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是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关键时期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一项跨时代的国家战略。30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各地大力支持下，上海历届市委、市政府贯彻“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战略意图，敢闯敢试、先行先试，举全市之力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努力使浦东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象征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市政协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浦东开发开放重大问题和重点任务，深入调查研究、组织协商议政、强化民主监督，着力协助市委市政府善谋对策、优化决策、完善政策，为浦东开发开放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本网今日刊发特稿《助力创造新奇迹》，敬请关注。
站在外滩，隔江东望。
30年前，浦东阡陌纵横，郊野寥廓。30年后，一座现代化新城在这里奇迹般崛起，以全国1/8000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国1/80的国内生产总值、1/15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浦东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30年发展成就了浦东奇迹。
从1978年11月率先提出浦东开发新理念，到1991年7月增设“市政协浦东开发专门委员会”；从1995年2月率先提出建设“上海光源”，到2014年4月提出长达87页的自贸区条例（草案）“修改建议”——在浦东开发开放征程上，政协力量始终在澎湃跃动。
谋划东进
“浦东开发开放经过10年酝酿，来之不易。其间，政协委员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为浦东开发开放打下了扎实基础。”九届上海市政协常委、一届浦东新区政协主席，市政府浦东开发办原副主任李佳能说。
“黄浦江东岸进深达3公里，如果加建隧道，上海完全可以向浦东发展。”“先改造浦东，鼓励市区人口向浦东分散。”1978年11月14日和30日，上海市政协调查研究工作委员会先后多次召开专题座谈会，40多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共商研讨上海近期和长期的城市建设规划。会上，市政协委员、吴泾厂副总工程师孙增在和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陈植率先发出“浦东开发”的时代强音。
“建设浦东，我完全赞同！这次的会议只是开个头，要从实际出发，搞出长期的总体规划。”当时参加会议的市领导严佑民在委员发言之后说。
在1981年2月的一次会议上，针对当时上海市区人挤、房挤、车挤的情况，市政协常委、市城建局总工程师徐以枋提出建议：“要考虑疏散旧市区。疏散到哪里去？浦东是一块很好的可以开发的地方。”
1981年，上海市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市政协委员、城建专家、同济大学教授殷体扬提交了“建议筹设开发浦东建设和规划机构”的提案，同时，陆子芬、俞颖生委员提交了“积极准备建立浦东新区，建设成为新型国际城市楷模”的提案，还有李立侠、姜庆湘等委员的提案“引进外资建设浦东发展上海经济”。
这些提案对开发浦东的构想可谓具体而微。如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提出开凿隧道、建造大桥，扩建水陆码头，修建道路干线，开辟商业网点，增添文教卫生设施等建议；在引进外资上，提出在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提下，以外资经营为主，必要时也可以合资经营等建议；在浦东新区规划和机构设置上，提出第一步先设置浦东新区，第二部合并一部分郊区，并统一使用和管理浦东地区土地等建议。
委员们的提案站在充分发挥上海城市功能的高度上，分析了浦东的地理、环境、交通等诸多发展潜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建议市政府设立开发浦东的专门机构，并提出了浦东开发资金的筹措、建桥方案的设计等具体措施。这些建议前瞻性强，符合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及当时上海改革开放的实际形势，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990年4月18日，浦东开发开放正式启动，市政协委员有关开发浦东的意见建议，与后来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规划、做法大多吻合，这体现出政协平台的专业性及上海政协委员建言的超前性。“政协委员考虑问题确实有超前意识，浦东开发30年来，政协已带给我们太多惊喜。”李佳能感慨道。

倾力护航
为整合政协资源、形成助推合力，市政协在组织建设上不断探索完善。1991年7月，七届市政协曾专门增设“市政协浦东开发专门委员会”，专司浦东开发开放建言献策。1994年4月，浦东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挂牌。联络处先后分4批聘任政协联络员164名，分成中共组、民主党派组、教育组、科技组、经济一组、经济二组、医卫组、港澳台侨组、工青妇组、民族宗教组等10个组开展活动，直到2000年8月浦东新区政协正式成立。
从1990年初到10月，市政协市政建设委员会组织委员围绕浦东开发的总体规划问题展开讨论，这场专题研讨前后持续了大半年。从规划方案的制订到总体规划的初步形成，委员们都踊跃参与讨论。同时，围绕浦东开发的总体规划和基础设施中的重大项目和问题，市政协市政建设委还组织了多场专题考察和研讨。
“浦东开发起点要高，要立足建立世界一流水平的新区。”“浦东机场的定点问题要抓紧确定。”“既要争取外资，还要重视内资的‘嫁接’工作，抓紧开发第三产业。”委员们在历次讨论中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条条真知灼见在一次次考察和座谈交流中汇聚。关于“辟建迪士尼乐园”的设想也进入委员的讨论范畴，此时距离迪士尼真正落户浦东尚有20年，政协委员建言的前瞻性由此可见一斑。
1992年9月24日至25日，土地批租纳入浦东开发已逾一年。由时任市政协副主席、市政协浦东开发专门委员会主任毛经权带队，对川沙县和上海县三林乡的土地使用情况开展调研。在为期2天的调研中委员们发现，1992年以来，川沙县和上海县三林乡土地使用的规模和速度有新的进展，促进了浦东的开发开放。但由于种种原因，部分在建项目的基础设施和公建配套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困难和矛盾。
“目前，浦东新区土地批租和土地征用两种方式并存，应适当增大土地批租的比重。通过建立国有土地发展公司，对土地一级市场实行垄断经营，并对二三级市场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通过此次调研，委员们以小见大，敏锐认识到两县在土地批租方面存在比重不足的问题，并提出具体改善举措。此次调研成果被市政协浦东开发专门委员会整理成专题报告，报送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引起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1991年12月24日至26日，市政协组织155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和市政协委员，对开发开放浦东进展情况进行专题年末视察。视察组听取浦东新区领导对开发开放近期情况的汇报，并在新区进行了各个专题视察和专题座谈，写出《关于开发开放浦东的视察报告》。1992年12月9日至12日，市政协组织委员开展年末视察，赴浦东新区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外高桥保税区视察相关规划和开发情况，分别听取浦东新区有关领导的情况介绍。委员们提出了“新区管理委员会应尽快成立”“注意新区建筑的内在质量”“妥善安置搬迁居民”等建议。
两次专题年末视察，凝结了政协委员的汗水与智慧。在浦东开发的初期阶段，通过政协的履职聚焦，在全社会凝聚起对浦东开发开放的广泛共识，为浦东开发从形态建立到功能提升“保驾护航”。
专业建言
开发伊始，浦东就为资金问题困扰。以28平方公里的陆家嘴地区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这里集聚着54万常住人口，10多万户棚户家庭。仅1.7平方公里的小陆家嘴地区就有1694户和户籍人口49234人，此外还有300多家大小工厂，滩地、农田工厂和棚户交错，改造工作势在必行。
这意味着，开发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实际上肩负了园区开发和旧城改造的双重任务。即使按照当时动迁户平均每户提供建筑面积60平方米的低标准计算，小陆家嘴地区首期开发资金就高达30亿元人民币。以此类推，整个浦东开发共需投入当年币值约8000亿元人民币，这在当时不啻为一个天文数字。当时浦东政府并不拨款，也根本无力拨款，当时的浦东开发办公室借用在浦东文化馆的一幢两侧小楼里，外高桥开发公司则借在芦苇荡边的一间农村小学校舍里。陆家嘴、外高桥、金桥3家开发公司成立时，每家公司只有新区开发办借给的20万元启动资金，他们被称为“上海滩最穷的公司”。
“浦东要开发，钱从哪里来？”一时间，围绕浦东开发的资金来源问题，在全社会掀起一阵热烈讨论。
“利用土地批租来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建设可以‘利用外资而不背上外债包袱’，是最有实效、风险最小的成片开发浦东的方法。”1991年4月，七届市政协委员、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王定甫，七届市政协委员、时任上海财经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席克正提出以土地批租为浦东开发筹集资金，并给出了出让土地使用权的3种做法：一是先出售浦西土地支援浦东建设，防止当时浦东有些地段出不了好价钱、筹划不到多少资金；二是选择浦东级差地租较高地段和陆家嘴一带先行出租，浦东与浦西同时出让；三是着眼于开发带来后劲和综合效应，如有国际投资人愿意成片开发，可以适当降低批租价格。
两个月后，1991年6月，上海土地局、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和陆家嘴、外高桥、金桥3家开发公司签署协议，用“资金空转、土地实转”的创新模式，获得了首期开发的土地使用权，开始了以土地为资本的滚动开发和灵活的多渠道融资，改变了完全依赖政府投资的开发模式，走出一条新路。
政协委员和参加政协的民主党派为浦东发出“专业之声”，始终不停。
——建议筹建浦东地区性金融机构。1992年市政协七届五次全体会议上，民盟上海市委提出开设浦东发展银行，建议市政府组建上海市证券管理委员会。提案最终得以落实。
——助力洋山深水港建设。1998年，九届市政协委员任先正在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对大、小洋山深水港建设的补充意见”提案。2002年，他又提出关于“按照1:1的规模，在芦潮港建设洋山港辅助配套区域的相关建议”并被采纳。
——推动城市转型发展。2011年4月27日，市政协召开“深化浦东改革，推进城市转型发展”常委协商会，与会常委建议：尽快成立“浦东实验室”；在浦东新区设立培育社会组织枢纽化管理的实验区；营造浦东法制环境，推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
——建言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2011年8月26日，围绕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3年行动计划（2011—2013年），市政协召开委员专题座谈会，委员建议：要立足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目标，按照宏观性和长远性的要求实施改革。
——建言筹建“上海光源”。 1995年2月17日，市政协八届三次会议期间，谢希德、杨福家、王志勤等7位市政协委员和在沪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交“关于在上海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提案，首次向市政府阐明在上海建设大科学装置的意义。 “上海光源”工程于 2009年4月29日竣工， 2010年1月9日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对外开放。从立项到建设，上海市政协从八届到了十一届，委员们换了4届，但是对这一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关心和支持从未改变。“上海光源”建成后，委员们依然关心大科学装置的运行情况，围绕“上海光源”二期工程立项和预研工作持续建言。
——参与自贸区建设。2013年8月22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获准设立。2014年7月25日，上海市第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实现了立法和改革决策的充分衔接。为了襄助地方立法机构制订好这份“自贸区基本法”，十二届市政协组织委员积极参与， 提出了厚达87页的意见建议，涉及40多个方面，出台的条例中不少与市政协建言高度契合。
亲身参与
张江高科技园区，位于浦东心腹，拥有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被誉为“中国硅谷”。
1992年的张江还是一片农田，百年老字号“童涵春”药厂正设在此处。药厂内，几间被租用的厂房，凑成了一处临时办公地点，一群人在此不分白天黑夜，忙得不亦乐乎。其中正有一位上海市政协委员的身影。 “那一年，我加入张江开发区的筹备工作，当时班子总共就4个人。”回首往事，八届市政协委员，时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副总经理王以忠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从‘一张白纸’到‘星火燎原’，我亲眼见证了‘中国硅谷’由蓝图变为现实”！
作为张江开发区筹备组成员，王以忠至今犹记得那一套特别的“配套生活用品”：一双胶鞋、一件雨衣、一把雨伞。“当时经常要跑市区开会、汇报工作、提交报告以及协调土地、经费划拨等事情，路遇风雨，少不了这‘三件套’发挥作用。”王以忠回忆，为撰写一本张江开发区投资指南，帮助企业了解投资方向和优惠政策，他与同事们几乎跑遍了全上海。
最令王以忠自豪的，是他对张江开发区的“命名”经历。筹建过程中，围绕张江开发区如何命名，有关方面展开热烈讨论，当时众人各执一词，说法五花八门。王以忠提出，应将开发区命名为“张江高科技园区”。“这是深思熟虑的想法。”王以忠认为，“高科技”三字，足以担负起张江推动上海在科学技术方面取得突破，建立长远发展战略的定位，“园区”二字让张江有别于其他工业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张江不是工厂林立的地方，除了生产和研究，还应有点公园的味道。”他的建议得到了上级部门采纳。
“在连续担任3届市政协委员期间，我提交的100多件提案里，其中很多都和洋山港有关。”九届市政协委员，十届、十一届市政协常委，洋山同盛联合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原总经济师任先正回忆，1998年，他刚担任市政协委员不久，就在市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多大、小洋山深水港建设的补充意见”的提案。
2002年，任先正又提了一件在当时影响颇大的提案：关于“按照1:1的规模，在芦潮港建设洋山港辅助配套区域的相关建议”。“根据原规划配套给深水港的后方辅助区土地仅40公顷，显然太少了。”任先正说。
为此，任先正开展了相关调研和论证，就洋山港13公里岸线，平均纵深1公里，提出相应要在芦潮港配套建立一个约13平方公里面积的，有海港、铁路、航空、公路、内河集疏运综合配套的现代物流园区。仅仅两个月后，他的建议就被有关部门采纳。
“政协为我们委员搭建了许多直接与相关部门对话的平台，在洋山港建设过程中，政协的作用尤为显著。” 尽管离开政协已经多年，任先正仍然对政协充满感情，对政协委员的身份充满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