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上海政协委员提出，上海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于民，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作出“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民生工作指明了方向。
全会围绕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关心的事，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这让各行各业的政协委员备受鼓舞。他们表示，将结合专长，助力各项民生实事落地。
“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健康中国’，这赋予了医务工作者新的时代使命。”市政协委员、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姚蓁说，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深刻重塑医疗领域的发展格局。他们将更好地依托互联互通的智慧医疗平台，促进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努力破解区域间医疗资源不均衡的难题。
“全会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作为重要目标，对工会‘竭诚服务职工群众’提出了更高要求。”宝山区政协常委，区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沈玉春说，工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精准对接职工需求，在稳岗就业、权益维护、困难帮扶上出实招，努力化解劳资矛盾，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徐汇区政协委员、上海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郑樊慧提出，充分发挥体育对老年人精神卫生的积极作用，推动建成“体卫融合”老年健康促进新模式。建议制定实施方案与标准规范，为老年人提供身心联合评估与干预方案；优化服务供给，提升干预精度，研制认证一批老年人体育健身项目库，将体育锻炼深度嵌入老年人日常服务。
全会公报和中央“十五五”规划建议均重申，保障和改善民生，必须“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委员们看来，尽力而为，体现的是初心与担当。量力而行，彰显的是理性与务实。
“各项民生举措都要考虑现实条件，不能脱离实际、盲目快上，也不能满足于表面繁荣、忽视内在机理。”市政协委员、上海《理财周刊》社副总编辑黄罗维表示，改善民生，需要在设定目标时科学务实，在投入保障上尽力倾斜，在推进过程中稳扎稳打，确保民生改善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既要保持改善民生的战略定力，又要把握民生建设的节奏力度，这样才能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把发展成果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实现惠民生和促消费紧密结合
从发展的角度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扩大内需明确为战略基点，要求大力提振消费。实现这一目标，和国民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消费信心密切相关。让人们“敢消费”“愿消费”，需要在提升收入水平、加大民生保障力度等方面下功夫。
202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强调“为大力提振消费，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增收减负提升消费能力，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以优化消费环境增强消费意愿，针对性解决制约消费的突出矛盾问题”，并提出促进工资性收入合理增长、拓宽财产性收入渠道、保障重点群体基本生活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市政协常委、百联集团有限公司原财务总监杨阿国认为，促进全民消费增长，需要从三方面入手，一是对弱势人群实施更有力的托底保障措施,包括生活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二是有计划地进行减税增收。消费的核心在于人们对未来长期收入的预期，在保障就业公平、提升就业率的同时，降低个人税负，从财政支出安排部分财力补贴于民，将有效增强人们的消费底气和信心；三是持续刺激各类消费。通过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减少行政干预、提供税收优惠，使得市场主体在更多让利于民的同时，也获得合理的回报。
全会提出，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副主委李国华说，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民生工程，承载着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想要实现就业质的有效提升与量的合理增长，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民生根基、凝聚奋进力量，还需不断以制度创新破解就业难题，用精准服务为劳动者发展提供支持。“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关键要构建‘政策引领、市场主导、服务支撑’的就业促进体系。”李国华认为，这需要政策创新与服务升级协同发力、双向赋能。
可以预见的是，在“十五五”时期，不仅“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将延续，税收、养老金、保障性住房、育儿补贴等再分配制度改革也将持续。在委员们看来，唯有做到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才能实现民生福祉与发展质量的双向提升。
确保社会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确保社会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委员认为，随着各类新群体、新需求、新业态、新模式和新问题持续涌现，上海在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过程中，需要持续提升精准治理、长效治理的水平，不仅做优物质供给、服务供给，更优化制度供给，创造出可持续、可推广的经验模式，在“解决一个问题”之后“解决一类问题”，把城市治理做细、做实、做优。
当前基层治理仍面临不少挑战。“基层是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基层治理就像‘绣花’，既要针脚细密，又要用心用情，这样才能绣出群众满意的幸福图景。”全国政协委员、闵行区康城社区党委专职副书记张军萍提出，要以“赋权”代替“管控”，以“共治”代替“单治”，让基层真正成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活力场域。
在她看来，基层民主协商与群众自治活动，恰似一把“金钥匙”，能有效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打造基层协商民主平台，不仅能精准倾听群众心声，更能推动政府、社区、社会组织等多方力量良性互动，把治理难题化解在萌芽状态，实现法治与自治的同频共振。”
市政协委员、台盟界别副召集人张錡说，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要创新协商载体、丰富协商形式、拓展协商内容，让群众成为协商共治的主体。一方面，积极邀请议题提出方、利益相关方、群众代表、政府部门参与政协协商活动，让群众充分反映诉求。另一方面，开展多种线上线下协商活动，更好汇聚基层治理的智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