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飞机命名典礼的民众代表与空军飞行员合影

全民族抗战爆发初期，中国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不到300架。由于不停的战争消耗，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只剩下数十架战机，完全丧失制空权，不仅无法保卫大后方，甚至要转场躲避敌机。
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发动一元献机运动，求助于民众捐款购买战机。
“一元钱”标准
1940年4月，重庆市动员委员会、中国航空建设协会重庆市分会发布“航空建设运动是救国运动”“努力航空建设，加强国防力量”等宣传口号，掀起为空军募捐运动，但没有捐款标准。
重庆《儿童月刊》随即响应，发函给重庆市动员委员会：在这抗建的大时代里，全国内外、男女老幼，都拼命干着救国工作，我们儿童界也要参加航空购机运动，要提倡（捐献）“儿童号”。但是我们力量太薄弱了，敬请贵会照我们的计划通令全国小学校和各儿童团体，每个小学生自己捐一元以上，还要劝募二元以上，募捐用竞赛办法，每校学生与学生比赛，全国学校与学校比赛，哪个小学生募最多者给奖章，哪个学校集最多者给奖状。如果可以实行的话，请发通知并登报。
以捐献一元钱为最低标准，就是由《儿童月刊》提出来的。
积极推动献机运动的是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带头人是曾刺杀军阀孙传芳为父报仇的侠女施剑翘。1940年7月，施剑翘全家从湖南长沙逃难到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遭受荼毒的悲惨情景，她面见县长袁雪崖，主动提出开展募捐工作。袁雪崖大为赞许，任命施剑翘为合川县献机委员会指导长，给予合法身份。
施剑翘的弟弟施则凡是留日军校生，被她动员来做捐机征募委员会负责人。姐弟二人穿街走巷讲演、宣传，到大户人家登门说服动员。画家徐悲鸿当时寓居合川县，与施剑翘为邻居，当他听说施剑翘就是早年轰动全国的侠女后，十分钦佩，赠送画作。
同年12月，合川县各界筹献“合川号”飞机征募委员会正式成立，动员全县73万民众捐款。施剑翘把珍藏多年的祖传金银首饰全部拿出来，并将喜爱的徐悲鸿画作一并捐献。合川社会各界踊跃参与，工人捐献工资、农民捐出粮食、中小学生捐献零钱、开明士绅捐出现金或金银器物。一些军烈属也来捐款，说是要为亲人报仇贡献力量。在短短3个月内，全县捐款45万元，汇寄中央航空委员会，购买了3架战机，分别命名为“合川一号”“合川二号”“合川三号”。
1941年5月，合川献机典礼举行，国民政府派出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干事陈庆云到会祝贺，带去一批纪念奖章，分赠捐款民众及劝募人员。并将被击落日机螺旋桨一只，赠给合川民众。
1941年7月，中国航空建设协会在《为发起一元献机运动告全国同胞书》中写道：“全国各界的同胞，起来！让我们大家手擎一元钱，向攻势空军建设的途上大进军。”
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先后印发《各地分会发动一元献机运动纲要》《一元献机运动实施大纲》《一元献机运动扩大宣传办法纲要》《一元献机运动宣传大纲》，晓谕全国各省市。要求由市县长担任主任，从速召集各界领袖，筹备组成劝募委员会。总会拟定了奖励办法，凡捐款20元以上者即给予奖章一枚，多捐多奖。捐款15万元以上者，即为献机一架，并可由自己命名。
掀起献金运动
根据国民精神总动员会和中国航空建设协会总会要求，重庆市政府成立了一元献机运动劝募委员会，8月两次开会，细化措施。劝募委员会主任由重庆市市长吴国桢担任，下设劝募总队、中队及分队，作为工作班子。
劝募委员会商定全市劝募总额为150万元，自9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限期完成；商定3种劝募方式，个人捐赠、游艺募捐和特别捐献；商定授予捐募者纪念奖章；商定给予劝募人员工作津贴，视其所募数额酌发奖励金；要求每笔捐款哪怕只有一元钱，也要登记在册，便于核查。
重庆市劝募委员会通过委员单位，发动各学校组织宣传队，分区向民众演讲。公教单位编印特刊，报刊连续发表有关宣传文章，电台约请名人、专家录音广播。“每人出一块钱建设空军”“一人出钱有限民族受惠无穷”“为敌机轰炸下的死难同胞复仇”等标语，贴遍大街小巷。
重庆的夏天很热，重庆民众的热情更高。在献金台前，附近的第二女子师范校、新民街小学、私立培育小学、大同幼稚园的学生和孩子们，一早就在老师带领下排起长队，手里捏着节省下来的零食钱，投入募捐箱。不少市民也排在队列后面。一位人力车夫前来加塞，再三抱歉说因为还要去拉客，请大家原谅，然后向募捐箱投入沾满汗水的两元钱。
中华剧艺社连续5天公演话剧《大地回春》，票款捐献购机。中央电影摄影场在国泰和唯一影剧院，连续6天放映抗战空军故事片《长空万里》，从每张电影票提取1元钱作为捐款。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在抗建堂连续一周公演话剧《遥望》，票款用于捐款。
翌日，重庆市劝募委员会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递上的名片印制着“新绥公司总经理朱炳”，自称要捐献飞机。工作人员说捐款可去捐募站，朱炳说自己捐款数额大，必须在这里办理。问及每架飞机价格是多少后，朱炳认购了9架，并当场开出支票。事后调查得知，朱炳1933年创办了新绥汽车公司，经营北平（今北京）、天津至迪化（今乌鲁木齐）的客货运输。1938年到重庆，将经营重心放到西南，效力抗战运输。朱炳成为一元献机运动的楷模。
全国民众行动起来
在成都，由市长余中英担任捐款献机委员会主任，预定捐款目标为140万元。宣传活动场地选在闹市春熙路，在军乐队伴奏下，各界人士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活动。银行、商会、学校师生、公务员、工人均踊跃捐款，两个月收到捐款150万元，超额完成任务。
在贵州省，不少人专程从各地赶到贵阳捐款。在湖北战区，尽管战斗频繁，民众依然捐款30万元。在西南运输处、西北运输处，风尘仆仆的驾驶员们，在驿站看到宣传壁报，纷纷慷慨解囊。在西北的甘肃省、陕西省，民众均有不同程度的奉献，乃至蒙古族民众亦有捐献。在沦陷的河南省、安徽省、湖南省、福建省、广州市，一旦得知献机运动消息，人们莫不响应号召，都想着要尽绵薄之力。
广西大腾山瑶族青年救亡队在桂林公演话剧筹款。甘肃酒泉佛教会理事长顾嘉堪布通电全国佛教徒，呼吁他们积极捐款，共献“佛教徒号”，他本人带头捐献千元。浙江省永康县71岁农民李经魁，将6亩养老田变卖，携款千元送往县政府。湖北省竹山县商人吴佩之捐款10万元。西南公路管理处、中国运输公司、川滇公路管理处、滇缅公路管理局等7个单位全体员工捐赠一天工资，共同购买“西南公运号”飞机。西南公路运输处维修工张德高回忆说：“我们没有钱，大家就义务加班一天，把工钱捐出去。”
众人拾柴火焰高。短短两年时间里，全国各界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300余架、滑翔机逾1000架。
1943年2月12日上午，重庆珊瑚坝机场内外人山人海，30架涂装一新的战斗机，分成数列，停放在机场上。其中尤其醒目的，是新绥公司总经理朱炳个人捐献的“新绥号”飞机9架。
10时整，集团命名典礼大会开幕，重庆市各界人士数千人到会。13时，“重庆市号”“新绥号”等3架战斗机从珊瑚坝机场起飞，在重庆城区上空做特技表演，散发航空建设委员会印制的表彰各界踊跃献机的传单。
（作者单位：重庆市政协文史研究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