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比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消费鸿沟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蕴含着全球最大的结构性动能转化空间，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是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主要任务。”憧憬“十五五”，市政协常委、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副总经理尧金仁重点关注提振消费这一关键点。他提出，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结合自身思考，他表示，未来五年持续提振消费，须短期与长期协同，供给与需求联动，效率与公平平衡，努力做到“七个统筹”：更好统筹认知升级和实践创新、短期刺激和长期激活、消费和投资、产业变迁和财税结构、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制度创新和监管升级。
记者：如何理解提振消费的底层逻辑？
尧金仁：消费不是简单的买买买，而是复杂的生态系统，通过构建“收入保障（民生）—供给升级（产业）—制度创新（治理）”协同框架，把老百姓的“花钱”变成国家发展、经济转型、民生改善的“核动力”。消费即发展动能，它不仅是GDP的构成项，更是产业升级的“指挥棒”，比如，上海新能源汽车消费需求倒逼产业链技术突破（如固态电池能量密度研发，带动电池产业产值增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闭环。消费即民生工程，消费率提升需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为前提，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领先，但仍需通过灵活就业者社保全覆盖、消费补贴定向转移支付等措施，提升中低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释放消费潜能，开发“消费洼地”市场。
理解了消费的底层逻辑，我们就需要更好统筹认知升级和实践创新，重构消费底层逻辑。从“双循环”的上海实践来看，未来五年，需要通过“进口替代+本土创新”培育消费新增长点，如国产高端医疗器械（联影医疗）打破外资垄断，降低医疗成本的同时，激活健康消费需求，创造万亿级新赛道，形成“技术突破→成本下降→需求释放→市场扩张→产业升级”的正循环；张江科学城“未来生活实验室”，则可以虚实融合技术重构消费逻辑，通过商业街区块链积分通兑提升消费体验，借助元宇宙、AI、AR等工具，构筑“消费—生产—分配”全链路变革的底层操作系统，赋能消费，掀起场景化消费革命，激活“体验经济—数字经济”乘数效应。记者：通过刺激措施是否可以促进消费？
尧金仁：当然可以，但不能只执着于短期促销刺激这一种途径，而是要更好统筹短期刺激和长期激活。
消费不是孤立的经济行为，而是安全感、尊严感、未来预期的总和，破局的方法，一种就是短期促销措施，例如直接发现金、补贴消费等，短期内确实能够刺激消费，但缺乏可持续性和精准性，就好比给病人吃猛药，药效来得快，但不能长期依赖；另一种是结构性改革，通过保障消费能力、提升消费品质、改善消费环境等，体系化、全方位地释放消费潜力。
我们需要认识到， “消费疲软”不等同于“居民没钱”。2024年，我国居民存款余额突破150万亿元，中低收入群体储蓄率高达40%。居民消费率则长期徘徊在38%（发达国家约60%），这不是简单的“不愿花钱”，而是源于对未来不确定性担忧的现实倒逼的“强制储蓄”。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十五五”期间，通过结构性改革、长期激活消费潜力需要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长期激活的核心路径是，通过完善社会保障（如优化医保覆盖）、提升收入分配公平性（如劳动报酬占比提升）、改善消费环境（如智能合约监管），系统性增强消费信心。
记者：消费和投资两者都是经济的有机整体，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当前强调提振消费，是不是相比投资，消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
尧金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潜能的消费为投资提供市场前景和方向指引，投资则是消费实现的基础条件，有效益的投资提升消费品质和改善消费环境，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要将扩大消费需求与合理增加有效投资相结合。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消费和投资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要有所侧重。单独割裂来看待两者孰重孰轻，都会以偏概全。
在我看来，未来五年，要持续提振消费，恰恰需要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转向消费驱动，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投资则要更好地适应消费市场新变化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满足消费者新要求。投资要更多投到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能够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提高的领域。要形成以促消费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体系。通过“财政投资创造供给、消费政策激活需求”的双轮驱动，构建“科技突破→产业升级→收入提升→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
记者：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形态发生变革，特别是在AI等新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提振消费需要哪些新的途径和思路？
尧金仁：新技术突飞猛进，必然加速产业变迁，这就需要更好统筹产业变迁和财税结构。近代以来的国家经济版图中，从财税的角度来看，第二三产业的工业和服务业，逐渐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倚仗，成了全社会的财富汇聚领域。而随着智能化等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产业+AI”会让第一二三产业出现新形态，而“AI+产业”和AI本身则可能形成“第四产业”——以精神生产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形态。届时，第一二产业所制造的衣、食、住、行产品仍然十分重要，但第三和可能出现的“第四产业”将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聚集领域，因而也将成为财税结构中的重点。进一步来看，未来几年从“生产型财政”向“消费型财政”的转型，本质上就是用内需升级倒逼产业突围，通过产业结构重塑，将我国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转化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增长动能。我们可以畅想，在“十五五”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用14亿人的市场哺育自主技术，用14亿人消费力的“终极筹码”，重构全球经济话语权，实现从“用市场换技术”到“用消费塑规则”。
从消费结构来看，我们也需要更好统筹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目前依然是我国的短板。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面临的问题不同，商品消费存在的问题是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偏弱，症结在需求端，服务消费存在的问题则是优质供给不足。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服务消费需求会加快释放。要将潜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未来5年需要下更大功夫促进服务消费，一是“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入境旅游、数字服务、专业服务、跨境电商、海外仓、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保税+服务”、境外展会等领域多点发力，改变以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不高的现状；二是“对内放开”，改变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面临的准入难、准入后限制，以及新型消费基础设施、专业人才队伍供给短板等问题。
还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确实可以提升资本真实回报拉动投资，但也可能引发收入分配恶化、扩大贫富差距、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就短期而言，AI等新技术进步对一些工作的替代可能会明显增加摩擦性失业，对收入分配产生更大影响。一旦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储蓄率就会进一步上升，消费也就持续受到抑制。单靠技术突破未必足够推动总需求回暖，促进经济增长，绕不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由广义的技术进步决定，既包括科学技术等“硬要素”，也包括制度安排等“软要素”。 更需引起注意的是，在要素价格仍然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我国目前资本和劳动的回报都比较低迷。因此，在“十五五”期间要提振消费，就要更好统筹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完善分配机制，建立可持续的消费信心机制，将消费公平纳入共同富裕框架，通过数字人民币精准补贴中低收入群体、消费券定向投放与社保改革联动、完善技能认证体系等，缩小资本与劳动回报差距。通过普惠性政策设计，引导资本流向民生相关领域（如社区服务、普惠医疗、普惠性数字基建），平衡效率与公平，避免出现科技与经济脱节、经济与民生脱节。
记者：提振消费的探索过程中，如何形成消费生态系统的超大城市示范？
尧金仁：消费是涵盖经济增长、技术创新、制度变革、民生改善的多元统一体。实现消费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跃升，必须将消费公平与制度创新、监管升级深度融合，构建超大城市消费生态系统的新范式。建立“消费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多监管部门数据，构建居民消费能力评估模型，提升消费金融覆盖率；试点“消费保险”产品，覆盖智能设备隐私泄露、预制菜食品安全等新兴风险；制定“消费安全负面清单”，将智能家居数据安全、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等风险纳入实时动态监控；推出“消费纠纷先行赔付基金”，缩短维权响应时间，不断提升消费者信心指数；利用区块链溯源技术，制定虚拟购物治理领域的规则；上海作为规则试验田，探索“跨境消费数据确权”规则，将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拓展至跨境消费、离岸金融消费，通过数据跨境流动、分布式数字身份系统等制度突破，为全球数字消费、数字贸易、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试点“碳积分兑换”制度，推广绿色消费认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