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位于静安寺路284—286号的培罗蒙西服店
培罗蒙是旧上海最有名的西服店之一，以其精湛高超的工艺，热忱周到的服务，在上海服装界赢得了很高的地位和声誉。培罗蒙的创办者许达昌、第一嫡传大弟子戴祖贻，及其合作者、亦同为上海服装界著名人士的顾天云等人，是中国“红帮裁缝”的杰出代表。他们穿针引线，缝纫经纬，一心一意地传承着传统民族工艺，锻造着服饰艺术精品，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纯粹、极致的“工匠精神”。他们以自己的执着坚韧、虔敬谦诚的精神气质，书写了中国服装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
许达昌、顾天云、戴祖贻都是宁波籍人士。宁波人在近代上海成衣业，以及后来的西服业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成衣业是甬人特别擅长的行业，早在清朝初年，慈溪县成衣行手工业者就在北京设立了浙慈会馆。上海开埠后，“洋广衣业”渐趋发展，来自宁波及所属鄞县、奉化、定海、慈溪、镇海、象山六邑的裁缝是洋装裁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六邑宁帮”（或称“宁帮洋广衣业”“宁帮裁缝”）也因此成为上海西服制作业中的主要帮派。咸丰五年（1855），“宁帮裁缝”建立了行会组织，即“北长生”关帝圣王殿。《鄞县通志》中也说：“自海通以还，工人知墨守旧习不足与人相竞争，于是舍旧谋新，渐趋欧化。若成衣，若土木，若铜铁，若机械，若绘图（俗曰打样）等，东南两乡业此者孔多。成衣、土木名之曰红帮裁缝、红帮作头。”
由此可见，“宁帮裁缝”即甬籍裁缝的发展趋向与“红帮裁缝”的演变同源同流。因此，关于“红帮裁缝”名称的来历，还有一种说法，是与宁波人有关的。因宁波奉化籍裁缝人数众多，技艺高超，实力不可小觑，其开设的西服店在“宁帮洋广衣业”，同时也在上海西服业界具有显著的影响和重要的地位。为了与“宁帮衣业”中的其他帮派相区别，他们自称或被人称为“奉帮裁缝”；同时，原来以上海籍裁缝为主的“洋广衣业”称“本帮”，一般被视为专制中式服装的裁缝。而在宁波方言中，“奉”与“红”基本同音，于是“奉帮”即被称作“红帮”，“奉帮裁缝”超越了“奉化”的地域范围，成为所有西服制作者的统称。
1945年，许达昌与戴祖贻（右）合影
许达昌在王顺昌西服店学成满师后，自己在南市老西门开设了一家工场。开始时，他只能做“包袱生意”，拎着包袱到处兜揽生意。上海开埠初期，很多“红帮裁缝”还没有自己独立经营的店面，他们以国外传入的服装图册作为样本，拎着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做生意的所有家当，专门到外国轮船上兜揽加工洋服的生意，所以人们形象地称之为“拎包裁缝”。
1919年前后，许达昌先在四川北路开店，后又在南京路新世界开了一爿店，挂的招牌都是“许达昌西服店”。后几经搬迁，1933年前后，许达昌与湖州丝商蔡履新合伙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735号重新开办了一家西服店，正式挂出了“培罗蒙”的招牌。
1935年，许达昌和蔡履新，以及蔡氏的一个朋友邵宝华，三人又合伙在静安寺路284—286号跑马厅对面开了一家双开间新店。
新的店铺由时代公司负责装修，采用最新式的西式装潢风格，大玻璃窗，正中双扇门，底楼是陈列室、营业部、裁剪及试衣间。一进门，两个大玻璃橱窗并立左右，用以陈列货品，货架柜台分布其中，顾客挑选比对，一目了然，方便快捷；二楼是工场，八九台缝纫机日夜忙个不停，6块大小不一的工作板，排列有序，最大的一块可容纳6人同时操作，裁剪、缝纫、熨烫、锁眼，各道工序，有条不紊。三楼用以自住，是许达昌的居室。
不到一年，蔡履新、邵宝华二位在霞飞路开了自己的西服店，培罗蒙则由许达昌个人经营，生意也日趋兴旺。许达昌以超凡的技艺、优质的产品，终使培罗蒙声誉鹊起，口碑相传，得以执国内西服业之牛耳。
“培罗蒙”三字为行楷大字，挺拔饱满，遒劲有力，牌匾表面镀铬，高高悬挂，非常惹人注目。上海是旧中国最为“洋化”的城市，培罗蒙店名中有一个“罗”字，有人据此猜测是不是与罗宋人（旧时上海对俄国人的称谓，RUSSIAN的音译）有关。所以，这个洋化的店名对培罗蒙的生意是有着推波助澜作用的。
关于“培罗蒙”店名的来历，也有多种说法。据称，店名的含义是：“培”代表有高超的缝制技术，“罗”代表服装，“蒙”是顾客，意思是以超群的技艺为顾客竭诚服务。但据戴祖贻的回忆，许达昌有一个兄弟在天津派拉蒙影片公司供职，因此，“培罗蒙”的得名可能与此有些关联。“培罗蒙”的真正意义是：“培”是加倍努力；“罗”，即罗纱，就是做衣服的材料；“蒙”是多蒙光顾之义，英文招牌是BAROMON。许达昌独资经营培罗蒙后，在店名前面又增加了一个字母“H”，代表“许氏”，写为“H.BAROMON”。
1934年夏，也就是许达昌在静安寺路开店，正式打出培罗蒙牌子不久，时年只有13岁的戴祖贻来到培罗蒙当学徒，成为店里第一大弟子。许达昌一生共有二十多位徒弟，戴祖贻是许达昌最为赏识的学生，也是日后许达昌最为得力的帮手。
一般来说，上海店铺学徒分为“学店堂”和“学工场”两种。“学店堂”重在习得店堂里接人待客的规矩，“学工场”则是学习各项专业技能，服装业的“学工场”就是具体学习缝纫、裁剪、熨烫等工艺技术。
学徒拜师要有荐头人，即担保人。荐头人要对其保荐者的言行、人品实行担保。学徒进店之前，要签订拜师协议；拜师之日和满师之时，须宴请送礼；出师后，还要在不拿薪水的情况下，在店里继续工作半年或一年，称为“帮师”。“帮师”结束后，由本号引荐，其他店铺才能录用这位满师学徒。学徒期内的学徒大多没有固定的工资，店主只提供食宿及少量的必需日用品。培罗蒙每月发给学徒8角月规钱，用来理发和购买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店里的伙食由一家包饭作（即小饭店）承包，一日三餐都由他们送来。如果有人外出，比如需要去购买钮扣之类的西服辅料，就须从培罗蒙出发，经派克路、北京路到外滩，再走到虹口东熙华德路（East Seward Road，今东长治路），一来一回，至少需要2个多小时。中饭时肯定不能及时赶回，因此可向账房先生领取2角伙食费来买饭吃。
由于缝制西服的难度较大，较之其他行业，学徒们更得苦练基本功，如在热水里捞针、牛皮上拔针，以提高速度和力度。3年满师后，西服店的学徒一般都能掌握量、算、裁、缝等基本技艺。学徒期间，店铺还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定，如3年内不能回家探亲，也不让家人前来看望。这种与家庭亲人隔离的“封闭式”教育，目的是要使学生集中精神，专心致志学习本领。
1945年，抗战胜利后，戴祖贻被提升为襄理，店内的一些事多由其负责。当时，店里已有近20个师傅，三四个学徒。每逢新年，许达昌一般都要给职员们分送红包，以示关心和奖励；正月初一到初三，不管是师父，还是长工、学徒，都会放假3天。初一那天，员工们依照惯例，都要到许先生家拜年贺岁；许达昌也要摆开酒筵，招待来客，并发送红包、糖果等，大家欢聚一堂，共贺新年。
1948年，许达昌去香港，重新开创事业，在香港成立了“培罗蒙有限公司”（H.BAROMON LTD），上海培罗蒙店则留下一些人员留守。许达昌勤奋努力，善于经营，所制西装精致美观，深为顾客称许，香港培罗蒙因此名扬海内外。在香港，培罗蒙还是被公认为最高级的西服店，客人也多是社会名流，如董浩云、包玉刚、李嘉诚、邵逸夫、陈廷骅、荣智健、何鸿燊等人。因此，穿着培罗蒙西装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
20世纪50年代，香港报纸曾刊载过一篇采访当年上海西服名店王顺泰西服店小开的文章。这位小开提及，在老上海，培罗蒙做的西服确实比他们的好，所以被称为“大阿哥”。《上海指南》曾有记载：“上海制西装，以华人经营的而论，要以南京东路几家首屈一指了。像三公司的西装部，王顺泰、荣昌祥、王顺昌等数家，选料精究，裁式入时。”可见，王顺泰西服店也是当时沪上西服业中的名店。培罗蒙能被同行称赞，表明培罗蒙的手艺确实值得称道。
1949年年底，戴祖贻奉师父之命，到香港一同管理业务。随后，因为培罗蒙又在日本开了分店，戴祖贻于1951年离开香港，代表师父到日本管理东京培罗蒙店。1970年，许达昌因为年纪和身体的原因，无力再兼顾东京培罗蒙的店务，所以将东京培罗蒙店正式转让给戴祖贻，由其全权经营。戴祖贻直到20世纪90年代在日本退休，以后经常来往于上海、东京两地，安享晚年。
许达昌在87岁高龄时退休。美国著名的《财富》（FOR TUNE）杂志1981年9月刊（Vol.104 No.6）曾登载文章，称誉许达昌为全球八大著名杰出裁剪大师之一，整个亚洲只有他一个人获此殊荣。
许达昌于1991年3月14日在香港去世，享年97岁。戴祖贻去香港帮着料理后事，也保存了业师的部分资料，并将其中的部分资料捐献给了宁波的宁波帮博物馆。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