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3日，是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陈云，青年时代在上海成长为职业革命家，并曾长期奋战于黄浦江畔：开展工人运动，组织农民武装暴动，领导中央特科，功勋卓著。这些红色传奇经历，也从多个维度折射出他与上海之深缘。

■朱少伟

“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

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于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旧称章练塘）镇的一个“既无田地，又无房产”的贫苦农家。他2岁丧父、4岁丧母，由做裁缝的舅父廖文光收养。五四运动爆发时，在颜安小学高小部念书的陈云积极投入运动，参加宣传和演剧。高小毕业后，陈云因家境贫寒未能继续求学，遂帮舅父母料理家务。他在校时的班主任张行恭出于同情和爱才，托弟弟张子宏推荐，使他有机会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1919年12月，陈云入职时，商务印书馆已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图书出版、印刷、发行机构。他被分配到发行所（今河南中路211号）文具仪器柜（张子宏负责）当学徒，因个子瘦小只能踩着小板凳售货。虽然工作很辛苦，但他顽强磨炼自己的意志，挤时间翻看馆内各种书。张行恭在《我推荐陈云进商务印书馆》中回忆：“自从当了学徒后，其记忆力之强和做事的谨慎细心，较子宏当年，更为上进。也因为接触外国人直接购货关系，去上夜校补习外语，不到三个月，成绩已斐然。从此，其他各部门，也要他去整理刷新，常常争相调用。”陈云当学徒仅两年，便提前一年被升为店员。

五卅运动爆发时，陈云毅然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参加罢市、游行。不久，他转到虹口分店（今四川北路856号）当店员。1925年8月上中旬，党组织决定把商务印书馆作为发动罢工的重点场所之一。8月20日，陈云出席中共商务印书馆罢工临时党团以五卅宣传队名义召集的秘密会议，该馆发行所、印刷所、编译所、总务处（以下简称“三所一处”）的工运积极分子与会。8月21日，陈云主持发行所工运积极分子会议，作出举行罢工的决定。8月22日，发行所职工会、印刷所工会、总务处同人会宣布联合行动，成立罢工执行委员会，推选陈云为委员长。8月23日，参加罢工的约4000名职工集会，陈云担任大会主席，大会通过罢工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复工条件，并派代表联络尚未开始罢工的编译所。8月24日，上海《时报》发表关于商务印书馆罢工的报道。当天下午，“三所一处”罢工职工代表举行联席会议，综合各方意见，由沈雁冰执笔拟成与馆方正式谈判的复工条件。8月28日，由于此次罢工组织周密、有理有节，取得了胜利。

在八九月间，由董亦湘、恽雨棠介绍，陈云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回忆：“当时之加入共产党最大的原因是大革命的潮流的影响”“罢工以后，就接近了党”“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要专干革命。”同年底，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成立，陈云担任总支部干事、委员，兼任发行所分支部书记。

在商务印书馆期间，陈云潜心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马列著作。他还为发行所职工会编印的刊物《职工》写过不少文章，如在创刊号发表的《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中指出，“商务的职工，与全国的工人，当然是站在同一阶级上”“吾们既做了革命队伍中最勇敢的工人，责任实在也不轻。第一，须联络各阶级起来，作民族革命。第二，解放在水深火热中的自己”“大家集中一个团体，作共同有组织的奋斗，才有成功的可能”。

1927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起义前，周恩来、赵世炎多次在陈云等陪同下，到商务印书馆召开工会骨干会议。陈云还多次参加中共商务印书馆总支部召开的“三所一处”积极分子会议，讨论商务工人的行动方案。“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环境日益险恶，他对此无所畏惧：“铁窗风味，家常便饭。杀头枪毙，告老还乡。”

“出了枫泾东栅，就是共产党的天下”

1927年9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设于上海）制定《江苏农民运动工作计划》，提出当前主要工作是抗租抗税抗捐，“造成各地暴动的形势”，出于加强领导的需要，把全省划为13个区，其中松江区包括松江、金山、青浦三县。很快，陈云参加中共青浦独立支部在南市举行的会议。10月1日，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他前往青浦时绕道嘉善。陈竹平在《陈云同志领导商务工会的回忆》中说，国民党特务“前来抓陈云同志，因为陈云同志早走了一天，所以没有捕到”。

小蒸农民暴动指挥所旧址

 

1926年8月，陈云（前排左三）与商务印书馆职工会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合影。照片由作者提供

10月上旬，陈云抵达青浦小蒸后，找到同样按照中共江苏省委指示回乡开展农民运动的陆铨生、吴志喜，又同中共黄渡特别支部书记夏采曦、中共枫泾独立支部书记袁世钊取得联系，并在会上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开始为组织秋收武装斗争做准备。陈云等白天与农民一起劳动，晚上以拉胡琴、吹笛子、讲山海经等形式吸引人们，同时走访贫苦百姓，深入浅出地宣传革命道理。在“十月朝”（当地农历十月初一的祭祖风俗）那天，陈云与吴志喜、陆铨生向赶庙会的3000余人发表演讲，历数地主残酷剥削农民的事实，阐明：“农民只有团结起来，办好农会，抗租抗债，打倒土豪劣绅，才会有好日子过。”不久，青浦小蒸、练塘一带数十个村都有农会，又建立西乡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与小蒸相邻的枫泾、新浜一带，农民运动也活跃起来。
11月，中共青浦县委成立，陈云担任书记，下辖观音堂（黄渡）、小蒸（练塘）、枫泾三个区委。12月，他调任松江区党的负责人。在夏采曦陪同下，他曾从北新泾步行到观音堂（今青浦区华新镇凤溪），视察农民抗租斗争情况。随着革命力量壮大，成立农民革命军总指挥部，陈云兼任政委，吴志喜为总指挥，陆龙飞为副总指挥。
舅父廖文光闻讯，在陈云面前哭着说：“我们是穷人家，将来靠你吃饭，你如果暴动了，不能立足，家庭将来不知如何过活，你还是去找找朋友找些职业吧！”陈云对舅父很敬重，但他认为：“不推翻现在社会制度，个人及家庭问题没有出路，只有到了革命成功时每个人可以劳动而得食时，人人家庭都可解放，我的家庭也就解放了。”他“犹豫三天”，最终“决然离家到农民家准备暴动”。
1928年1月，陈云（化名“陈亨”）等领导了威震江南的小蒸、枫泾农民武装暴动，铲除了一批横行乡里的恶霸地主，缴获反动武装的不少枪械，一时间当地民众盛传：“出了枫泾东栅，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小蒸南临沪杭铁路，枫泾则有这条铁路线的车站，国民党军队对农民武装暴动残酷镇压，吴志喜、陆龙飞等在突围时被捕。党组织尽力营救未能成功，他们英勇就义。对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和农民运动骨干，陈云及时安排转移。
2月21日，《申报》登载国民党松江驻军团部等悬赏通缉陈云、袁世钊、夏采曦等24人的《布告》，内称：“如有将首要各犯拿获讯实者，每名赏洋三百元”“次要者每名赏洋二百元”，在“首要各犯”中有“陈亨、沪杭路伪总指挥”，“次要各犯”中有“陈云，青浦章练塘人”，显然敌人不知“陈亨”即陈云。陈云同舅父母商量后，坐小船去嘉善魏塘镇李桂卿（廖文光好友，曾在练塘元康南货店做伙计）家暂避，与中共江苏省委保持联系，继续领导松江区党的工作，还在嘉善、平湖一带开展农民运动。此后，他在沪坚持地下斗争，历任中共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等职。
“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为了卓有成效地开展情报、保卫工作，周恩来组建中共中央特科（代号“新新公司”）。陈云曾说：“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他对驻沪中共中央机关、领导人住处都了如指掌，党组织面临极大的危险。在陈云等协助下，周恩来立即采取应变措施：迅速进行人员转移，销毁机要文件，废止叛徒知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和暗号。当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均撤离原址。陈云还连夜派人找到一家印刷所，出四倍的工钱，在两小时内翻印百余张顾顺章的照片，发给相关部门以便防范。对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聂荣臻回忆录》提及：“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6月22日，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供出周恩来住处。在这非常时刻，陈云成为中共中央特科总负责人，他曾回忆，“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去搞工会工作”。他刚上任，就带领特科开展一系列紧急行动，稳妥完成中共中央机关再次搬迁。
为了使中共中央特科打开新的工作局面，陈云在内部作了整顿：对一科（总务科）、二科（情报科）、三科（行动科）精简缩编并由相关负责人兼任科长，撤销四科（无线电通讯科），将电台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真实、有着落，以利于建立各种社会关系，掩护特科活动；规定特科组织内外保持必要的隔离，强调单线联系，减少混同行动。他还把已不同程度暴露身份的干部调离申城，如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赴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陈赓、陈养山到天津，李强前往莫斯科。一名国民党特务感叹：“（中共）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所建立的线索，一下割断了，于是我们的耳朵又失灵了，眼睛又失明了。”
当年，陈云在上海山海关路肇庆里17号建立中共中央特科联络点（遗址位于今山海关路、成都北路交会处东北转角），并作为自己的办公地点。此处对外是新生印刷所，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俨然一位账房先生。李伟基（李桂卿之弟）的《回忆陈云同志》谈道：“他与我讲，他和我合开一家小型印刷所”“在山海关路肇庆里十七号，借了一间统厢房，买了两部小型印刷机”“我担任业务，也雇了一位青年工友和收了一个学徒，大模大样地做起假老板来了。”有一天，新生印刷所门前贴出醒目的租房广告，陆续有“看房子”的人步入，原来这是陈云安排的一次会议。
与此同时，陈云又委托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员打理许多店铺：上海新闸路、大通路（今大田路）口的裕大南货店（三开间门面），在1929年春就由李桂卿当经理，是负责党组织经费收支的重要机关，周恩来、陈云、秦邦宪等曾在此开会，至1932年才关闭；南京路虹庙弄（今南京东路石潭弄）的徐发记木器店，既是交通员接头处，也是秘密机关建立、撤销时选用、存放家具的仓库。这些店铺不仅掩护了隐蔽战线的工作，也有利于解决党组织的资金困难。共产国际代表曾对此充分肯定：“这个人花了几千元，搞了二三十个铺子，证明这个人不简单。”
在腥风血雨中，陈云领导中共中央特科出色地履行特殊使命，诚如陈养山在《中央特科的建立及其撤销的简况》中所言：“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1932年3月，陈云担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翌年1月，他离开度过峥嵘岁月并留下难忘记忆的上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