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1937年8月日本侵略者突袭上海，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八•一三”淞沪抗战全面打响。侵华日军狂轰滥炸，烧杀劫掠，导致无数平民伤亡，无数家庭支离破碎，给上海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仅上海南市（今上海市黄浦区）就先后遭到日军19次无差别轰炸，无数房屋在侵华日军的肆虐下化作残垣断壁，无数民众流离失所，昔日繁华的上海南市变成一片焦土，在战火的蹂躏下大量无辜民众沦为难民。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大批难民涌向租界，此时租界早已人满为患，运行几近瘫痪。面对汹涌而来的难民，租界当局无奈之下只得设置铁栅栏封堵道路，不许他们入内。难民们缺衣少食，处境悲惨。饶家驹看到这些难民后，向交战双方提议建立一片“安全区”，以拯救和帮助难民。饶家驹四处奔走，建立起“南市难民区”，至少保护了30万难民。
饶家驹（1878年-1946年），法国传教士，出生于法国西南部桑特市。1894年加入耶稣会，在英国、比利时修习，成为神父。1913年由耶稣会巴黎教区派往中国上海传教，饶家驹乘船风尘仆仆地来到上海，开始了他和上海这座城市27年的情缘。饶家驹担任过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的监学，教授法文和化学。饶家驹在中国生活、工作了27年，与中国人民结下深厚的感情，他说“中国就是我的故乡，我深爱中国”，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改叫饶家华，以表示对中华大地的眷恋。饶家驹具有很强的语言天赋，精通法语、英语、拉丁语、希腊语，能说普通语和上海方言，还能讲流利的日语。语言的天赋，使他能与不同国家的人们沟通交流。饶家驹天性乐观开朗，宅心仁厚，凭借自身的贵族气质、外侨学校老师、天主教神父的身份，他结识了各国驻沪领事馆和租界当局。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时，饶家驹担任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副主席。他利用自己懂得多种语言和人脉关系，在中、日、英、美、法等国官员之间奔走呼吁建立安全区。饶家驹向时任上海市长俞鸿钧提出建议设立“难民区”。饶家驹找到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进行交涉，要求难民区“不受任何形式之攻击，不设武装军队军事机关，亦不作武装的敌对活动之行为”，以接纳难民。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后，年近花甲的饶家驹在上海南市建起 “南市难民区”。当一队队日本侵略军杀气腾腾地冲进上海南市，饶家驹用日语对日本兵喊道“这里是难民区，中立区，武装军人不得入内”。面对气势汹汹的日本兵，他坚定地说“你们的松井石根司令保证过不进入难民区，请你们后退！”
饶家驹是南市难民区的负责人，他每天都乘坐一辆黄包车，奔波于南市难民区，巡视、监督、分发食物，协调各方势力。饶家驹经常带领难民区的孩子玩耍，通过变魔术的方式来赠予孩子糖果，在那个缺衣少食担惊受怕的日子里，也尽力保护着孩子们的童心与快乐。饶家驹无畏生死，日本侵略者的子弹打穿过他的外衣，野蛮的日本侵略者用枪顶着他对他进行过搜身，但他却总是面对微笑。摆脱凶狠的日本侵略者后，他又不知疲倦的奔走，为难民募捐，难民们都叫他“饶菩萨”。
南市难民区位于上海老城厢北部，方浜中路以北，人民路以南，毗邻法租界，面积不到1平方公里。南市难民区四周路口竖有多面红十字旗帜，以及国际救济委员会中、英文名称的旗帜。工作人员佩戴白底红十字袖章，并书写中、英文“国际救济会”字样。
南市难民区设“监察委员会”，饶家驹任主席，多位国家代表参加，其中有3名法国人、 2名英国人、 1名挪威人、1名美国人。监察委员会是南市难民区名义上的管理机构，实际上难民区的具体管理与给养供给，是由上海的各有关慈善团体共同参与。南市难民区被划分为9个分区，每个分区设区长1人，下设总务、文书、训导、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各组。先后设难民收容所130多个，实际庇护难民30万人。
在饶家驹的主持下，南市难民区开展了各项难民援助工作。1937年12月饶家驹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美国妇女俱乐部演讲，呼吁踊跃捐输，帮助难民。1938年5月饶家驹飞赴美国、加拿大，发起“一碗饭运动”，为难民募捐。美国罗斯福总统向饶家驹承诺价值70万美元的援助计划，将大批小麦运到上海，交给饶家驹支配。饶家驹此行大约募集到170万美元和大量物资，这些捐款和物资全部被饶家驹用于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救助，运回上海后变成了难民碗里热腾腾的大饼油条馒头。
饶家驹在南市难民区建立票证系统，以保证贫困难民都享有获得口粮的权利。设立难童学校7所，共招收2000多名学生，难民子女均免费入学。设立各种工场、作坊，制作草绳、板刷和绣品，使难民得到一部分收入。设立残老院，将各收容所孤苦无依的残疾老人集中收容，得到较普通难民较为优厚的待遇。设立难民医院3座、灾童医院1座、产妇医院1座，使难民的疾病得到及时救治。在饶家驹的不懈努力下，南市难民区每天能为6万名难民提供必需的食物和生活物资，就这样难民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保障。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积极参与难民救助工作，成立“难民工作委员会”（简称“难委”），陆续选派30多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参与南市难民区的救助工作，组织难民生产自救，推进难民教育工作，动员难民参加抗日武装斗争。193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动员难民投奔新四军，为此饶家驹办出通行证，使难民船顺利经过日军封锁线，顺利到达苏北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
从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南市难民区共运作了32个月，成为抗战时期远东地区最早的难民庇护地。“我们的同胞既无容身之所，又无糊口之粮，他们饥寒交迫濒临死亡，他们能活下来，要归于这位乐善好施的神父”，这是当时的人们对饶家驹的评价。为感谢饶家驹，人们将南市难民区称为“饶家驹区”。1940年饶家驹离开上海返回法国巴黎，众多难民站在路边为其送行。为纪念饶家驹，上海城隍庙的方浜桥，被改称“饶家桥”。
南市难民区在1938年被国际红十字会第16届代表大会确认为“世界范围内战时保护平民”的成功范例。1949年《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制定，规定“战时设立中立安全区保护平民”。饶家驹建立和维持南市难民区的举措作为成功经验被载入这份公约，今天签字承认这份国际公约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有196个。
2024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来到上海城隍庙，称赞上海曾出现过二战时期最出色的难民安全区——由饶家驹首创的安全区模式，直接促成了战后修订《日内瓦公约》并加入战时平民保护的相关条例。
饶家驹用行动证明，即使在最残酷的战争中，人性的光辉也能筑起安全屏障。如今竖立在上海城隍庙原“南市难民区”旧址的“上海南市难民纪念碑”，时刻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历史。饶家驹是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内展示有一尊饶家驹铜像，向人们默默地述说着他所做的事迹。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如加拿大人白求恩、印度人柯棣华、美国人史沫特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等，他们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重要贡献，帮助中国人民一起抵抗日本侵略者，铸就起用鲜血凝结的深情厚谊，他们的名字和事迹不应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