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里是上海典型的老式石库门里弄，建造于上世纪20年代，青砖红砖交错排列，门楣上有拱形的雕花装饰。今天，在延安西路420弄福康里的弄口，竖立着一块大理石纪念碑，上面写着“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遗址”。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为了适应形势发展与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加强党中央与各地党组织、革命根据地的指导和联系，中共中央开始筹建秘密电台的工作。
1928年10月，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从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回到上海不久，就分别约谈了李强、张沈川，要求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学会无线电通讯技术，并在中央特科设立了无线电通讯科（即中央特科四科），专门负责建立和管理地下电台。
李强（1905年—1996年），原名曾培洪，字幼范，江苏常熟人。1923年就读于南洋路矿专科学校（今上海东华大学）土木科，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任中央特科交通科科长。
张沈川（1900年—1991年），原名张沈传，湖南慈利人。1926年就读于广州中山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加入中央特科，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原型之一。
李强虽然是学土木工程出身，是党内为数不多的工科院校高材生，但他也从未接触过无线电。当时无线电在全世界范围内也是新技术，国民党反动派对电台严格封锁，完全没有相关的中文书籍。学过一些英文的李强就从国外的资料上想办法。他先是在一本美国的无线电期刊上找到了一张发报机图样，根据图样绘制出电台线路图和零件图。随后，他又以无线电爱好者的身份，与当时在上海经营美国无线电器材的“亚美公司”和“大华公司”的老板交朋友，从那里购买所需要的零件、发动机以及许多有关无线电技术方面的材料。
从1928年10月起，李强在赫德路（今常德路）的一所房子里，照着手绘的发报机线路图样，一次次尝试组装制造发报机。在1929年的春天，耳机里终于传来了期待已久的电台讯号，李强终于成功研制出无线电收发报机。虽然这部电台很笨重，功率也只有50瓦，却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无线电通讯设备。
有电台只是第一步，还需要报务员。1928年张沈川化名张燕铭，考入国民党政府开办的“上海无线电学校”。由于勤奋刻苦，张沈川只学习了六、七个月就可以上机，他利用深夜代班的机会，抄下两本军用电台的密电码，交给中央特科。毕业后张沈川还在国民党的第六军用电台当了两个月的实习生，积累了电台发报经验。
在1929年的夏天，张沈川使用李强组装的无线电收发报机，利用业余无线电台的呼号，得到了其它业余电台的回应。通过这部电台，张沈川抄收了苏联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市）和美国旧金山等地播发的俄文、英文电讯，以此练习抄报技能。
1929年秋天，中共中央的第一座秘密电台在上海英租界的大西路福康里（今延安西路420弄）9号建立，李强负责机务，张沈川负责报务，黄尚英是二人的助手。为了隐蔽起见，张沈川在发报时，黄尚英就把电线藏入晾衣服的竹竿里，再将发射接收的天线架在三楼阳台或者不易被人察觉的屋脊上。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这部电台，它的第一本密码是由周恩来亲自编制，由于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这部密码本被党内同志统称为“豪密”。据说当时国民党密码破译第一高手黄季弼曾苦苦钻研“豪密”，却发现根本无法下手。
在领导中央特科时期，周恩来亲自保管密码本，亲自翻译电报。如果他有重要事情不在，就由邓颖超翻译，“豪密”也由于保密性强，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主要的电台密码之一，一直到国民党败亡，这套密码始终未被破译。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为了破获中国共产党秘密电台，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务与公共租界的巡捕相互勾结，将定向测试电台装在汽车上，每天晚上在马路上兜圈子，侦测秘密电台的方位。为了做到中共中央秘密电台的长期隐蔽，李强、张沈川等人在起居生活上严格遵守组织纪律，深居简出，基本上断绝了同社会上的联系，一两年才同家里通一次信，收发报也都在周围居民入睡后的深夜进行。
1930年初为了开通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无线电通讯联系，李强与黄尚英把电台藏在行李中，安全带到香港九龙，恢复了中共中央与南方局的联系。黄尚英（1910年—1930年），浙江乐清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央特科的领导下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建立秘密电台，中共中央与江西革命根据地的无线电通讯全部由黄尚英转达，1930年8月牺牲。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红军与革命根据地急需无线电人才，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创建了第一所无线电培训班。1930年9月中央特科在法租界巨籁达路四成里（今巨鹿路391弄）12号外面挂起了“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的招牌，一楼橱窗里摆放了等待修理的收音机和零件以及马达、蓄电池等，二楼和三楼是教室和寝室。为了应付意外，学员打扮成工人模样，教员则装扮成技术人员模样。李强、张沈川以及从苏联归来的无线电技术专业人才在这里授课传道，为瑞金、武汉、天津以及全国各地培养输出了第一批无线电专门人才。
由于叛徒出卖，中共中央的无线电培训班遭到法租界巡捕的突击搜查，部分学员被捕，刚刚有所起色的红色通信事业遭到重大打击。侥幸逃脱的学员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仍继续留在上海分散培训，建立地下电台，恢复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革命根据地之间的秘密通讯联系，红色电波的星星之火开始在神州大地散播，渐成星火燎原之势。
到1932年中共中央的指示已能通过秘密电台及时传达到全国各地的革命根据地，对领导各地的革命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得以有效指导各地工作，各地党组织的相关工作也能及时向党中央请示汇报。许多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准确及时转发各地革命根据地，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成功建立无线电通讯，福康里中共中央第一座秘密电台及通讯工作的建设，是“党的通讯史上的一次划时代革命”，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电讯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这在我国的无线电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重要意义。
在1949年10月的开国大典上，原中央特科成员李强负责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现场扩音及实况转播任务，向全国和全世界实况转播了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华民族从此站起来了。
新中国建立后，李强先后担任邮电部无线电总局局长、电信总局局长、广播事业局局长、对外贸易部部长、国务院顾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等职。
新中国建立后，张沈川长期在国家安全领域工作，1981年离休，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