩老师让其停止工作，等待明日继续清理。4月21日，他们经过清理，发现了一个秘龛，用手触摸，有小琉璃球一枚，随后又发现龛内有一个铁函，韩老师让其取出。谁能想到，在这个铁函中存放着一千多年前，唐代的皇帝和臣民为之断臂炼指、焚髓荐乳而供奉的释迦牟尼真身舍利，这在全世界是首次发现。
1987年4月24日，地宫的发掘内容只剩下中室的大揭顶了。由于绘图、拓印等资料收集工作没有结束，只有等待。可随着大量文物的出土，特别是丝绸文物的炭化非常严重，文物保护成了最大的问题。陕西省文物局及时研究，聘请北京的文物保护专家、高级工程师来陕西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其中有王杼、王亚蓉、胡继高。同时邀请省光机所、地震局、煤炭航测大队等单位协助地宫的发掘和文物的保护。
顺利揭取顶部石条后，4月28日凌晨1时，石条与灵帐之间被挤压在一起的金袈裟露出，工作人员将其清理后又挪开灵帐盖，发现帐身为方筒状，筒内有丝绸包裹的铁函，西北角还有金银丝编织物。在筒内没有空间，无法工作的情况下，发掘被迫暂停。4月28日上午，领导和专家又研究了发掘方案，决定提吊帐身，现场清理。15时，盖板被全部打开后，石兴邦、韩伟、王杼、王亚蓉、胡继高等专家仔细研究帐内文物，又发现了金丝鞋一双。
由于金属多锈，再加上帐中漏水，文物多与帐底黏结，清理工作又推迟到了29日。6时30分，大家提前上班，张廷皓也来参加今天的发掘，这使大家很高兴。王杼面对灵帐内很难提取的文物，想尽办法将薄板插入帐底，取出了金丝鞋，然后又陆续清理出铁函、丝绸残片、钱币等文物16件组。后来在室内整理时，才发现铁函中还存放着武则天迎请供奉的舍利。9时50分，灵帐的须弥座被吊起，下午又对禅床进行了清理，15时19分，韩伟老师要求对中室地面进行钻探，发现铺石下面全是夯土，夯土30厘米以下全是生土，从而证明了中室地下再无文物埋藏。至此，法门寺地宫的田野考古发掘工程宣告结束，从此转入室内整理阶段。
这时，我接到了宝鸡市文化局的通知，要求我立即返回，我迫不得已离开了发掘工地。
室内整理是考古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5月9日，是灵骨清理出来的那个晚上，我在现场，今天也记忆犹新。
23时，铁函被搬到了工作台上，焦茶色的铁锈布满了器物的全身，包裹于上的丝绸已经炭化，王杼、王亚蓉、曹玮使用从关中工具厂带来的专用工具，清除函缝中的铁锈，但无法开启它。他们仔细分析X光透视片后，决定切开子母口，取出函中的珍贵文物。23时51分，函盖终于被打开，露出了两颗隋珠，其下为丝绸。5月10日凌晨1时，第一片丝绸被取出，放入事先已经准备好的木盒中，盖上了喷湿的消毒绵纸。这时金函已经暴露出来，王杼对照X光透视片，用铁丝刺探金函外的情况，在探知外围没有其他遗物时，张廷皓、王杼、韩伟老师用铁丝框套在金函上，用力将其提了出来。金函上“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的錾刻文字，已经告诉人们里面肯定存有舍利，这时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张廷皓、韩老师研究后，把澄观和静一、宽仁等四位法师派车接到了工作现场，观看了整个开启金函的过程。金函内套有已经散坏的漆木盒，但四角包金和盒面上的描金依然清晰可见。木函内有水晶椁，椁盖大端镶嵌黄宝石一颗，小端镶嵌蓝宝石一颗，在明亮的灯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7时35分，韩老师揭开椁盖，露出用黄丝带缚扎的玉棺。8点多钟，揭开棺盖，释迦牟尼灵骨静卧于玉棺，大家为之欢呼雀跃，现场留下的一张照片上，我大张着嘴巴，笑得有点失态。8时10分，澄观等法师身披袈裟，以各色罐头和水果糖糕供奉于玉棺前，焚香上茶，为这神圣的时刻祈祷。
5月14日，室内整理结束，标志着法门寺地宫的考古发掘圆满完成了任务。这次发掘清理，共出土4枚佛指舍利，121件组金银器，17件琉璃器，16件瓷器，12件石器，16件铁器，19件漆木杂器，约400件（粒）珠玉宝石，还有大批丝织物品，其文物数量之多、品类之繁、质量之高在唐代考古史上是空前的。它们是至今发现唐代等级最高、历史背景最清楚、纪年最明确、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极高的一批珍贵文物，是唐代物质文化高度发达的集中表现。不论在社会政治史、文化史、宗教史、科技史、中外交流史、美术史等方面的研究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法门寺地宫的发现是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发现。
（作者系宝鸡市文物局原局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原院长，本文摘自政协陕西省委员会编《三秦印记·乡土·陕西考古人说》，发表时编辑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