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尚贤坊 黎洛埃 摄

上海南京西路与常德路交叉口的越洋国际广场，昔为嘉禾里，不少文化名人曾在此留下足迹。我最近路过这里，不由驻足沉思：“反法西斯文化战士”郁达夫血染南洋已80周年，这位现代著名作家也在此留下了生动故事……
“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
1922年7月20日，郁达夫结束了在东瀛的留学生涯，乘船归国。留日期间，他曾在日记中慷慨立志：“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
从这年8月8日起，郁达夫的短篇小说《血泪》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副刊连载，其中写道：“我的异乡飘（漂）泊的生涯，也于今年七月间结束了。我一个人手里捧了一张外国大学的文凭，回到上海的时候”“因为饥饿和衰弱的缘故竟晕倒了”“在三菱公司码头房那边，却闪出了一乘人力车来”“我坐了这乘车，到四马路的一家小旅馆里住下，把我的破皮包打开来看的时候，就觉得我的血管都冰结住了。我打算在上海使用的一包纸币，空剩了一个纸包，不知被谁拿去了”。这实际也是一种蕴含怨愤的自述，他刚抵沪时有过类似的遭遇。
落脚申城期间，郁达夫回首以往，深感生活艰辛，开始更多地关注底层劳动大众的疾苦，并在作品中融入自己的经历，如他的短篇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描述：“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作者注）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今丹徒路，作者注）中间，日新里（后为唐山路416弄，作者注）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日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俄文音译，即三弦琴，作者注）”。
1923年10月，上海泰东图书局继两年前出版郁达夫最早的文学集《沉沦》（“创造社丛书”第三种，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后，推出他的第二个文学集《茑萝集》（创造社“辛夷小丛书”之三，小说、散文合集）。
同年秋至1926年冬，郁达夫因生计所迫，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1925年4月后为武昌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执教。其间，他曾回申城，筹划出版自己的教学讲义《小说论》。沈松泉的《回忆郁达夫先生》说：“1925年冬，有一天达夫先生到光华书局来，我正好在店里，他看见我就说，‘松泉，我有些急用，需要一百元钱，我这里有一部稿子给你，就算是稿费吧。’说着，他就从袖笼里取出一卷稿子来。这就是他在武昌师大的讲稿《小说论》。全稿分量不大，不过二万字左右，是他用钢笔字写的手稿。”
“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
1926年底，郁达夫重返申城，负责创造社出版部，主编《创造月刊》和《洪水》半月刊。在《洪水》半月刊“编辑后”中，他申明刊物的使命为“在这一个缺憾很多的社会，补上一两个窟窿，或者将外面的纸糊的表面，打破一两个”。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赴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探望留日同窗孙百刚，在其家中邂逅王映霞（她与孙百刚夫妇合住一套房），一瞥惊为天人。这天，郁达夫的日记写道：“在那里遇见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搅乱了，此事当竭力的进行，求得和她做一个永久的朋友。”而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说：“（那天）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孙百刚的《郁达夫外传》则谈道：“在我的记忆里，我和达夫无论在东京，在杭州，和他一道玩、吃馆子，也有好多次，但达夫似乎未曾有过那天那样的兴奋、豪爽、起劲、周到”“今天掌华（孙妻，作者注）和映霞都是他第一次会面的女人，他却很是热络”“先是坐汽车到南京路‘新雅’吃中饭，下午出来坐黄包车到‘卡尔登’（今长江剧场，作者注）看电影，无一次不是他抢着付钱”。
翌日下午，郁达夫参加邵洵美和盛佩玉的婚礼。晚上，他情不自禁又去尚贤坊孙家，把王映霞约往四马路（今福州路）的馆子一起用餐，并在当天日记中写道：“至四马路豫丰泰酒馆痛饮。王（映霞）女士已了解我的意思，席间颇殷勤，以后当每日去看她。”
由于郁达夫的热情和才华，王映霞的芳心慢慢被打动。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两人的感情已比较深厚，遂于6月订婚。
到9月，郁达夫将自己的部分日记（1926年11月3日至1927年7月31日）整理成《日记九种》，交由上海北新书局印行，这使他成为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位在世时就已出版日记的作家。该书的《后叙》说：“半年来的生活记录，全部揭开在大家的眼前了，知我罪我，请读者自由判断，我也不必在此地强词掩饰。”郁达夫用文学的笔法写日记，其中披露了他与王映霞恋爱的许多细节，可读性强，颇为畅销，重版达十余次。该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性，对于研究郁达夫及其文学心理具有重要价值。
“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
1928年春，郁达夫与王映霞举行婚礼，才子佳人的结合轰动了申城。
接着，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赫德路嘉禾里（后为常德路81弄）租房。这里的一幢幢两层房屋由上海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出资建造，前弄为东洋式住宅，无天井；后弄为石库门房屋，有天井。郁达夫的经济状况不佳，所以借住的嘉禾里1476号属于条件较差的前弄，使用面积不大，只有楼上一间正房光线比较充足，从亭子间南窗望出去是静安公墓（今静安公园），一座座坟上的大理石“安琪儿”都看得挺清楚。王映霞的母亲借住于嘉禾里1442号，属于条件较好的后弄。
王映霞的《我与郁达夫》提及“从此，我和郁达夫总算正式组成了家庭，但家庭里的一切用具等等，全是向木器店里租来的，因为这时我们的经济能力，无法购买这些东西。我们没有装电灯。三餐吃的，都在我母亲家里，好在住处相距只有几步路，较为方便”“在屋子里坐得气闷时，也就踱到附近的几条人行道上闲步，谈着过去，谈到未来”“在散步散得有点疲倦的时候，我们便又很自然地回到了小楼上。太阳成了我们的时钟，气候算作我们的寒暑表。在这十里洋场的一角，是很少能够有人体会得出我们当时的满足”。王映霞的母亲搬出后，夫妻俩便改租嘉禾里1442号，直至离沪。
那时，王映霞初为人妻，一点家务都不会做，煮饭不知道该放多少米、放多少水，烧菜不知道该放多少油、多少盐，常出洋相。在王映霞正手忙脚乱之际，郁达夫可能恰好写出一段好文章或一些妙诗句，他会跑到灶间里来把妻子拉上楼，让她先看一遍、读一遍，这样一顿饭有时要做两三个小时。于是，郁达夫提出：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他带着王映霞到大大小小的饭馆里去品尝了几天，把一个月的稿费全用光了，她仍未学会烹调。王映霞并没有气馁，通过反复实践学会了烧菜，而且还能缝纫、洗衣等。
傍晚，郁达夫和王映霞常走出嘉禾里，到树下散步。在极司斐尔路（今万航渡路）和愚园路，有时会遇见从曹家渡过来的独轮车揽生意，他们便分坐在车的两侧，手牵着手，一路上和后面的推车人聊着天，真是别有情趣。回到家里，两人往往依然很兴奋。
“我曾代郁达夫写信给鲁迅”
寓居嘉禾里的近5年中，郁达夫和王映霞的生活虽不太宽裕，却也温馨。
当年，郁达夫并未只顾小家，而是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化活动，他曾创办《大众文艺》月刊，发刊词中表示：“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郁达夫还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与钱杏邨合编《白华》半月刊，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又参与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团结全国文化界，作为反帝抗日之文化运动及联络国际的反帝组织”。1932年2月3日，郁达夫同茅盾、鲁迅、胡愈之等43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谴责侵沪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明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军事行动，迄今已经炸轰了上海华界的重要工业、文化机关和繁盛街市，中国民众死在日军炮火下者，已数千人”“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加于中国民众反日反帝斗争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民众。”
鲁迅曾前往嘉禾里造访郁达夫。郁达夫在北京时，第一次见到仰慕已久的鲁迅。1927年10月3日，鲁迅和许广平抵达黄浦江畔，定居上海，鲁迅与郁达夫的联系更密切，诚如王映霞在给陈漱渝的信（1976年9月8日）中所说：“在上海的这几年，他们间的友情是更增加了，见面时可以说无话不谈，虽如此，但郁达夫对于鲁迅，既尊敬而又诚挚，无论在人前人后，我从未听见郁达夫对于鲁迅先生有什么不尊敬的言辞，在郁达夫的口中这是很特殊的。”正因如此，鲁迅才会去嘉禾里与郁达夫交谈。《鲁迅日记》在1932年2月25日有“晴。午后同三弟造访达夫”，7月12日又记“晴。上午……访达夫”。
鲁迅赴嘉禾里做客的情况，王映霞在《我记忆中的鲁迅与许广平》中提及：“我和郁达夫住在嘉禾里1442号时，我曾代郁达夫写信给鲁迅，约他来玩，那天他来后，就与郁达夫天南海北地聊天，我则到厨房里去做菜。”
1933年4月，郁达夫偕王映霞移居杭州，他的《移家琐记》说：“新居在浙江图书馆侧面的一堆土山旁边，虽只东倒西斜的三间旧屋，但比起上海的一楼一底的弄堂洋房来，究竟宽敞得多了。”1936年春，郁达夫和王映霞的新居“风雨茅庐”落成。由于多种原因，两人的婚姻仅维持了12年。
“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郁达夫当选理事。他曾辗转浙东、皖南等抗日前线，以一名爱国志士和战地记者的视角，记录中国军民的不屈不挠。年底，郁达夫应邀前往新加坡，接编《星洲日报》“晨星”副刊。抵达后第二天，他就写了政论文《估敌》，坚信“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决不会动摇”。此后，郁达夫还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在3年多时间里共发表400余篇支持抗日和分析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文章，成为敌人的眼中钉。1942年2月，新加坡沦陷，郁达夫与胡愈之等28位文化界人士转移到苏门答腊，他化名“赵廉”隐居，继续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宪兵却趁盟军尚未接管苏门答腊的间隙，8月29日晚，把郁达夫从家中带走，并于9月17日秘密杀害郁达夫。郁达夫殉难时年仅49岁。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是“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1983年6月20日，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书》写着：“郁达夫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经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2014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诚如胡愈之所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郁达夫烈士的名字。”
在郁达夫从文学巨匠到抗日英烈的足迹中，上海无疑是一个重要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