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台湾两位农民运动领袖李伟光（右）与简吉。

2025年是台湾“二林蔗农事件”爆发100周年。1925年在台湾省彰化县二林镇，发生了震撼全台湾的反日农民运动，史称“二林蔗农事件”。当时的领导人，就是后来成为台盟创始人之一、台盟华东总支部（台盟上海市委会前身）首任主委李伟光。
从小萌发反日思想
李伟光，原名李应章，1897年10月出生在台湾彰化县二林镇。他从小就常听祖母讲日本侵占台湾时的种种暴行，又常见父亲被日本警察凌辱或罚款，从小就种下了反日爱国思想。9岁时，李伟光进入二林公学校学习。在学校里，他和同学谢悦、蔡渊腾结拜为兄弟，誓要反抗日寇。
1914年，不甘心在农村埋没的李伟光考入彰化商业实业科学习。在学校，他刻苦用功，每天夜读至晚上10点半，早晨5时就起床攻读。学校思想活跃，开展许多课外活动，李伟光和同学们要求图书馆订购北京出版的进步杂志《新青年》，从中了解祖国的时事和进步思想。1915年，台湾发生了噍吧哖事件（西来庵事件），是日据时期台湾武装抗日斗争中规模最大、牺牲人数最多的一次。李伟光在学校作文课上写了一篇短文《呜呼惨矣哉》，对噍吧哖事件的领导者余清芳等人表示同情，遭到了校长的训斥和罚站，差点被开除。
1916年，李伟光考上台北医科专门学校，在课余组织诗社，成立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秘密组织“弘道会”。这时期，他常到学校附近的一家书店看日本左派书刊，如大杉荣、山川均等人的著作，同时受到北京《新青年》杂志的启发，发动学生会反对舍监贪污行为。
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学校，李伟光深受鼓舞，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他开始认识到群众团结的力量和革命道理。在日本“台湾始政纪念日”当天，李伟光等几个同学和厦门来的学生于学校地下室举行“岛耻纪念日”集会，向祖国的国旗行礼，以表决心。
1920年11月，李伟光等毕业生一反过去到日本做毕业“修学旅行”的惯例，组织观光团到当时的革命根据地广州旅行。他们经厦门、汕头、香港到广州，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和孙中山的军政府等，听当地中学校长兼军政府议员的介绍，受到很大鼓励。
开展文化启蒙运动
1921年初，李伟光和台北师范学校的谢春木（谢南光）等人一起，以欢迎台湾第一个飞行员谢文达飞回故乡访问为由，发动和召开了全岛学生大会。1921年4月，他和同学吴海水、何礼栋根据学生大会的经验，在台北筹组全台湾青年会，向社会名流林献堂等劝募资金，因而认识了蒋渭水。蒋渭水提议将青年会扩大为台湾文化协会，于是在当年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推林献堂为总理，蒋渭水为理事兼干事。李伟光担任理事兼二林地方干事，致力于文化协会的启蒙运动。
台湾文化协会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文化启蒙团体。该会章程规定“以助长台湾文化为目的”，经常举办各种文化讲习会和讲演会，深入民间各地。他们的讲演直接触及台湾的现实，揭发政治、经济、教育、社会上的不平等事实，要求改造社会，打破迷信，提倡男女平等，很受欢迎。
从医科学校毕业后，李伟光在家乡彰化二林镇一边行医救人，一边进行启蒙宣传，启发群众的反日思想和民族斗争，因而时常受到日本警察的检查传讯。在二林从事文化启蒙运动中，李伟光接触到了农村的实际，对日本殖民者的剥削制度有了深刻了解。
1923年9月，台湾文化协会彰化支部开会时，李伟光和同乡的文协会员詹奕候向大会提出了台湾农村问题实际斗争案，但被否决。于是，他就回二林和詹奕候、刘崧甫、蔡渊腾等文协会员，组织农村讲座，进行调查研究，搜集材料，写出各种作物和种蔗收成比较表、各地物价和每年糖价比较表、多少甘蔗轧出多少糖、糖厂利润和蔗农收入比较表等。同时，起草蔗农组合章程，编写“甘蔗歌”到农村去唱，宣讲各项统计表，受到蔗农的热烈欢迎。“甘蔗歌”其中唱道：“甘蔗咱种价咱开，公平交易才应该，行逆抢人无讲价，将咱农民做奴隶，咳呦呦，啥人甘心做奴隶。”此歌因为配合着现实要求，所以很快就传遍该地的各个角落。
1925年1月1日，李伟光等人在二林妈祖宫前广场举行了蔗农大会，决议组成蔗农组合。4月19日，林献堂一行到二林演讲，盛况空前。《台湾民报》报道：“至下午一时始开讲演于振业会社，于开会以前，会场中已无立锥之余地，场外亦多侧耳倾听之人。”文化协会的巡回演讲提高了农民的民族意识和对蔗农组合的向心力。6月28日，二林蔗农组合正式成立，参加的蔗农400多人，选出李伟光为理事长。二林蔗农组合成为近代台湾第一个农民组织。
领导农民开展反日斗争
二林蔗农组合成立后，李伟光带领蔗农代表到管辖二林地区溪州的林本源制糖厂，要求提高甘蔗收购价格。为表示决不妥协，他们不搭乘糖厂所经营的车子，冒着酷暑浩浩荡荡步行到糖厂所在地溪州。最终谈判破裂，未能如愿。
蔗农组合的干部和农民代表们肩负着蔗农的重托，又先后去了郡衙、州厅、总督府，结果铩羽而归。
他们回来后向蔗农作报告，农民们自由演讲，相互交换意见，大家互作结论，然后唱“甘蔗歌”散会，蔗农反抗情绪愈发高涨。据李伟光回忆，1925年10月19日在大城镇开会的当天，会是按照历来的秩序开的。刚由代表作报告将完未完的时候，有一位60多岁的乡长说：“咱们农民做牛做马，被人糟蹋，是可忍孰不可忍！再不设法，将死无葬身之地了。”言时老泪纵横，全场哭声相和、如丧考妣。大家齐声而呼曰：“愿随李医生走，干！干！干到底！”
蔗农组合干部和蔗农商量对策，最后达成一致意见：价钱先定好，然后砍蔗；甘蔗咱种，所有权属于咱们，处理权也属于咱们；砍蔗工人不替蔗厂砍蔗。为了应对蔗厂的阴谋诡计，他们成立“斗争本部”，李伟光担任重要决策委员会主任，处理一切紧急措施、与临时有关的重要事件等。
1925年10月21日，糖厂派人带领工人到二林、沙山一带，强行收割蔗田，李伟光等人劝蔗农以拒割进行抗争，拉开了斗争的序幕。次日，糖厂由北斗郡派出7名警察和30名监工，强行收割，蔗农于是以石头、甘蔗为武器，展开对抗。为了镇压农民，两名警察拔刀威胁，却被愤怒的农民夺走。为此，日本警察对蔗农进行了血腥镇压，逮捕了包括李伟光在内的90多人。这就是台湾农运史上著名的“二林蔗农事件”。李伟光以骚乱罪被判徒刑8个月，关在台中监狱打草鞋做苦役，被禁止与家人会面和通信，但这些摧毁不了他的反日意志，他在板凳下面写了一首诗：“朔风凛冽铁窗寒，短袖红衫一领单；幸得身如松与柏，凌霜傲雪不凋残。”
李伟光出狱后，家被火烧毁，父亲病故。他一面行医，一面仍继续参与政治活动。经过蔗农的斗争，日本制糖会社虽然提高了蔗糖的收购价格，但仍保持单方决定蔗价方式。因此，李伟光和蔗农组合的干部一起进行不种植甘蔗运动，迫使制糖会社接受蔗农要求。
1930年10月，李伟光应邀出席台湾民众党的大会，在会上反对日本殖民当局要该党修改阶级斗争纲领，发表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激烈言论。日本警察认为他又开始活动，警告他不要发表言论。1931年初，同情李伟光的一名警察秘密告诉他：日警正准备逮捕他，要他设法尽快离开台湾。1932年，李伟光离开台湾来到厦门，并于同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行医为掩护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直至迎来抗战胜利和台湾光复。
李伟光与二林农民的反抗，点燃了台湾农民运动的火把，如火如荼的农民运动深刻冲击着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也使台湾近代的社会运动从知识分子阶层转入到全面性的社会大众运动。
（作者单位：台盟中央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