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年5月27日驻旧金山中华总会馆欢迎世界安全会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我国代表团与旧金山中华总会馆职员摄影纪念（前排左十为董必武）。

 

董必武（右三）与司徒俊葱（右一）

1945年4月25日，根据《雅尔塔协定》的有关规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联合国会议，制定宪章。当时共有51个国家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共代表参加会议。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登上重大国际政治舞台，成为中共开展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
中共高层领导人赴美
1945年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明确表示，旧金山会议中共应该参加，应与民主同盟一起联合向美国和国民党提出要求。同日，周恩来致电赫尔利，指出：旧金山会议不能仅由国民党一方派代表参加，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国民党只能占1/3代表名额，其中还应包括国民党民主派，2/3应是共产党和民盟的代表。否则不能代表中国，不能解决问题。
4月24日，董必武同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飞抵旧金山。中国代表团在机场到下榻宾馆的沿途，受到当地华侨华人的热烈欢迎。在旧金山期间，中华总会馆等各界侨团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中国代表团的到来。
董必武到美国，是中共高层领导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
会议历时两个多月，其间，董必武与各国代表日复一日地研究讨论，经过数百个小时的仔细推敲，终于拟出了共19章110条长达万字的《联合国宪章》。6月26日，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庄严的签字仪式。
《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并发展国际友好合作；联合国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各国主权平等，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
在隆重肃穆的气氛中，同中国代表团其他代表一样，董必武用传统的中国毛笔，在《联合国宪章》上郑重地签下了“董必武”3个刚劲有力的楷体字。
10月24日，中国、法国、苏联、英国、美国和其他多数签字国递交批准书后宪章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
“董必武君反对内战”
1945年6月12日《大汉公报》发布题为“董必武君反对内战”的大埠讯：
中国致公党、宪政党于昨晚八时，假座青年会，联合举办第三次演讲会，敦请我国出席新世界安全会议代表中共领袖董必武君演讲，讲题为“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是晚八时开会。主席司徒俊葱宣布旨趣。先介绍董先生与侨众相见，再介绍陈其瑗传译。（作者按：1945年4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在旧金山见到陈其瑗，即动员他回国办教育。1946年，中共广东省委受中共中央指示，在香港创办一所大学以培养干部，命名为达德学院，陈其瑗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达德学院院长。董必武在旧金山开会期间，陈其瑗担任其同声“传译”）
董先生讲中共奋斗经过及抗战实况，再说明中共今后之措施，博得掌声不少。董先生代表中共声明，反对内战，反对一党包办国民大会，主张先行召集各党派无党派领袖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联合政府，解决国是。是晚九时半散会。
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60余名世界各大媒体有记者出席。中国致公党总部司徒俊葱应邀与会，并与董必武相见。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海外华侨对中国共产党并不是很了解。加之被敌对势力恶意渲染，有些误解。6月初，与董必武相识不久的司徒俊葱就大胆做出决定：利用中国致公党在海外的社会基础和在侨胞中的广泛影响，与宪政党联合举办演讲会，于6月5日晚上8点，邀请董必武到旧金山青年会作“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的主题演讲，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华侨社会中打造一个正面宣传自身及主张的平台。要知道，这在当时是需要承受住来自国民党政府驻美使馆巨大压力的。
许多国民党方面的侨团负责人支持这场大会，并准备应邀参加，然而临开会时，有的人不来了，有的人临时退场，主持人司徒俊葱顶住了国民党政府方面及国民政府驻旧金山总领馆的种种压力，继续发动当地华侨欢迎并参加演讲会，热烈场面得到董必武随行人员的赞赏。
中国致公党人还顶住国民党的压力，发动当地华侨热烈欢迎并公开为参加联合国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的中共代表董必武及其随行人员保驾护航，主动负责保护中共代表的人身安全。
董必武演讲之后，1907年由洪门致公堂创立的《大汉公报》于1945年7月5日开始，分十期以头版连载《中国共产党之基本政策》全文。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以公开身份在美国活动。在旧金山，董必武除了为致公党、宪政党演讲之外，他还广泛地接触美国的朋友和当地侨胞，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军民进行经济、政权建设的情况，介绍抗日的战况和取得的辉煌战绩，阐述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方针以及要求民主、争取团结、建立联合政府的统一战线政策。
董必武尔后又访问了旧金山市唐人街，先后参观了中华总会馆、中华学校和东侨医院等，还在中华学校向热情的学生们发表了演讲。
董必武演讲主题：

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
董必武演讲一开始就奔向主题：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就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
他先讲坚持抗战。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就提出对日抗战，当时曾经发表文件，提出鲜明主张。有人提出唯武器论，认为中国武器不好，不能抗战。中国共产党曾坚决反对，予以驳斥。因为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有四万万人民，有挽救中华民族危机的决心，是有力量进行抗战的。到了七七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更主张抗战、坚持抗战。
过去八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收复的国土，到三月底为止，是八十五万平方公里；到四月底，已经是九十万六千平方公里了；解放了的人民，共有九千五百五十万人了。解放区除了陕甘宁边区外，从东北到西南，从西北到东南，还有十八个。侨胞大都是广东人，广东有两个解放区，一个从东江到北江到西江，从广州城郊到九龙附近，那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已有三万人了；另一个解放区在海南岛——琼崖。
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曾经救护了不少中外人士。珍珠港事件以来，他们曾经救护从北平、天津逃出来的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使这些外籍人士到后方，转回本国。其中有教授、有外交人员、有银行家等等。从香港逃出来的美国人和中国同胞（其中有许多文化人），多是由东江纵队救护出来的。从上海逃出来的一位英国外交人员，是由新四军救护出来的。此外，在解放区得到救护的还有许多美国空军人员。
以上这些事实，都说明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抗战和在坚持抗战中的伟大成绩。第一次向海外华侨华人，全面系统地介绍中国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取得的光辉战绩，以及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董必武演讲主题：

坚持团结和民主进步
董必武演讲中特别阐述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的重要性：
我们这些成绩是怎样得来的呢？这里，就要讲到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和坚持民主进步的政策。
先讲坚持团结。抗日战争是人民的战争，非团结一切人民进行，抗日战争就不能得到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怎样团结人民呢？
在政府、军队和人民的关系上，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军民合作”“拥政爱民”。从军民关系上说，一方面军队要打仗，要帮助人民，使人民觉得八路军、新四军是真正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为民族流血的；另一方面，人民要帮助军队，爱护军队。这样，军民不仅不仇视，不隔膜，而且相亲相爱，真像一家人一样。从军队和人民对解放区政府的关系上说，要拥护政府，服从政府。因为政府是民选的，拥护和服从政府，也就是拥护和服从人民的意志。这样一来，政府、军队和人民，没有矛盾和冲突，只有和谐和团结。
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上，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减租减息”“交租交息”。过去常常因为地主的租息太高，农民不堪负担，弄得生活无法维持，和地主是死对头。而地主呢，一味压迫农民，使农民过非人的生活，而且租息愈高，农民愈无力交纳。这样，双方关系自然不好。现在就要地主减租减息，使农民既有力交纳，又可维持和稍稍改善生活。在地主减租减息的前提下，又保证农民交租交息，使地主和农民的利益暂时协调，相互关系得到改善。
在资本家和劳工的关系上，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改善工人生活，保护资方合理利润。目前劳资关系的关键，在于保障工人生活和资本家利润。能够做到这样，双方就能协调。所以，一方面要资本家使工人生活得到相当提高,另一方面又使资本家能够获利，使双方关系能够得到调整，能够团结一致，协力从事战时生产。
在知识分子和工农劳动者的关系上，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一方面使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知道劳动之可贵，能和工农劳动者接近和团结，消弭知识分子轻视体力劳动和工农劳动者的现象；另一方面又提高工农大众文化水准，这样来增进体力劳动者和智力劳动者的关系，也就是增进工农劳动者和知识分子的团结。
在各阶级、各党派的关系上，我们的口号和任务是：实行民主政治。在行政和议事机关中，包括各阶级、各党派和一切抗日人民的成分，大家都是经民主选举产生，都在一起商讨和决定事情，并且一致实行这些决定。同时不分男女、阶级、信仰等等，人人都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都可以组织团体，团结各种职业、各个阶级的人民，参加抗日的工作。比如，各解放区工人都有工会的组织，在延安又有解放区总的职工委员会，现有会员90多万人了。此外，青年、妇女也都有各自的组织。
总括这些原则，我们可以回答“怎样才能团结”的问题。用一句话说，就是我们坚持了民主进步。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主制度的基础上，才能把各阶级、各党派及一切抗日人民团结起来。
董必武的讲话，使海外侨胞进一步了解到中共关于外交关系问题，关于少数民族问题，以及侨胞们所关心的工人、农民与资本家、地主的相关的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等等。
董必武演讲主题：

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董必武在演讲中强调：今天唯一实际可行、容易做到的实现民主团结的办法，只有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联合政府一天不成立，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一天不取消，内战危机就是一天存在的。如果国民党不顾民意，不走民主团结的道路一定要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那无非是表现其反民主，而决心假借所谓国民大会的名义，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得到合法地位。这是以继续独裁反对民主，以假民主反对真正的民主。内战危机就在这里。中国共产党反对一党专政，坚决主张民主团结，坚决反对所谓国民大会，而坚决主张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为了挽救民族危机，为了消弭内战，为了动员全国力量进行反攻、争取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坚持这项主张。
董必武讲到华侨关注的问题：至于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认为前人所说“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是现阶段所必需的，但是，目前还是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等到条件成熟，再采取一定法案步骤，促其实现。此外，战后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本，除前面所说奖励国人投资及海外侨胞的积极投资外，对于外资，在遵守中国政府法令的前提下，也一样地欢迎。
中国共产党这些政策，都是为了一个总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团结、强大、繁荣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根据这些政策，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民主进步，加倍努力，使我们能在抗战最后胜利中建立起这样的一个新中国。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作了系统全面的阐释。中共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已在致公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响。
董必武这次演讲，更广泛地团结争取了海外侨胞和中国致公党、宪政党等同情和支持中国抗战、希望中国民主进步的力量，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政治上陷入更加孤立和被动的地步。
在董必武的影响下，1945年7月，中国致公党驻旧金山总部通电重庆国民参政会并转各报馆暨全国同胞：本党主张迅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完成抗战大业，奠定民主基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
积极响应中共主张
董必武的演讲在海外侨胞中引起强烈反响，它澄清了海外华侨过去对中国共产党模糊不清甚至是歪曲的认识，扩大了中共在海外侨胞中的影响，赢得了华侨和国外友人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这一事例不仅代表海外侨胞对祖国的深厚亲情，也说明中国致公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革命情谊。这件事让周恩来同志多年不忘，并成为他支持中国致公党加入新政协的一条理由。
1945年8月3日下午8点，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召开“国事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司徒俊葱、谭护、朱仲缉主要领导人及司徒森、甄生、林泉、黄宇、黄景华等。
中国致公党总部于该日召集全体会议，一致决定通电重庆国民党政府：1.反对国共内争，军队要国家化，由公允国会支配。2.主开大众会议，政治民主化。应即召集国内海外各党各派共商挽国大计，以树立民主基础。
1945年8月7日，中国致公党、宪政党两党再次通过《大汉公报》发表声明，原文如下：
宪政致公两党通电

——主张开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
查国共两党自七月初旬以来，在陕西淳化一带重启军事冲突，双方各执一词。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且承认有利用美国武器情形，详细已志本月四日本报，驻美旧金山中国宪政党与中国致公党鉴于内战迭起，特通电海内外同胞，一致反对。兹将两党通电原文披露于下：
重庆国民参政会并转各报馆暨全国同胞公鉴：
……本党主张即开党派会议，共商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以息党争，进而实行宪政，奠定民主基础，团结全民力量，完成抗战大业，国族幸甚。驻旧金山中国宪政党总部。
重庆国民参政会并转各报馆暨全国同胞公鉴：……本党主张迅即召集党派会议，组织联合政府，完成抗战大业，奠定民主基础。国家前途实利赖之。驻旧金山中国致公党总部。
后来，董必武和周恩来非常重视致公党参加新政协的问题。由于周恩来与致公党有过密切交往，熟悉致公党情况，亲自过问致公党参加新政协，并列举了致公党为中国革命所作出的贡献。周恩来说：“致公党响应新政协最早，我们主张列入筹备会。”对致公党参加新政协表示赞同和支持。同时，这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致公党的客观评价。
1946年，在中共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陈其尤、黄鼎臣、陈演生、严锡煊、钟杰臣、伍觉天等人在香港酝酿恢复致公党总部的活动，提出整顿党务。得到旧金山司徒俊葱、谭护等致公党同仁的纷纷响应，并成立了“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
1947年5月，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香港举行。大会选举李济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陈其尤为副主席，陈演生为常委兼秘书长（萧步云、谭护、司徒俊葱等代表旧金山致公党总部进入领导班子，司徒俊葱后任“四大”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五大”中央副主席），大会一致决议致公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次大会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1948年11月23日，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应中共中央的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中国致公党选派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官文森、雷荣珂、严希纯参加会议。
（作者系中国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顾问、厦门市政协特邀研究员、致公党厦门市委会原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