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早期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

中共中央早期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于1927年10月至1932年7月出版，其名称源自俄语“共产党”的音译。从这一刊名上，就可以看出中共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密切联系。
《布尔塞维克》的刊载内容，既丰富鲜活又极具张力，尽显无产阶级政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格局与担当，同时为中共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注中国革命的“本土性”与“世界性”
《布尔塞维克》的宣传方针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纳入共产国际倡导的世界革命的普遍性框架，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原则，又逐渐发展出立足中国实际的创新理论，客观上成为后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因。
《布尔塞维克》出版期间，正值世界各国“资本主义暂时稳定至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其社论坦言“共产主义者虽承认资本主义经济的复兴，但并不承认资本主义已经确实稳定了——这是辩证法的矛盾律”。于是，《布尔塞维克》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分析当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改变其根本矛盾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
面对世界政治经济的现状，国内出现“工农失败以后，中国资本主义已有广大发展的可能性”的认识误区，《布尔塞维克》以列宁有关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理论加以回击：“殖民地国家作为帝国主义的生命线，其工业绝没有依照资本主义进化道路而发展的可能。”通过列举英国控制中国海关、日本扩大在鲁直二省的军事力量，及美国加大对南京政府的影响力等事实，说明殖民侵略带给中国的是发展迟滞甚至倒退。
帝国主义就是“伸着如此之长的‘巨灵之腕’（买办制度）来剥削中国”。也就是说，帝国主义经过买办剥削中国，而买办又经过乡村中的大地主阶级剥削广大农民。中国的土地革命不仅要铲除封建宗法式的土豪乡绅的农村政权，而且要“铲除帝国主义军阀统治和剥削的根基”，这才是“对于列强帝国主义的一个最严重的致命的打击”。
因而，《布尔塞维克》得出结论：以土地革命为中枢的中国革命，是“世界社会革命中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中国的无产阶级必然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便是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的削弱。
“权威性”与“自主性”交织
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报，必须刊布国际共产党执行委员会一切重要的正式文件”。因此，《布尔塞维克》内容不仅深受共产国际思想的影响，而且直接登载共产国际文件。
据不完全统计，《布尔塞维克》刊发了23篇共产国际文件，主要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至十一次会议的文件。“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这种“权威性”一定程度上容易产生教条化倾向，如在文章中盲目照搬与中国现实脱节的“城市中心论”等观点。
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种世界性革命组织的动态，是《布尔塞维克》关注并登载相关文件以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体现。如《第二次太平洋劳动会议的总结》一文指出，中国与太平洋诸国存在同样的工会运动弱点，即“不能充分领导经济斗争”“要警惕改良派争夺工人运动领导权，注意多与黄色工会斗争以争取工人群众的拥护，加强经济斗争与政治口号的运用”。正是根据赤色职工国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决议和指示，《赤色工会在现状阶段中的作用与任务》一文提出：“中国赤色工会的任务是在最主要的产业中扩大赤色工会的影响，同时加强经济斗争与政治口号运用。”
《布尔塞维克》还全方位报道了中共发动的一系列农村武装暴动及苏维埃政权建设。1928年1月，在报道江西工农暴动的割据局面时，该刊提到：“遂川又于四日被宁冈的袁文才和毛泽东部农军攻下，农民亦自动手的（地）作杀土豪劣绅等工作。”8月，又详细介绍了湘东、赣西的分配土地、成立手工业委员会及建路建塘坝等苏维埃建设。此外，《布尔塞维克》多次分析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豪绅及农民等对革命的不同态度。这些就成为“打土豪分田地”“工农武装割据”“工农民主统一战线”等中共“自主性”的肇始。
“世界革命”与“民族革命”的调适
根据列宁“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两大营垒”的观点，《布尔塞维克》分析“欧战后的英、法、美、意、日等少数列强是压迫民族，除苏联外的其余的国家都是被压迫民族”，因此，殖民地问题实际上是“世界范围的民族问题”。又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武力操纵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政局，使得被压迫民族的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巨变，被压迫民族应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抗衡，为建立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基础而奋斗。
1928年2月2日至15日，印度从孟买开始了遍及全印度的反英革命运动。《布尔塞维克》迅速转载路透社等消息，将此次运动称为印度的“五卅运动”，并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作出展望：“受帝国主义压迫不减于甚至更甚于中国的印度民众，从这次印度的‘五卅运动’开始，必将爆发更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以至于求得劳动阶级的印度之彻底解放为止。”
将民族主义诉求与国际主义目标结合的视角，为抗战时期中共革命重心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转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新民主主义论》提出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提供了必要的舆论准备。
总之，《布尔塞维克》是中国革命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互动的产物，是中共独立探索革命话语的起点。其革命话语的“世界性表达”不仅是对国际共运理论的继承，更是在全球视野下基于本土实践的理论探索。
（作者系华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布尔塞维克》与中国共产党革命话语构建研究”（23BDJ077）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