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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起云泳丨商鞅方升的故事


来源:政协联线 | 2022-12-13 1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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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法家代表人物。因收复魏国占据的河西之地而被秦孝公封为商君,封地于商邑(今陕西省商洛市),史称商鞅。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为壮大秦国,下令求贤,商鞅入秦国劝说秦孝公实行变革,驳斥守旧派贵族“法古”与“循礼”的主张,倾力推行变法,于是秦孝公“以鞅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文。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在新法公布前,商鞅立木为信,取信于民。变法初期,商鞅以“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道理与秦国守旧派贵族进行一场关于推行新法变革体制影响的辩论。新法推行以后,太子违反新法,商鞅因“不可施刑于君嗣”,于是“刑及太子之师”。从此,新法迅速立威秦国,秦人服从新法制约,争为新法而劳,因新法励耕而战。新法施行十年后,秦国“乡邑大治”,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商鞅推行的一系列法令,成为秦国崛起的基石,使秦国在二十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坚实基础。商鞅虽因变法而身死,但他的思想却延续上千年,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秦国制度推行遍及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奠定此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
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这是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以“耕战”为本的核心。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青铜方升作为标准量器,并规定其容积,即“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升是古代一种量器,主要是用来进行粮食出粜、农业赋税入库核算的一种计量工具。方升的设计制造,不仅体现出国家对于度量衡的标准设定,也隐含着公平公正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商鞅方升代表的不只是战国时期统一度量衡的重要进步,也是一个历史时代重大变革的直接见证。
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基本沿用商鞅变法时所确立统一度量衡的容量单位、单位量值以及标准器型,而商鞅方升也正是见证了这百年历史的延续与传承。商鞅方升所镌刻的铭文意义重大,它显示历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在统一度量衡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以及秦制对于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深远。
商鞅方升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了,大约在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地区,一直流落民间,经历风雨沧桑,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龚心铭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手中购得。龚心铭(1865年-1938年),字伯新,安徽合肥人,龚家世代为官,家道殷实。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职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诰封奉政大夫,任内兴办铁路、煤炭等实业。辛亥革命后龚心铭采取“不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寓居上海,担任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及汇昌机器制造公司总经理。
龚心铭著有《浦口汤泉小志》一书,内有《秦鞅量考篇》精辟考证了商鞅方升的铭文,因此龚家收藏商鞅方升的消息不胫而走。上世纪30年代龚心铭经商失败陷入困境,汇丰银行趁机逼迫龚家拿商鞅方升抵押债务,万般无奈之下龚心铭的儿媳朱静宜只得变卖嫁妆,才保住商鞅方升。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留下遗言“龚家后人倘若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多次上门龚家,威逼利诱强迫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但遭到龚安东的严词拒绝,铮铮铁骨与凛凛气节令世人敬仰。上世纪60年代龚安东去世,其子女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国宝商鞅方升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此无价之宝回归人民怀抱。商鞅方升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为壮大秦国,下令求贤,商鞅入秦国劝说秦孝公实行变革,驳斥守旧派贵族“法古”与“循礼”的主张,倾力推行变法,于是秦孝公“以鞅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文。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在新法公布前,商鞅立木为信,取信于民。变法初期,商鞅以“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与“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道理与秦国守旧派贵族进行一场关于推行新法变革体制影响的辩论。新法推行以后,太子违反新法,商鞅因“不可施刑于君嗣”,于是“刑及太子之师”。从此,新法迅速立威秦国,秦人服从新法制约,争为新法而劳,因新法励耕而战。新法施行十年后,秦国“乡邑大治”,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
商鞅推行的一系列法令,成为秦国崛起的基石,使秦国在二十年内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为秦国日后统一天下奠定坚实基础。商鞅虽因变法而身死,但他的思想却延续上千年,西汉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鞅去卫适秦,能明其术,强霸孝公,后世遵其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将秦国制度推行遍及天下,“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奠定此后两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基础。

商鞅青铜方升
上海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战国商鞅青铜方升(如图),通长18.7厘米,宽6.9厘米,深2.3厘米,容积202.15毫升,重0.7千克,是长方形的有柄量器,在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有铭文。商鞅方升是我国度量衡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器物,对于加强秦国内部联系,推动经济文化发展,加快秦国强盛步伐发挥出巨大作用。从制作出来到秦朝灭亡,商鞅方升前后历经130多年实际使用时间,是商鞅亲自督造的度量衡标准器中唯一幸存于世的一件,也是时至今日商鞅变法的唯一实物例证现存于世。商鞅在《商君书·农战》中说“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入使民尽力则不荒,出使民致死则胜敌。胜敌而草不荒,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这是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以“耕战”为本的核心。公元前344年商鞅监制青铜方升作为标准量器,并规定其容积,即“十六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一升”。升是古代一种量器,主要是用来进行粮食出粜、农业赋税入库核算的一种计量工具。方升的设计制造,不仅体现出国家对于度量衡的标准设定,也隐含着公平公正理念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商鞅方升代表的不只是战国时期统一度量衡的重要进步,也是一个历史时代重大变革的直接见证。

商鞅方升拓片铭文
商鞅方升左侧的铭文说“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记述了在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344)商鞅变法时为统一秦国度量衡制造了方升,由商鞅亲自负责监制,以16.2立方寸为一升,由此推导出秦一尺长约23.2厘米。商鞅方升底部的铭文说“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缩,法度量则不一歉(嫌)疑者,皆明壹之”,这段铭文与前段铭文时隔约一百多年,记述秦国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后,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王缩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至全国,代替六国复杂的度量衡制,并将此诏加刻于方升。秦始皇兼并天下后,基本沿用商鞅变法时所确立统一度量衡的容量单位、单位量值以及标准器型,而商鞅方升也正是见证了这百年历史的延续与传承。商鞅方升所镌刻的铭文意义重大,它显示历经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在统一度量衡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变革举措以及秦制对于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影响深远。
商鞅方升距今已经有2300多年了,大约在晚清时期出土于陕西地区,一直流落民间,经历风雨沧桑,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为龚心铭从北京琉璃厂的古玩商手中购得。龚心铭(1865年-1938年),字伯新,安徽合肥人,龚家世代为官,家道殷实。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任职刑部郎中奉天司行走、诰封奉政大夫,任内兴办铁路、煤炭等实业。辛亥革命后龚心铭采取“不仕新朝,不忘故里”的态度,寓居上海,担任上海阜丰面粉公司及汇昌机器制造公司总经理。
龚心铭著有《浦口汤泉小志》一书,内有《秦鞅量考篇》精辟考证了商鞅方升的铭文,因此龚家收藏商鞅方升的消息不胫而走。上世纪30年代龚心铭经商失败陷入困境,汇丰银行趁机逼迫龚家拿商鞅方升抵押债务,万般无奈之下龚心铭的儿媳朱静宜只得变卖嫁妆,才保住商鞅方升。1938年龚心铭临终前对儿子龚安东留下遗言“龚家后人倘若卖了商鞅方升,那就是家族的罪人”。抗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多次上门龚家,威逼利诱强迫龚家交出商鞅方升,但遭到龚安东的严词拒绝,铮铮铁骨与凛凛气节令世人敬仰。上世纪60年代龚安东去世,其子女经过商议后决定将国宝商鞅方升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从此无价之宝回归人民怀抱。商鞅方升是上海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国家文物局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
责任编辑:杨一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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