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于青年陈云，是一个学习、成长、战斗的地方，是在革命洪流中不断起航的地方
今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青年陈云的快速成长与上海这座城市有着不解之缘。
建立党报发行网
20世纪初的上海是各种思潮展示、竞争、交流、融合的大舞台。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学徒、店员的陈云，利用有限的业余时间，早起晚睡，广泛涉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学科的知识，并利用职工教育机会，参加馆里举办的夜校，学习英语和俄语，接触到各种社会政治学说。他还经常到进步文化人士应修人、楼适夷等创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读书，研读《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共产主义ABC》等著作，意识到只有改造社会才能解放人类的道理。
五卅惨案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举行总同盟罢工，上海学界、商界宣布总罢课、总罢市，全国各地各界纷纷声援。陈云积极参加商务印书馆举行的罢市、募捐、义卖等活动。这一亲身实践使他感受到工人阶级和广大民众的伟大力量，坚定了改造社会以解放人类的信念。
这一时期，陈云在商务印书馆职工会刊物《职工》上陆续发表《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总工会是什么》《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自治与民众》等文章，探讨工人阶级的地位、工会组织的性质和作用、工人运动的意义、中国民族运动的道路等问题。这表明，经过工人运动洗礼的陈云，其关注视野已由工人运动拓展至民族解放，开始结合实践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1925年八九月间，经商务印书馆董亦湘、恽雨棠两位党员介绍，陈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陈云后来说，自己的“入党动机显然由于罢工运动和阶级斗争之影响”。谈到入党之后思想的转变，他回忆：“我自觉入党时经过考虑，而且入党以后，自己觉得此身已非昔比，今后不是做‘成家立业’的一套，而是要干革命。这个人生观的改革，对于我以后有极大的帮助。”
在白色恐怖时期，面对反动势力的思想禁锢和文化封锁，如何及时向上海数十万工人宣传党的政策方针，有效发挥报刊的宣传、鼓动、组织作用，显得尤为迫切。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期间，积累了丰富的报刊经销实践经验。他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共江苏省委号召，发挥业务特长，为《布尔塞维克》《红旗》《红旗日报》《上海报》等建立秘密的发行网和通讯网。其中，《上海报》是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也是上海工会联合会机关报。陈云在指导上海法南区工人运动时，曾将100多份《上海报》送进美亚绸厂，受到工友的欢迎。他还十分重视《红旗日报》的发行工作，并进行了专门调查。
陈云认为，党报不仅是政治宣传工具，还是群众的组织者。基于调查和实践经验，他提出建立和完善报刊发行网和通讯网的具体措施，包括在上海建立总发行部，在重要城市设立发行分部，在工厂、学校、机关、街道建立代派处，在工厂、农村、军营、劳苦群众聚集地等设立采访员。按照这一决议，上海各区及产业工人集中的地方乃至江苏全省很快建起党报党刊发行网和通讯网。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各界抗日救亡浪潮不断高涨。在党的领导下，沪西17家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大罢工，抗议日军侵略上海，声援十九路军抗战。在陈云等人领导下，大罢工持续了四个月。
这一时期，陈云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他深入工人群众中间，组织南洋烟草公司、时事新报馆等工人的罢工斗争，指导造船、市政、电话等行业开展工人运动。通过开展工人运动，党团组织进一步壮大。仅在1932年3月至7月，党员和团员数量就增加一倍。
在领导上海工人运动中，陈云先后撰写《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怎样巩固赤色小组》《全总改组以后的工作》等文章，及时总结工人运动经验。针对当时一些工会既与资本家、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又维护工人合法利益、主张武装抗日的特点，陈云决定改变以往的“关门主义”政策，运用统一战线策略，推动上海工人抗日救亡运动发展。
领导隐蔽战线斗争
1931年4月，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后，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设法将此消息通知李克农。在陈云协助下，周恩来采取紧急措施，将中共中央机关安全转移。
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改组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等人组成新的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陈云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化名李介生，党内别称“先生”。
6月21日，向忠发被捕，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的住址。中共中央决定处于险境中的周恩来暂停工作，等候转移中央苏区。值此危急时刻，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安排中央机关及身份暴露的人员转移，调整特科内部各科组织及其职能，优化完善特科人员工作方式，恢复了一度陷于停顿的情报工作，建立起新的秘密情报关系，甚至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上海警备司令部都发展了情报联系。
在严酷的环境中，陈云时常装扮成商人，千方百计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接待来沪寻找党组织的外地同志，向前往外地工作的同志布置任务。为了以合法的营业掩护特科工作，陈云在上海多个地区开设了20余家商铺，包括南货店、木器店、印刷所等。运用“开铺子做买卖”的办法，既使同志们有了合法的身份，又使特科拥有了更多开展工作的秘密机关。
为了使新建的特科总部更加隐蔽，陈云还在中山路设立煤球厂，购买机器设备，生产煤球。他以“合伙人”的身份，经常在煤球厂召开特科会议并部署日常工作。设在山海关路肇庆里十七号的新生印刷所，不仅是党在上海的秘密联络机关，还曾负责印刷党内紧急机密文件。当时担任特科保卫工作的李士英，以这家印刷所的校对作为公开职业。据李士英回忆，那时的陈云“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头，俨然一个账房先生”。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特科灵活机智地与敌人开展斗争，有力地保卫了党中央安全。
1932年12月，陈云按照党组织的安排，到位于上海虹口的鲁迅寓所，将隐蔽在那里养病的瞿秋白及其夫人杨之华安全转移。由于国民党特务正在加紧对鲁迅的监视，这次转移不仅保证了瞿秋白夫妇的安全，也是对鲁迅的保护。鲁迅逝世后，陈云撰写《一个深晚》，记述了这次经历。文章以史平为笔名，在《救国时报》发表。他在文中详细描述了与鲁迅相见的情景，赞扬鲁迅的“坚决，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将引领中国青年走上解放中国民族与解放劳动大众的光明大道，并深切怀念这位“爱护我们革命战士的中国共产党的最好的朋友”，号召人们勇敢坚决地去完成鲁迅一生奋斗的事业。
1933年1月，陈云离开上海，前往苏区。1935年，在长征途中的陈云接到新的任务。5月31日，在泸定县城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派陈云前往上海恢复白区党组织，并设法重建与共产国际中断的联系。按照中央的安排，陈云秘密离开长征队伍，一路辗转，于7月到达上海，先后居住在霞飞路、山西北路等地的友人家中。他想方设法找到上海中央特科组织，并与曾经在上海临时中央局机关工作的杨之华等人取得联系。一个多月后，按照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部署，陈云再度离开上海，转赴莫斯科。
此次在上海短暂开展工作期间，陈云开始撰写《随军西行见闻录》，最后在莫斯科完成著述，署名廉臣。这本书以一名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红军长征历程，称赞红军领袖对共产主义有坚定的信仰及牺牲精神。1937年4月，它作为《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附录，由上海丁丑编译社出版发行。一些国统区的青年阅读这本书后，受到书中所述红军英勇事迹的感召，陆续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总之，上海之于青年陈云，是一个学习、成长、战斗的地方，是在革命洪流中不断起航的地方。他挂念与热爱这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也为上海的解放与发展贡献了力量。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