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30日，毛泽东与李济深在一起。

 

李济深

 

工作中的李济深

今年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至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先生诞辰140周年，他生前真诚地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促进祖国统一作出重要贡献。回顾先生一生中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三位重要历史人物的交往，可以看出他的政治主张、所走的道路和人生选择。
李济深与孙中山交往：

践行三民主义始终不渝
1924年6月16日，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参加隆重的开学典礼后，百感交集地对李济深说：“任潮（李济深字任潮），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你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都作了支持，谢谢你！”
孙中山为何要对李济深表示感谢呢？这要从头说起。
武昌起义爆发的当夜，李济深正在保定军校（后改名陆军大学）任教官，他立即与同校同学何贯中带领同学炸毁了保定附近的浏河铁桥（部分资料称“漕河铁桥”），以阻止清军南下镇压革命运动。
1911年12月，当李济深得知广东军政府组织北伐军讨伐清政府后，便与何贯中、张文等赶到上海，找到在广东陆军速成中学的同学、北伐军总司令姚雨平要求参加战斗，被委任为北伐军司令部的作战参谋。
1912年1月，奉孙中山沿津浦铁路向北进攻的命令，李济深参与制定作战计划，还亲自到前线指挥、督战、冲锋，为广东北伐军连续夺得了固镇、宿州和徐州，取得了三次大败清军的胜利，立下了重要战功。后来广东北伐军改编为第四军，李济深被提拔为22师参谋长。粤军在津浦线主战场的辉煌战绩，大大鼓舞和推动了全国各地的反清斗争。1912年2月12日，清王朝被彻底推翻，封建君主制宣告结束，这是李济深首次追随孙中山。
1921年春，在孙中山护法军政府粤军任参谋长的邓铿劝说李济深辞去陆大的职务南下广州，李济深经邓铿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数月后升任师参谋长。1921年6月，孙中山命令粤军第一师抵御北洋军阀支持下的桂系部队进攻，邓铿和李济深带领第一师取得了消灭桂系沈鸿英部1万余人的显赫战绩，为保护孙中山的广州革命政权立下了首功。
1922年3月，第一师师长邓铿被刺身亡，陈炯明叛乱哗变，并窃取了粤军总司令的职务。李济深悲愤至极，准备离开第一师之际，身在上海的孙中山认为，第一师对革命仍可有所作为，便派陈可钰到广州劝说李济深千万不可离开第一师。李济深听从中山先生的劝告，留在第一师继续担任参谋长，卧薪尝胆，组织力量，等待时机。
1922年10月，李济深让邓演达秘密赴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并接受了联合滇桂军队待机讨伐陈炯明的指示，终于在1922年12月，粤滇桂联军顺利收复广州。
1923年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李济深为第一师师长。之后，李济深率领大元帅府大本营的这支劲旅，北战邓琢如、南歼陈德春、西伐沈鸿英，为保卫孙中山广州革命政权再立新功。
1923年7月，孙中山专门成立了“西江善后督办公署”，任命李济深为西江善后督办，负责处理西江地区的一切军政、经济事务，成为西江地区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李济深严于律己、奉公守法、勤俭朴素、平易近人，壮大了国民革命队伍。
正因为李济深对孙中山赤胆忠心，追随“三民主义”，始终不渝。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便想到了李济深，任命他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原是蒋介石，但蒋对当时的国民党中央的人事安排不满，没有到职，私自离开广州到上海。孙中山便派廖仲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廖仲恺深知李济深的能力与为人，故在整个筹备军校期间对李加以重用。
李济深发自内心拥护孙中山，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李济深的孙女李霭君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建立黄埔军校时祖父任西江善后督办，从军校开始筹办时起，他就从人力、财力、物力几方面大力支持军校的筹办，不仅从粤军第一师中提取现款3万元，调出枪支200余支，将3万余发子弹交给了学校，还将自己创办的“西江陆海军讲武堂”中的学员、教官推荐过去，为黄埔军校的创立和发展提供了大批基层军事干部，使得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能够顺利开展。黄埔军校成立后，李济深以副校长的身份，兼任学校的教练部少将主任。孙中山称赞说：“李济深是不可多得的将才。”
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李济深在梧州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得知孙中山病逝后，露出反革命真面目，率兵直逼广州，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李济深亲自率粤军第一师与赣军朱培德部、湘军谭延闿部一起于6月平定了杨刘叛乱，巩固了广州革命政权。
孙中山去世后，在李济深的倡议下，梧州开始集资筹建中山纪念堂，1926年元月奠基，1930年10月建成了中国最早的中山纪念堂。李济深还为中国最大的广州中山纪念堂奠基，为发扬孙中山不断革命的精神，纪念和践行孙中山的遗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6年，李济深先生在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向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学习”的长篇纪念文章，其中说道：“对一个革命家最好的纪念就是贯彻他的革命主张，发扬他的革命精神。”
李济深先生从始至终都是孙中山忠实的追随者，“三民主义”坚定的践行者。
李济深与蒋介石交往：

政见不同分道扬镳
李济深与蒋介石因共同追随孙中山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初，在历史上一度也曾有过很好的合作。1924年1月，孙中山决定创办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兼教练部少将主任。1925年8月，李济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并晋升为陆军上将，参加第二次东征，与蒋介石有着很长时间的合作。
但当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后，李济深与其分道扬镳。为此，蒋介石对其恨之入骨，在历史上曾3次永久开除李济深国民党党籍。
第一次开除党籍是在1929年，蒋介石和桂系李宗仁部爆发蒋桂战争，当时在广州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是广西人，自然属于桂系。李济深到上海去见李宗仁，蒋介石派国民党元老请李济深来南京开会，在上海的李宗仁劝李济深不要去，怕有不测，但是那些国民党元老用性命担保不会有事。于是，李济深去南京调解蒋介石与桂系集团矛盾，被蒋介石以与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党国”的罪名，软禁在汤山8个月，剥夺了军政大权，并被“永远开除党籍”。这是李济深第一次被蒋介石“永久开除党籍”。
第二次被开除党籍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蒋介石释放，恢复了党籍。虽然蒋介石一再收买李济深，但是他毅然离开蒋介石回到广州，开始反蒋独裁统治的政治活动，李济深的黄埔学生被蒋介石特务暗杀，李济深写长信大骂蒋介石，他还通过蔡廷锴和红军联系，准备联系红军一起反蒋。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李济深被选为“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此，开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一面抗日一面反蒋。蒋介石派重兵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仅存在3个月就失败了，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会将李济深第二次“永远开除党籍”，李济深被迫逃往香港。
第三次被开除党籍是在1935年7月25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在香港建立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李济深任主席。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向全国通电反对内战，分别致信宋庆龄、何香凝、张群和吴稚晖，力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李济深等人接受了中共的“逼蒋抗日”主张。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李济深主动上庐山和冯玉祥一起找蒋介石面谈，说蒋介石如果不立即对日作战，他们就以政治家的身份与蒋介石对峙；如蒋介石执行抗战，他们就以军人的地位服从他的驱策。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李济深主张国共合作，并放弃对蒋介石的历史恩怨，一致抗日。蒋介石鉴于全国的抗日形势，撤销对李济深的通缉令，恢复了党籍，还授予他陆军一级上将军衔，先后安排李济深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等职。
1944年，桂林沦陷后，李济深团结一部分军人和进步人士，在家乡广西苍梧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1945年，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济深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曾两次在庐山与蒋介石面谈，批评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1946年，李济深联络李章达、蔡廷锴等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并被推选为主席。
1947年2月8日，李济深与蒋介石分手，去了香港。在香港公开发表反蒋文章，揭露蒋政权的独裁，号召人民起来反抗暴政，鲜明地指出蒋政权的崩溃即将到来。蒋介石极为恼火，以“诋毁国民政府”“背叛党国”的罪名第3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党籍”，并“全国通缉”。
从此，李济深与蒋介石彻底决裂，跟随共产党合作终身。
李济深与毛泽东交往：

真诚合作救国救民
毛泽东与李济深先生早在1924年1月就已相识。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松说：“当时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毛泽东参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在此期间认识了时任粤军第一师师长、西江善后督办的父亲，后来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也与父亲相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年纪都比我父亲小许多，但他很尊重也很欣赏这两位才能出众的青年。”
毛泽东在广州开会时，水土不服，李济深送去家乡梧州的茶叶，毛泽东喝后精神大振：“这茶真不简单！既能提神醒脑，还有治疗功效！”1959年，毛泽东看望李济深时还幽默地回忆往事：“饮茶粤海未能忘！我还要与任潮先生再以此共谋天下大事哩！”
李济深与毛泽东的第二次邂逅是在1926年，李济深时任南路总指挥，统一广东的战斗胜利班师回朝之日，在广州国民政府召开的盛大欢迎会上，毛泽东参加了欢迎会，与李济深热烈握手，欢迎他胜利归来。
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联合国民党十九路军众将领和上万名官兵，发动了“福建事变”，让毛泽东对李济深刮目相看。当时李济深在福建福州南校场召开大会，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发布了内外政策，提出：对外取消外国的治外法权，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实行联共反蒋方针。
李济深选择与共产党联合，亲自派人去和中共接触，双方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934年1月21日，在蒋介石重兵围攻下，“福建事变”失败，李济深被迫前往香港。毛泽东为当时双方没能很好的合作而感到非常遗憾。
“我父亲与毛泽东有很多书信往来。”李筱松说，这些信件见证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例如1936年，李济深支持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建议订立抗日救国协议。毛泽东亲笔致函李济深表示赞同并探讨合作细节，李济深回信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愿在军事行动上与红军密切配合。
6月12日，毛泽东、朱德代表工农民主政府和工农红军发表了《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提出8项纲领，希望两广领袖能够到处大胆发动与赞美抗日人民的爱国运动，大量武装与组织抗日人民，表示“愿意首先和两广当局结成抗日联盟，共同奋斗”。
7月底，包括李济深在内的各路反蒋人士云集南宁。李济深坚定地站在两广领袖一方，主张尽快组织独立的抗日政府，与南京大干一场。
9月23日，毛泽东亲笔致函李济深，并向原福建人民政府的领导人表示问候，信中表示：“甚愿按照新的斗争纲领订立新的协定，共同向着抗日救国目标致其最精诚之努力。”“国难如斯，非有几个纯洁无私之政治集团及许多艰苦奋斗之仁人斗士，为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之中坚，伟大的反日统一战线之真正完成与坚持斗争是不能容易达到目的的。”
李济深接受中共“逼蒋抗日”的方针，并制定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新的“八条行动纲领”，主要内容有：召集人民救国会议，讨论救国方案；组织抗日国防政府，成立全国抗日联军；随时随地武装民众，发动自发的全国抗日战争；释放救国的政治犯，争取救国的一切自由等等。
“两广事变”最终在蒋介石的分化瓦解下，归于失败，但却又一次表明了李济深与共产党一致的反蒋抗日的鲜明政治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口号”。5月5日，李济深等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联名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中共毛主席电》。
1949年1月7日，李济深北上到达大连。12日，李济深在沈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明确表示：“贵党领导中国革命，路线正确，措施允当，洽符全国人民大众之需要，乃获今日伟大之成就，无任钦佩。济深当秉承中山先生遗志，勉尽绵薄，为争取中国革命之彻底胜利而努力。”当晚，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先生来电诵悉，极感盛意。北平解放在即，晤教非远，诸容面叙。敬祝健康！”
1949年4月2日，李济深受邀来到北京香山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在门口迎接，使他大为感动。李济深紧紧拉住毛泽东的手说：“毛主席，您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现在才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
两人落座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啊。”
李济深说：“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会相处得更好。”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经毛泽东提名，李济深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有代表提出异议。毛泽东力排众议，不计前嫌，并做通李济深工作，使李济深如期当选，同时当选全国政协副主席，并在10月1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了开国大典。
11月，李济深再次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李济深领衔发起民革与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誓要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奋斗。他带头明确表示：赞成出兵抗美援朝，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的“向志愿军捐献飞机大炮”号召，1951年6月，主持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抗美援朝捐献委员会，带头认捐人民币5000万元（旧币）。为了完成半年内民革捐献15亿元（旧币）的首次目标，他将自己在香港的一幢房子卖掉，所得款项全部捐献。他还把儿子李沛黔送去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
1956年1月，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提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李济深不但拥护这一主张，还主动向中共中央表示：如果有需要，台湾当局准许，他可以亲赴台湾做蒋介石先生的工作。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建议就和平解放台湾问题作出决议，发表《告台湾军政人员书》。在李济深的主持下民革成立了民革中央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胃癌及脑动脉血栓病情恶化，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10月11日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灵堂吊唁，向李济深灵位致哀，亲视含殓。李济深在弥留之际向后人留下诗句：“十年建国万年红，衡麓光辉永照中。我与人民宏愿在，及身要见九州同。”
（本文作者为新华社高级记者、资深党史军史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