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刚、黄卫常委的联合发言：

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夯实科技自立自强根基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基础研究孕育重大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发展和安全各领域对源头创新提出新需求。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建议从六方面发力。
在研究内容上，关键是提出真正的科学问题。问题可以从自由探索的好奇心来，更要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面临的实际问题中凝练，这两方面要结合。
在组织方式上，应当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两条腿走路”。既要鼓励好奇心驱动的自由探索，更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有组织推进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
在人才队伍上，要把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结合起来。基础研究应坚持培养人才和科学研究结合、出成果与出人才并重的原则。青年科技人才是科技的未来，必须注重发挥青年人才的创新性、颠覆性思维作用。
在科研环境上，好的科研生态能够激发人潜心研究、“勇闯无人区”。一方面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营造敢于质疑、宽松包容的学术风气；另一方面要形成适应基础研究的支持方式、评价体系，构建宽容失败、坐住坐稳“冷板凳”的科研环境。
在研究投入上，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支持力度，完善稳定投入机制。继续稳步增加国家财政投入，通过税收优惠等多种方式激励企业加大投入，鼓励社会力量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元投入。
在创新主体上，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中坚和引领作用。健全新型举国体制下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统筹布局和协同作战机制，充分发挥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引领作用、国家科研机构建制化组织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主力军作用和科技领军企业“出题人”“答题人”“阅卷人”作用。
黄润秋常委的发言：

加强生态环境科技支撑推动美丽中国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加强科技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自立自强。当前，生态环境领域科技还存在重大战略科技需求凝练不够、创新动力不足、成果应用导向不明、队伍力量分散、评价激励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建议：
坚持守正创新，加快构建与美丽中国建设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科技体制。面向生态环境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要，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有关要求，加强领域科技建设。重塑以举国体制为基础的生态环境领域科技架构，构建从战略上、整体上、全局上谋划和提出生态环境领域重大战略科技需求的体制机制。构建以基础研究为动力、以成果应用为导向的科技价值体系，重构基础研究、管理支撑、技术服务差异化评价机制。构建全国统筹的人员、资金、平台等资源调动机制，重构各创新主体的职责定位、任务清单和绩效目标，重建以部门需求和评价为主的项目立项、评估调整机制，打造生态环境领域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一批突出的基础性重大问题。加快启动“科技创新2030—京津冀环境综合治理”重大项目，突破跨区域、跨行业、跨介质复合污染治理的重大科技瓶颈。谋划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完整性恢复、新污染物全生命周期生态与健康风险阻控等重大科技工程，进一步夯实科学治污基础，提升精准治污效能。
坚持应用导向，支撑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在蓝天保卫战方面，重点突破碳污协同控制与资源化利用技术、重点行业领域多污染物近零排放和治理技术等。在碧水保卫战方面，重点突破流域水生态系统精准诊断预测、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修复，绿色流域构建等技术。在净土保卫战方面，研发土壤绿色修复与安全防控、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等技术及成套装备。此外，在生态保护修复方面，重点突破多物种协同入侵防控和生境重建、生态修复与环境污染协同治理等关键技术。
李卫常委代表无党派人士界的发言：

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引领支撑作用
科技领军企业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引领能力，在突破关键技术、促进“四链”融合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还相对较弱，科技创新生态也需进一步完善，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现象仍待破解。为此需要加快培育更多科技领军企业，支持其成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领头羊”。建议：
营造良好政策生态，激发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发挥好中央科技委员会及地方科技主管部门的作用，继续营造良好政策生态，推动更多任务由企业提出，在项目形成、投入、组织、承担、评价等方面加强参与度和话语权。创新的关键在于人才，要大胆培养和使用企业战略科学家，支持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营造生态，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投身祖国科技创新事业。
强化共性技术供给，培育行业发展新优势。支持和引导科技领军企业在国家重大创新基地和平台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强化行业重大关键共性技术突破和输出供给。同时充分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原创技术策源地的发现、汇聚、创造、转化和引领作用，按照“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系统梳理关键、重大、急迫领域的基础研究方向，凝练产业亟须解决的基础技术问题，推动成果转化，促进行业进步。
打造产学研用融合新模式，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借鉴“两弹一星”及航天领域科技攻关中的成功经验，在健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方面进行探索，试点科技领军企业牵头组织实施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的“业主制”模式，发挥科技领军企业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直接面向应用场景的优势，联合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合作，快速推广科技创新成果，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经济强、国家强的通道，支撑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邓蓉玲常委代表农工党中央的发言：

大力推动生物医药科技创新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考察时强调，“要加强基础研究和科技创新能力建设，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我国自2008年启动新药创制科技重大专项以来，自主研制了一批重大创新药物和临床急需药物，药物创新体系基本建成，企业逐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一些国产创新药走向世界。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尚缺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创新药企业，生物医药科技创新仍存在一些突出问题：缺乏原始创新能力，重点领域高端产品依赖进口。部分产业链关键环节存在“卡脖子”风险。生物医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亟待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有待建立。为此，建议：
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加强新靶点、新机制、新类型的创新药研发布局。生物医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所拥有的前沿引领技术应尽快与我国重大疾病治疗的重大需求相结合，与企业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建立协同攻关机制，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从“以临床价值为导向”向“以临床需求为源头”转化，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药物。
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及产业链薄弱环节技术创新，解决产业链关键环节“卡脖子”风险。应组织企业生物医药创新中心和相关优势企业解决关键试剂、分析检测仪器、制药装备与耗材等方面科技创新自立自强问题。打破信息孤岛，强化医研企的数据互通与交流合作。
推动建立生物医药技术服务和技术交易体系，营造科技创新良好生态。应通过积极的产业政策与友好的市场政策，构建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与市场回报之间的双循环，推动有独门绝技特色、以科研人员创办为源头、通过风险投资支持创建的中小型生物医药公司快速发展，形成量大面广分布式的科技创新矩阵带，为生物医药整体行业提供技术服务与技术产品。
赖明常委的发言：

推动工业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在工业软件等方面关键核心技术上全力攻坚，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近年来，我国加强有组织科技攻关解决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多项技术上实现了突破，取得显著成效。然而，还有一些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仍然不能“为我所有”，一方面是硬件“卡脖子”问题突出，另一方面是部分核心工业软件存在受制于人的困境。
应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突出优势，集合精锐力量、集中宝贵资源开展协同攻关，加强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研发，以求取得重大突破；在下大力气攻克硬件“卡脖子”难题的同时，下苦功夫解决工业软件问题。具体建议：
高度重视工业软件的极端重要性。工业软件是工业制造的“大脑和神经”，是支撑制造强国战略的核心领域。应进一步明确我国工业软件发展阶段、找准发展方向、厘清发展差距，凝聚发展共识，坚定走独立自主的中国工业软件发展道路。
优化工业软件专项发展规划，制定工业软件发展“施工图”，做好工作计划和详细实施方案。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重点加大核心工业软件研发力度；创新“保险补偿+可替代目录”等制度，在国资国企和重点领域优先部署应用，鼓励企业多用、坚持用，促进国产核心工业软件更新迭代、优化升级。
完善并落实相关政策。允许工业软件企业比照集成电路生产企业或项目享受企业所得税和进口关税最高优惠政策；将工业软件纳入“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试点范围。
整合力量，由行业协会和产业联盟牵头、链主企业主导，与科研机构和供需企业协同攻关，分类研发重点产业链工业应用软件，加速自主创新和国产化进程。
王路常委的发言：

深化改革激发活力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科研管理体制和考评机制仍存在不少问题，如科研资源配置不聚焦、不合理；科研成果评价排名过度依赖“SCI核心期刊”发文数量；科研经费管理繁琐僵化，对创新收益分配不清晰且缺乏激励等。为此，建议：
遵循科研规律，改革科研管理机制。科学制定重大科研项目的实施路径，出台针对性举措，减少科研过程中的行政干预。除国家集中组织的重大战略项目及“卡脖子”技术攻关项目外，对企业牵头的常规科研项目实施“注册备案制”，探索将科研管理方式从“前端立项投入”向“评审结项采购”过渡，对备案的科研项目按阶段进行管理，让科研人员在立项时就能够获得基本研究经费，有进展时能够获得后续资助，取得重大研究成果后能够获得超额奖励。
创新评价方式，健全科技评价机制。国家层面建立并形成科技评价改革统筹协调工作机制；组建“科技创新评审委员会”，遴选多学科背景的科学家、企业家、科技政策专家，形成学科交叉、背景多元、良性交互的科研评价和科技治理机制。根据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等科技成果的不同特点和评价目的，分类制定科技成果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引导规范科技成果第三方评价。
突出创新贡献，完善分配激励机制。树立正确的分配导向，及时修订知识产权相关法律法规，完善科研领域国有资产管理政策规定，建立科技创新价值评估体系和利益分配机制；优化过程管理和长效评估机制，加强信息技术在科技项目立项、中期评审、结题验收和审计等科研管理流程中的使用，逐步扩大“经费包干制”的实施范围。多元化引导人力资本出资制度进入市场，真正把“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落到实处。
胡刚常委的发言：

加强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是科技现代化，并指出，江苏要在科技创新上率先取得新突破，打造全国重要的产业科技创新高地，使高质量发展更多依靠创新驱动内涵型增长。当前，我国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尚存在一些短板和问题。比如，平台治理碎片化，领军人才缺乏，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共用不够等。为此，建议：
完善平台运行制度机制，筑牢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坚实基础。构建国家主导、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联动的科技创新平台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衔接机制。聚焦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探索实施AB组平台合作竞争机制。探索多元化经费投入机制，建立以政府稳定性支持为主，竞争性支持为辅，市场化支持为补充的经费投入方式。建立平台长周期分类考核评估机制。示范推广典型案例，促进各平台互学互鉴。
构筑平台人才集聚高地，强化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人才支撑。建立健全有助于平台科技人员充分发挥创造性的管理体制，加强平台人才梯队建设。在国家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领域，探索以项目制组织平台招引吸纳核心人才和紧缺人才。面向全球设立自主开放课题，在全球范围内招引人才。建立以贡献为导向的人才分类评价体系。
推动平台融入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合作加快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研究中心。加强与重点领域创新大国和关键小国的战略合作。以平台建设和联合研究项目为基础，组建科技创新联络委员会，扩大创新合作“朋友圈”。牵头组织、积极参与国际大科学计划，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共同参与大科学项目。建立完善科学数据资料安全审查机制，面向全球提供科技数据存储、计算、检索等服务。
谢茹常委代表全国工商联的发言：

民营企业承担科技创新重任正当其时
企业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单元，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主体。中共二十大报告强调，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民营企业承担科技创新重任正当其时，建议：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积极发挥民企贴近市场、反应敏锐、机制灵活优势，强化民营科技领军企业出题者作用，围绕产业发展卡点堵点和未来方向，研究提出技术问题清单。支持民企牵头建立产学研创新联合体。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励民营整机企业提出关键核心零部件替代或创新需求，并向上下游企业发布；鼓励专精特新企业积极投身微创新。针对民企产品创新快、资金链脆弱、上市应用迫切等特点，加快完善创新型产品推广应用政策和标准。
围绕项目成果完善管理机制。吸纳更多民企科技专家进入国家科技专家组或委员会，建立民营企业家和民企专家科技创新政策咨询制度。丰富科技创新项目类别，突出关键技术创新项目，协调布局近期与中长期项目，给民企更稳定预期。借鉴政府采购和招投标中支持中小企业的做法，在各类科技项目、科研基金中为科技型中小企业预留份额。强化科技创新结果导向，为民企创新松绑减负，适度放松民企项目使用资金审计管理，建立创新项目容错免责机制。
围绕企业需求构建创新生态。拓宽民企创新空间，最大限度取消企业资质类、项目类等审批事项，以及部门互为前置的认可程序和条件。优化面向民企的科技金融服务。充分发挥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作用，完善市场化运作机制，带动社会风险资金关注民企。制定针对民企的人才引进配套举措。保护民企创新热情，完善知识产权侵权定罪量刑标准，适时出台专门的商业秘密保护法。
陈星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的发言：

唱响基础研究“合奏曲”助推科技自立自强“加速跑”
近期，我们通过调研，发现开展基础研究的各类主体中，一些专精特新企业具有独特优势、能发挥重要作用。如能进一步提升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主体的含金量，唱响基础研究“合奏曲”，必将对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速跑”增添重要助力。
通过调研，我们认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企业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对企业缺乏有效引导措施，企业争取资源能力相对匮乏。为此，建议：
鼓励多元投入，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规模。加快建立和完善基础研究多元投入机制，逐步提升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可探索公私合作研发、政府购买服务等模式，引导企业对关系国家战略、产业发展前沿与公益性领域的基础研究前瞻性部署，参与研究、提出建议，明确将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纳入国企科创考核指标体系，发挥国企示范效用。
强化政策落地，激发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内生动力。对从事关键领域基础研究的企业，“借脑引智”的委托费、劳务费等可税收抵免，实验室硬件设备等折旧比例再提高、年限再缩短。试点成立科技银行，实施企业基础研究融资专项扶持计划。试点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纳入上市考核指标，鼓励企业上市融资。设立国家基础研究公益基金，延长企业间接捐赠结转期，给予直接捐赠更大税收优惠。
夯实资源保障，构筑企业开展基础研究的外部支撑。健全企业“出题”、高校和科研机构“解题”的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探索企业家“挂帅”方式申报和实施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完善企业科研人才职称评定办法，加速人才规范有序流动。建立科学基础设施开放共享平台，推动科学研究基础设施和重大科研装备向企业无障碍开放。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踏实开展基础研究“撑腰”“护航”。
刘艳常委代表台盟中央的发言：

加强大科学装置建设助力创新驱动发展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亦称大科学装置，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多年来，我国积极布局推进大科学装置建设，已建设77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34个建成运行，部分装置迈入全球领先行列。目前，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和运行存在如下问题：出资来源单一，投入规模仍不足。各地存在同质化竞争，规划统筹需优化。部分设施开放共享度不足，产业用户参与少。为此，建议完善大科学装置建设与运行机制，提升产业支撑力，加强基础研究，助力创新驱动。具体建议：
推动社会资本参与，加大投资力度，形成多方参与投资及运行的模式。树立大科学装置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在装置申报论证阶段明晰各方权责，充分考虑大科学装置全周期运行、升级改造所需资金。可借鉴同济大学国家汽车整车风洞中心的成功经验，积极吸引产业用户和社会资本出资参与设施建设。
加强对各地设施立项的统筹部署和科学布局。根据国际经验，大科学装置集群能驱动周边科创发展。充分发挥大科学装置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实验室的协同作用，对各地上马大装置建设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和科学布局，形成集聚效应。
探索建立大科学装置针对产业研发的支撑机制。加大产业用户需求调研和宣传培训力度，开辟并做好产业用户的服务工作，开展面向产业应用的实验方法学研究，促进项目与科研成果的转移转化。部分科学装置应突破其对外部用户的使用限制，加快研究合理的收费机制，促进产业与装置协同发力。
洪慧民常委代表民建中央的发言：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是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当前，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资源配置能力不强、创新链影响力偏弱三个短板，影响了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的发挥，亟须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升企业科技创新动力、能力和影响力，特别是要破解创新人才集聚难、创新平台使用难两大关键问题。
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最重要是促进企业吸收高水平的研发人员。建议顺畅产学研人才流动机制。一是促进体制内外科研人员自由流动，允许体制内科研人员停薪留职创新创业和前往企业任职，建立高校、科研院所与重点企业的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二是破除行政对企业人才评价工作的过度干预，将评价、使用和激励的“指挥棒”更多地交给用人单位。三是大力推广聘用制，鼓励体制内高校和公共研发平台聘用大企业研发人员。
基础科学设施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等创新平台是产生前沿技术、推动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条件，对企业科技创新极为重要。建议提升创新平台对企业辐射和开放力度。一是支持依托科技型骨干企业布局建设国家创新平台。二是提升大企业创新平台对中小企业的服务能力，鼓励大企业通过专利转让、许可、作价入股等方式向中小企业转移转化，通过生态构建、基地培育、内部孵化、赋智带动、数据联通等方式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三是健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机制，布局建设央地协同、军民融合的重大科研基地和重大科研基础设施，有条件地推动科技创新资源向中小企业开放。
卢国懿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的发言：

协调推进工业人工智能发展与应用
近年来我国人工智能发展势头迅猛，工业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工业提质增效成效显著。但同时，我国在人工智能与工业技术深度融合发展方面仍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因此，建议将人工智能与高质量发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相结合，将GPT和GDP相结合，赋能中国式工业现代化新征程。具体建议：
加强顶层设计，夯实工业智能化发展基础。由政府主导建立工业人工智能产业建设领导小组机制，专业学会、行业协会、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龙头企业和标准化技术组织等广泛参与；统筹规划，加快建设一批人工智能计算中心；建设高质量的行业共享数据集，建立数据生产、流动和保护机制，实现数据标准规范、流动畅通、存储安全。设立“人工智能根技术”国家重点研发专项，系统性规划布局。
强化产业培育力度，助推工业智能发展提质增效。发挥政府统筹和主导作用，拓展应用场景，加速应用落地。支持行业推广人工智能及其装备在制造、能源等工业领域的示范应用，形成工业智能典型应用场景。
加强基础研究，持续提升核心技术支撑力注重从0到1的原始创新，加强人工智能底层基础理论研究与核心技术突破，推动基础模型的研发，算法、数据和算力的创新。同时夯实智能传感器、人工智能芯片和基础软件等产业核心基础，加快关键共性技术研发，强化自主生态创建。
加强服务型研发设计，推进工业专用模型发展。重点推动以模型即服务（MaaS）为代表的模式，实现“人工智能＋制造”对产业的渗透。推动建立数字驱动的协同供应链，实现全供应链信息的整合与及时分享。加强工业数据的采集、利用、开发，通过专用大模型实现智能化的生产调度和故障预警，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在专用大模型的不断积累过程中，打造高智能新型工业产品，实现工业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与应用的深度融合。
徐延豪常委的发言：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科普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坚实人才基础、培育良好社会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科普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普工作取得显著成就，支撑创新发展的能力进一步提升。与此同时，科普工作也存在短板和不足。为推动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议：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提升科普组织动员能力。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在中央科技委员会指导下，统筹完善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机制和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搭建高校、科研院所、全国学会和企业携手合作的科学传播平台，为科技资源科普化提供畅通渠道。聚焦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加大对中西部及脱贫地区的科普投入和优质科普资源供给，为公众走近科学提供普惠条件。
以公众需求为导向，深化科普供给侧改革。加强调查研究，了解公众真实的科普需求。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提高数字资源覆盖面和精准服务水平。协调各方共建国家级科普专家库，构建网络科普内容综合治理长效机制。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增强科普的时代性，开展前沿科技的科普机制研究。
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建设，为高质量科普提供制度保障。尽快完成科普法修订工作。制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社会组织承担科普任务的制度规范，明确财政投入科技项目的科普任务要求。明确科技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职责要求，完善科技人员参与科普工作的激励机制。做好科普专业职称评审，夯实高质量科普的人才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