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4月5日，《新华日报》“台湾光复运动专刊”

 
重庆在抗战时汇聚了全国各地的抗日力量，其中包括一大批立志“保卫祖国、收复台湾”的台湾省籍志士。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历尽千辛万苦跨越海峡，毅然投身于祖国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在抗战大后方——重庆为光复台湾付出了艰巨且艰苦的努力，书写了两岸同胞携手御侮、收复河山的壮阔篇章。
合组“台湾革命同盟会”
随着1940年后在重庆的台籍志士越来越多，由台籍志士组织的“投效抗日阵营”的团体名目繁多，比较著名的有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林士贤、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柯台山、宋斐如领导的“台湾国民革命党”，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
1940年3月15日，为促进台湾革命组织的工作，李友邦由浙江金华到重庆找“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商讨统一组织的问题。3月27日，他在广播电台用闽南语演讲，呼吁台胞团结起来共同与日寇斗争。3月29日，“台湾独立革命党”和“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在重庆宣告联合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7月26日，“台湾青年革命党”及“台湾国民革命党”发表联合宣言，声明加入该会；11月10日，“台湾革命党”也宣布加入，其他一些在重庆的尚未公开的台胞抗日团体也在其后纷纷派代表加入，以期“集中一切台湾革命力量”。
1941年2月9日，“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各团体代表齐聚重庆，并通过会议议决解散“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及所属各团体，合组“台湾革命同盟会”。在即时发布的“台湾革命同盟会”宣言中指出：“吾人咸认祖国与台湾在抗战建国上有不可分离之密切关系”“祖国既不以台湾为弃地，且未视台湾人为化外之民，愿吾台湾内外五百余万民众敌忾同仇，一致执戈奋起，归依祖国”。
2月10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举行正式成立大会。至此，祖国大陆的台湾同胞抗日力量在重庆进一步完成集结，加紧复台行动。
开展光复台湾的宣传运动
为早日光复台湾，洗雪国耻，在渝台籍志士号召“国人应以台湾之光复引为本身责任”，每逢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日、6月17日日本对台开始殖民统治等耻辱日，都会围绕“勿忘国耻”“光复台湾”等主题，在重庆组织开展声势浩大的相关纪念活动。1942年4月，以纪念台湾被割让47周年为契机，“台湾革命同盟会”联合东方文化协会、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国民外交协会、中苏文化协会、中缅文化协会等众多驻重庆的国际文化团体，发起设定4月5日为“台湾日”的倡议，以期警示国人、唤起国际关注。同时为“使祖国民众切实了解收复台湾”的重要意义，“台湾革命同盟会”利用首个“台湾日”开展了“光复宣传周”活动，在重庆掀起声势浩大的光复台湾宣传运动。
1942年4月5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到会民众1000余人。当晚6点至8点左右，“台湾革命同盟会”举行招待重庆文化界及各报记者餐会，各机关代表及重庆各报社记者30余人参加。李友邦在餐会致辞中力陈“光复台湾，须要全国同胞一致努力”。该会负责宣传的林友鹏痛陈“台湾同胞为一远离母怀之孤儿，今彼伸手向母，要求回归怀抱，祖国之同胞，犹忍坐视不舒一臂助乎？”得到与会者一致认同。与会代表、记者一致认为：今后宜加紧宣传，使国内外人士皆知台湾为祖国之一部分。参会现场推选丁超五等5人负责组织“台湾光复协进会”，“以帮助台湾革命同胞收复失土”。当晚，“台湾革命同盟会”还在“中央广播电台”举行无线电广播宣传大会，分别以中英台语广播。
为响应此次光复宣传活动，重庆各报社纷纷开辟专栏，登载社会各界人士支持光复台湾的言论。《新华日报》在1942年4月5日开辟“台湾光复运动专刊”，不仅刊载孙科的《解放已在目前了》以及《台湾革命同盟会第二届大会宣言》，还发表冯玉祥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台魂的《向祖国呐喊》等数文，而且专门发表社论《论台湾解放运动》指出：“自兹以后，我们必须与台湾人民紧紧地站在一起，决不让这些二十世纪的孤臣孽子，处在一个海岛中，苦斗无援。”
此外，为瓦解敌人意志，增强台胞抗日情绪，“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利用“中央广播电台”每逢星期五、六、日进行台语广播；1945年4月16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重庆创办《台湾民声报》作为其机关报，至1945年10月7日共出满10期。
争当收复台湾的“先锋”
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宣布废止中日之间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于是收复台湾成为当然之事。不料，1942年8月，美国《幸福》《时代》《生活》三杂志组织的“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委员会”公然抛出“台湾战后应由国际共管”的谬论；11月4日至6日，重庆《中央日报》连载了此谬论的译文，随即引起国内各界愤慨和驳斥。1943年1月24日至25日，《新华日报》连续发文，对“高谈国际共管的谬误措置”予以驳斥。4月17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发表宣言，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同时发布《告祖国同胞书》，痛陈台湾同胞“受尽了倭寇的蹂躏摧残”“无时无地不在思念着祖国的同胞和归还到祖国的怀抱”，号召祖国同胞“赶快起来共同摧毁其妄想（国际共管）”。
1943年9月21日，“台湾革命同盟会”在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呈请中明确提出“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的设立办法：“台湾青年在国内者甚多，且有各种特殊技能……苟集中训练，战时可以参加各种工作，收复台湾可任先锋。”此建议得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批示同意：“即请广揽台湾同志，迅予促成。”
12月3日，《开罗宣言》在重庆公布。“台湾革命同盟会”随即再次致电国民政府：“开罗会议重大成功，台澎等地归还中国，凡我台胞同深感奋，如蒙鞭策，愿效驰驱”。
1944年4月17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成立研究收复台湾工作的职能机构——台湾调查委员会，陆续吸纳李友邦、李万居、谢南光、黄朝琴、林啸鲲、游弥坚、刘启光、宋斐如、丘念台等各派台籍志士共同参与。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台湾革命同盟会”随即召集全体临时会员大会，决议成立“协助收复台湾工作委员会”，径向各有关机关接洽，为顺利接收台湾尽力。
9月1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在重庆成立并开始积极筹备接收台湾的部署。鉴于实际需要，这两个机构还在9月28日在重庆联合成立“前进指挥所”，作为接收台湾的先遣机构。10月5日上午，“前进指挥所”首批71名人员从重庆白市驿机场分乘5架美国军用飞机，飞赴台北市松山机场，接洽受降及接收事宜。
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怀抱。李友邦、王民宁、黄国书、宋斐如、连震东、谢挣强、柯台山、李万居、刘启光、谢东闵等台籍志士、“台湾革命同盟会”成员积极参加了台湾光复工作。
（作者系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重庆基地专家、重庆市政协理论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