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比发达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消费鸿沟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蕴含着全球最大的结构性动能转化空间，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是中国经济深度转型的主要任务。”憧憬“十五五”，上海市政协常委、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上海自贸试验区分公司副总经理尧金仁重点关注提振消费这一关键点。他提出，以提振消费为重点扩大国内需求不仅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应有之义，也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出发点。结合自身思考，他表示，未来五年持续提振消费，须努力做到“五个统筹”：更好统筹短期刺激和长期激活、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更好统筹产业变迁和财税结构、更好统筹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更好统筹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
记者：通过刺激措施是否可以促进消费？
尧金仁：当然可以，但不能只执着于短期促销刺激这一种途径，而是要更好统筹短期刺激和长期激活。
消费不是孤立的经济行为，而是安全感、尊严感、未来预期的总和，破局的方法，一种就是短期促销措施，例如直接发现金、补贴消费等，短期内确实能够刺激消费，但缺乏可持续性和精准性，就好比给病人吃猛药，药效来得快，但不能长期依赖；另一种是结构性改革，通过保障消费能力、提升消费品质、改善消费环境等，体系化、全方位地释放消费潜力。
我们需要认识到， “消费疲软”不等同于“居民没钱”。2024年，我国居民存款余额突破150万亿，中低收入群体储蓄率高达40%。居民消费率则长期徘徊在38%（发达国家约60%），这不是简单的“不愿花钱”，而是现实倒逼的“强制储蓄”。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十五五”期间，通过结构性改革、长期激活消费潜力需要摆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记者：消费和投资两者都是经济的有机整体，是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环节。当前强调提振消费，是不是相比投资，消费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出来？
尧金仁：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有潜能的消费为投资提供市场前景和方向指引，投资则是消费实现的基础条件，有效益的投资提升消费品质和改善消费环境，二者密不可分、相互促进、良性循环。要将扩大消费需求与合理增加有效投资相结合。在经济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消费和投资发挥作用的重要性要有所侧重。单独割裂来看待两者孰重孰轻，都会以偏概全。
在我看来，未来五年，要持续提振消费，恰恰需要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转向消费驱动，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投资则要更好地适应消费市场新变化和消费升级的趋势，满足消费者新要求。投资要更多投到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能够带动居民收入增长、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收入提高的领域。要形成以促消费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政策体系。通过“财政投资创造供给、消费政策激活需求”的双轮驱动，构建“科技突破→产业升级→收入提升→消费扩容”的正向循环。记者：科技进步促进产业形态发生变革，特别是在AI等新技术突飞猛进的背景下，提振消费需要哪些新的途径和思路？
尧金仁：新技术突飞猛进，必然加速产业变迁，这就需要更好统筹产业变迁和财税结构。近代以来的国家经济版图中，从财税的角度来看，第二、三产业的工业和服务业，逐渐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倚仗，成了全社会的财富汇聚领域。而随着智能化等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产业+AI”会让第一、二、三产业出现新形态，而“AI+产业”和AI本身则可能形成为“第四产业”——以精神生产和消费为主要特征的产业形态。届时，第一、二产业所制造的衣、食、住、行产品仍然十分重要，但第三和可能出现的“第四产业”将逐渐成为社会财富的聚集领域，因而也将成为财税结构中的重点。进一步来看，未来几年从“生产型财政”向“消费型财政”的转型，本质上就是用内需升级倒逼产业突围，通过产业结构重塑，将我国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转化为全球最大单一市场的增长动能。我们可以畅想，在“十五五”期间通过自己的努力，用14亿人的市场哺育自主技术，用14亿人消费力的“终极筹码”，重构全球经济话语权，实现从“用市场换技术”到“用消费塑规则”。
从消费结构来看，我们也需要更好统筹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和商品消费相比，服务消费目前依然是我国的短板。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面临的问题不同，商品消费存在的问题是消费能力、消费意愿偏弱，症结在需求端，服务消费存在的问题则是优质供给不足。大家都知道，一个国家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服务消费需求会加快释放。要将潜能转换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未来五年需要下更大功夫促进服务消费，一是“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在入境旅游、数字服务、专业服务、跨境电商、海外仓、中间品贸易、绿色贸易、“保税+服务”、境外展会等领域多点发力，改变以运输、旅游等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占比不高的现状；二是“对内放开”，改变生活性服务业创新发展面临的准入难、准入后限制，以及新型消费基础设施、专业人才队伍供给短板等问题。
还要注意的是，科技创新确实可以提升资本真实回报拉动投资，但也可能引发收入分配恶化、扩大贫富差距、降低消费占GDP的比重。就短期而言，AI等新技术进步对一些工作的替代可能会明显增加摩擦性失业，对收入分配产生更大影响。一旦收入分配差距恶化，储蓄率就会进一步上升，消费也就持续受到抑制。单靠技术突破未必足够推动总需求回暖，促进经济增长，绕不开全要素生产效率的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由广义的技术进步决定，既包括科学技术等“硬要素”，也包括制度安排等“软要素”。 更需引起注意的是，在要素价格仍然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情况下，我国目前资本和劳动的回报都比较低迷。因此，在“十五五”期间要提振消费，就要更好统筹资本回报和劳动回报，完善分配机制、提高回报，避免出现科技与经济脱节、经济与民生脱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