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问团抵达四川，重庆市民众欢迎陈嘉庚先生并赠旗。

 

1940年3月，陈嘉庚率“南洋华侨归国慰劳视察团”慰问抗战军民。

 

一九四一年一月五日，新加坡南侨总会招开万人大会，热烈欢迎陈嘉庚率领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归来。陈嘉庚介绍在祖国各地视察见闻。

1940年3月，著名的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历时10个月，辗转国内各地慰劳抗日前线的将士与后方各界人士；
1955年8月起，历时97天走遍16个省市自治区，考察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落实情况。
探寻陈嘉庚先生撰写的《南侨回忆录》和《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并根据线索查找《贵州省志》等文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到，三次考察贵州，陈嘉庚先生深厚的爱国情怀。
初访贵州：积贫积弱的贵州印象
1940年8月13日傍晚，陈嘉庚一行人抵达六盘水市盘县，盘县四面环山，因距离煤炭矿坑很近，燃料都以煤炭为主，煤炭价格十分便宜，只需支付运输的工资即可。陈嘉庚到市街散步时，看到各条街上商店杂乱污秽，店员市民也是如此，有的人秽陋到难以形容，乞丐更是不堪入目，避之唯恐不及。陈嘉庚认为：当局如果能引以为耻多加注意的话，每个县开设一个收容所，把乞丐集中到一个地方，生病的给予治疗，怠惰的教会他工作，不需要多少花费就可以将乞丐感化为良民，避免被作为不卫生的典型。
8月14日，陈嘉庚从盘县启程，傍晚到贵阳，途中经过一道瀑布，100余尺宽，大水从高处泻下。陈嘉庚认为如果人工改造瀑布，可以增强水势，建成规模不小的水力发电站。
慰问团一行沿途所见大多是石山，田园很少，即便有也极为狭窄，目之所及看不到大片的平原田园或原野上的可耕之地。陈嘉庚认为贵州雨水充足，物产也应当丰富，人们常说贵州是贫穷之省，也许是石山多田园少的原因，贵州的石头之多可能位居全国各省之首，如果将来用科学的方法将石块变成有价值的东西，贵州将拥有无限财富。陈嘉庚的想法确有先见之明，与现如今贵州正推动的“黔石出山”和“富矿精开”恰有异曲同工之妙。
陈嘉庚沿路还遇到不少苗族人，衣服与汉人不同。来到贵阳后，陈嘉庚看到贵阳市区颇为齐整，街道也不狭窄，虽屡屡被敌机轰炸，但损失不大，所以看起来比较繁荣，资本较雄厚的商店都来自别省。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中国是贫油国家，国内汽油自给率只占所需的0.2％，汽油的需求多依赖于进口。国内不少专家在贵州研制汽油代用品，曾试图以菜油、桐油、酒精代替汽油。何应钦在重庆曾告诉陈嘉庚，贵阳因出产菜油多，用菜油化制汽油的工厂在贵阳的最好。陈嘉庚到贵阳后着重去参观该厂，到了才发现是个极小的工厂。工厂虽然新装了两个铁炉，但刚安装好，生产计划也很小，绝不是大规模出产。而且菜油化作汽油的方法还在试验中，使用的一副机器也极其简单，还没有取得成绩。他认为该厂生产规模与何应钦的期望实在是天壤之别！
在黔慰劳考察：为抗战任务而来
8月15日，陈嘉庚与时任贵州省政府主席吴鼎昌约定下午茶会。两人此前虽未曾见过面，但因荷印义捐经常有信息往来。参加茶会的有几十人，吴鼎昌在欢迎词后，向陈嘉庚提出，因贵州省素来贫穷，但矿产颇多，希望南洋华侨能够投资贵州省开发实业。陈嘉庚回应：“余此次代表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完全为抗战任务而来……若国内政治办好，社会亦健全有信用，组织股份公司，无论铁路、轮船、矿产、水电，抑任何其他事业，要向南洋华侨招股，数百万元或数千万元，确无难事。否则谁敢投资于此不良政治区域乎。至余回国任务，除慰劳外便是采取国内抗战以来，军事、政治、民众，有何进展等材料，携到南洋向侨众宣传，俾提高爱国。增加常月捐义捐及多寄家费，以助抗战之需要。无论政府往外国采办原料军火，抑在国内作基金，增发纸币助军需，均可利用此外汇，此为余之任务也。”
8月16日，陈嘉庚在贵阳停留，时任贵州省教育厅长的欧元怀曾任厦大教师，后到上海创办大夏大学并任副校长（1937年冬，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在他的诚心邀请下，陈嘉庚到大夏大学参观并座谈。
8月17日，贵阳各界在国民党贵州省党部举行欢迎陈嘉庚大会，到会者600余人。陈嘉庚发表演讲，报告南洋侨胞协助祖国抗战工作的情形。陈嘉庚在会上说：南洋各地的侨胞是很愿意各竭其力，贡献祖国，报效祖国，热烈地希望祖国抗战取得胜利……这些捐款多半是来自劳苦的华侨。他们把三角五角的零星小款竟凑成了偌大的数目……在这抗战时期，我们自己觉得还未完全尽到责任，尤其是出力还差得很远，不过稍可一述的是，在滇缅公路初通时，需要大批机工，筹赈总会曾发动3000余人回国服务。他们纯粹是为服务而来，他们来到祖国过着艰苦的生活，无论怎样困难都能忍受。南洋侨胞希望深切了解祖国的情形，所以就有各地推派代表组织了这次回国的“慰劳团”。它有两点意义：第一是向抗战将士及同胞表示慰问；第二是考察各地经济及建设事业。
华侨慰劳团成员马来西亚华侨庄怡生在考察中了解到大西南抗战后方急需汽车轮胎、前方战士急需军用胶鞋等情况后，于1941年3月在贵阳开办了中南橡胶厂股份有限公司贵阳分厂（贵州第一家橡胶加工企业），主要翻新汽车轮胎并生产风扇带等。建厂当年开工并达到了翻胎2000只的年产量。这些轮胎被安装在军运车队，奔驰于滇缅公路，庄怡生参加抗战、报效祖国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
再访贵州：补助红十字会救护总队
1940年11月，陈嘉庚再次率团重访贵州。11月27日一早，陈嘉庚赶往图云关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创办人、总队长林可胜(陈嘉庚好友林文庆长子)及总队部内科指导员周寿恺就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经费进行了会谈。在陈嘉庚第一次到访贵州期间，就曾前往图云关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进行考察。据《南侨回忆录》记载，陈嘉庚1940年8月第一次到贵阳时，林可胜、周寿恺曾专门从图云关赶到贵阳，亲邀陈嘉庚参观救伤总站。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于1939年3月初迁移到贵阳市图云关。救护总队的救护体系，使成千上万的伤病员得到良好医疗和护理，成为全国抗战形势下医疗救护的指挥中心和实战战场，也是军医、药师、护士、防疫等医药卫生系统教育培训的坚强堡垒、重要基地和人才辈出的摇篮。其创设经费共8万元国币，后由香港中国红十字会机关每个月增加经费，规模逐渐扩大。1940年每月经费23万元，医校费用2.9万元。从该总站受训毕业到战区医院服务的有5000余人，在校的600余人。进修时间长短不固定，约2至4个月。教学内容分为甲乙丙丁4种。该总站附设了住院病房作为实验研究所，可容下100多位病人。除了创办医校、开设病房之外，救伤总站还负责制造各类药品、医疗器具、绷带等。原料从别处购买，绷带则是买成匹的布来消毒后再裁剪。显微镜有进口的，也有国内自制的。各种医生用具装在1个小箱里，站房一般存放100多箱，以备战区医院需要。
总站共100余辆汽车，用于运输。林可胜专门设置了1处修理厂，为了便于汽车维修人员快速分辨不同的零件，他将一辆报废的汽车油漆一新，每个零件旁都用中外文两种文字进行标注，简单易懂。陈嘉庚感慨，西南运输数千辆汽货车，修机厂10处左右，却没见过如此用心的。
因日寇曾多次轰炸，为了防炸和节省费用，救护总站的建筑很简陋，大多用茅草做瓦、木板做墙。建筑规模虽大，花费却不多。陈嘉庚问起经费时，林可胜回答：“医校部分，每月2.9万元是不够用的，政府规定医生薪俸，每月最高400元，而目前比较有名的医士，没有500元很难聘到，其他费用也入不敷出，每月须加1万多元，各方面的工作才能办理妥善。但屡次函告香港总机关，增加经费的建议都不被采纳。药品经费也不足，每年需加香港币7.5万元，各种药品才能避免缺乏。”
陈嘉庚又问，现在前线救济伤兵的成绩比先前怎样？林可胜回答：“之前完全没有组织，伤兵许多天都没有医生来治疗，又或者缺药可治。自去年以来则大有不同，前线设有临时医院，伤兵运到立即施治，轻伤者医至痊愈，可再往战场，重伤者如果不是数日可愈合的，则转往后方医院。如需久治或残废的，再移至内地医院。”
陈嘉庚听后很是欣慰：“自抗战后经常听到伤兵缺乏医药，轻伤致重，重伤致死，惨不忍闻。我在南洋侨众就经常听到先生等建此宏伟之救济工作，功德确实无量。”
陈嘉庚看到林可胜所穿衣服虽是西装，却是由国产布缝制而成，穿的是中式鞋，终日勤劳工作极少应酬。他对林可胜印象非常好，认为在中国人才缺乏、很多人不讲道义的年代，如林可胜这样的人才实属不易。参观结束回到寓所后，陈嘉庚回忆起此次参观考察的过程，仍感佩于林可胜的努力和负责任，认为只有富有经验的西医才能办好此项职责，还需要忠诚义勇有才干方能取得成效。
第二天用过早饭后，陈嘉庚又找林可胜详细了解经费问题。得知医校每月还需增加1万多元经费时，陈嘉庚答应从1940年9月至12月，每月由南侨总会捐助1万元。并当场交付国币1.5万元和中国银行存票2.5万元。他告诉林可胜，1941年1月起的赞助费，等他回南洋后再筹集寄送。至于每年7.5万元港币的购药费，陈嘉庚没有应承下来。因欧战爆发后英国政府禁止新加坡汇款到香港，他打算回南洋后找适当的时机想办法处理。
1940年底，陈嘉庚结束了慰劳考察活动，返回新加坡，稍事安顿后，“即汇国币二十一万元，交林君为补助医校之资”。此外，南侨总会募集了大量救护车用于前线救护，另加200辆卡车及其他物资，还发动各地华侨捐献药品，并在新加坡设厂自制奎宁、人丹等药；同时还募集了大量救伤袋、雨衣、胶鞋等物资专用于战地救护。南洋华侨捐赠的许多物资，由南侨机工驾驶卡车，从滇缅公路运到贵州图云关的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仓库，再配送到各分支仓库或战区前线。
三访贵州：故地旧貌换新颜
1955年8月2日，为了考察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陈嘉庚开始了祖国万里行，他启程前往东北、华北、西北、西南等地调研，历时97天，途经16个省市自治区，行程2.5万余公里。启程前，周恩来总理对陈嘉庚讲：“陈先生访问16个省市自治区确是壮举，祖国建设正在突飞猛进，先生对工业是内行，多提意见。”并叮嘱随行人员妥善照料。陈嘉庚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详细记录下了考察的过程和情况，形成厚厚的一本游记稿。
据《贵州省志·政府志》记载，1955年10月21日，贵州举行第二十六次省长办公会议，其中一项议题就是讨论关于接待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的计划。陈嘉庚从重庆坐飞机到昆明，再沿公路到贵阳，陈嘉庚在《伟大祖国的伟大建设》中写道，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长周林向陈嘉庚介绍了贵州发展情况：“贵州农业生产年年增产，原因是1952年各族人民完成土地改革后，开展了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达3.1万多个，占全省农户30%强。这些农业社，有90%增产20%，有10%减产或不增产，主要是遭受自然灾害的缘故，虽然如此，社员仍愿留社，否则受灾更大。不论区乡百姓都看到农业社的好处，少数民族同样积极要求合作化。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和全省干部都相信这个指示在全省必将胜利实现！”
陈嘉庚说，贵州过去被称为“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穷省，但如今在贵州境内考察后看到，贵州已经逐渐富裕起来了，农民穿的衣服不再像从前那么破烂了，人民生活水平亦有了显著提高。据水利部原副部长黄友若（曾任贵州省公路局局长，国营西南运输公司贵阳分公司经理，贵州省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回忆，陈嘉庚沿途经过贵州西部的盘县、普安、晴隆、关岭等县时，看到道路整修得很平顺，不禁对周林说：“我在国内走了许多公路，但公路养护、管理、平整、舒适方面，贵州是做得最好的。”
陈嘉庚很关心民族政策在多民族聚居省份的实施情况。他在《1955年考察报告》中写道：云南有36个民族，贵州也有20多个，彝、苗、布依、傣、侗、白等少数民族分别占两省人口的32％和25％。长期以来，民族之间隔阂很大，历代统治阶级无力处理甚至扩大这种隔阂，结下了千年仇恨，形成大民族住城镇，次民族住小集镇和农村，弱少民族则被迫散居于深山偏僻之处。这些弱少民族，唯一的生产工具是镰刀，春天砍伐草木烧成灰，播种后就坐等收成，称为“刀耕火种”。这种生产方式产量低，对山林破坏又大，而且二三年后，又要转移到有草木的新地方耕种；没有衣穿，披着羊皮御寒，生活极端穷苦。边疆民族还有一个特点，国内有此民族，国外也有。如傣族，在我国与缅甸、越南、老挝、泰国的交界处都有。他们的民族界限很清楚，但国家界限就不很清楚，帝国主义就是利用这个特点在边境进行种种煽动，制造复杂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民族纠纷，以售其奸。因此民族工作在这两省是件复杂又必须做好的艰巨工作。
陈嘉庚认为两省的民族工作是取得成果的。他有几条较深的体会：一是两省均提出“民族团结”“团结对敌”的口号。认为团结包括汉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以及本民族内部的团结。只有团结一致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才能对付帝国主义和民族扩张主义挑起的民族仇恨和边境纠纷。二是民族政策最重要的是民族平等、友爱、互助。不管大小民族，一律平等对待和友好互助。现在各级自治政府、各个农业社都有不同民族干部共同工作，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陈嘉庚在《1955年考察报告》初稿的序言中写道：“由于政府推行正确民族政策，少数民族与汉民族融洽相处，共享生活在祖国大家庭乐趣。对政府各种政策均极力拥护，现在致力于生产建设。”
考察回来不久，陈嘉庚于1956年2月10日在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全面概括了此次遍及祖国大地之行的感受和体会:“我在去年8月至11月间访问了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等16省30余名城……工厂栉比、街道宽直、高楼大厦耸立、交通畅达、清洁美丽,大大改变了往昔的面貌。工农业生产更是突飞猛进，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亦有相应的发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证明：社会主义使祖国富强，人民幸福，社会主义是适合中国国情的。”
陈嘉庚在北京向周恩来总理谈起他对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感受时，特别称赞了贵州交通，并向周恩来总理建议应好好开发贵州。根据1960年5月2日周恩来总理出席贵州省各方面负责人、劳动模范、标兵座谈会时的讲话节录和黄友若同志回忆，周恩来总理说：很多人向我称赞贵阳，头一个是陈嘉庚。他告诉我，你到贵州去看看，那么落后的地方，建设得很像样子，这不是偶然的，要叫陈嘉庚先生表扬一个人，或者一个地区的工作做得好，可不容易。
（作者系致公党贵州省委调研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致公党中央党史研究与党务工作委员会委员，贵州省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人民政协理论与实践研究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