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回顾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上海人民众志成城，共御外敌，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苏智良日前，在由上海市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系列讲座中，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苏智良为我们讲述了上海这座城市在抗战时期所谱写的悲壮而辉煌的篇章。

淞沪会战期间的四行仓库周围硝烟弥漫。（翻拍照片） 新华社 发

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
今天我来讲一讲上海这座英雄城市的抗战往事。
20世纪30年代，上海已经是一座世界名城，跻身世界五大都市。当时上海的城市人口超过300万，发电设备容量占全国总容量的45.5%，夜间灯火通明，被称为“不夜城”。其城市规模和现代化程度在当时的中国首屈一指，是远东重要的国际港口城市。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关东军占领沈阳，4个月后东北全境沦陷。虽然东北与上海远隔千山万水，但上海各界民众反应强烈，立即掀起了抗日救亡和抵制日货的运动。9月24日，上海35000名码头工人罢工，80万上海工人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出兵抗日。9月26日，各界市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同年10月，上海5000多名学生奔赴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北上抗日，收复东北。
与此同时，上海成为东北流亡民众抗日复土的重要基地。比如，我国情报战略专家阎宝航先生就是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他逃亡来到上海，在西藏中路的青年会大厦组织成立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鲜为人知的是，他的情报生涯就是从上海开始的。
上海各界还组织了各种义勇军。比如，1931年10月5日成立了上海市民义勇军，还有退职军人义勇军，这两支义勇军后来都走上了战场。还有复旦大学义勇军、邮电义勇军、市商会义勇军、童子军团义勇军、华侨义勇军等，民众的抗日救亡热情十分高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为反对“华北自治”，爆发了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后，各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283人联名发表了《救国运动宣言》，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要求中央政府立即出兵维护华北的主权。
1936年5月31日，来自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齐集上海，召开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等为执行委员。在随后的救亡年代中，上海实际上起到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心的作用。

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出品的《风云儿女》，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影片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迅速在全国传唱。记者 蒋迪雯 摄（翻拍照片）

中国抗战文化的发源地
上海是中国抗战文化的发源地。这座城市在文化领域的抗战，标志性的事件之一就是《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
《义勇军进行曲》原先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曲。《风云儿女》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描述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到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这首《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位于徐家汇的百代录音棚里灌制了歌曲，并转录到电影胶片上。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也就是今天的黄浦剧场首映。影片放映时，这首主题曲很快打动了观众，出现了哪里有电影放映，哪里就有观众合唱的动人场面。不久后，上海街头也开始流行《义勇军进行曲》。
那么，上海的文化界是怎样坚持反抗侵略的呢？我在这里特别介绍两位京剧大师的故事。
一位是周信芳，他是海派京剧的代表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就决心排演能够唤起民心的新编剧目《明末遗恨》。1932年，周信芳率移风剧社赴青岛、济南、天津、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地巡演《明末遗恨》，表达亡国的惨痛之情。这出戏是他3年巡演期间每到一处必演的剧目，剧场中经常出现台上国破家亡、台下哭成一片的场景，民众的抗日情绪受到了极大的鼓舞。1935年，应黄金大戏院之聘，周信芳重回上海演出。1937年八一三事变爆发后，周信芳任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歌剧部主任。他租用卡尔登剧场（现为长江剧场），演出《香妃恨》《亡蜀鉴》《满清三百年》《明末遗恨》《徽钦二帝》等剧，积极宣传爱国思想。日伪当局勒令其停演，周信芳不顾敌人的恐吓，仍积极准备编演新戏《文天祥》《史可法》，并在舞台两侧挂出新戏的大幅预告，虽最终未能演出，却一直挂到剧社被迫解散。
另一位是京剧大师梅兰芳。九一八事变后，梅兰芳举家迁居上海，与叶恭绰等人合作编演了《抗金兵》《生死恨》等剧，激发了观众对侵略者的愤慨和对民族命运的关切。“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占领上海。日军让他到电台讲话，表示愿为日本服务，梅兰芳携家率团星夜乘船避至香港。1941年，香港也被日军占领，为避免被日本人利用，梅兰芳留起胡子，蓄须明志，并辗转回到上海。得知梅兰芳回到上海后，汪伪政权立即派人游说邀请他担任团长，率剧团演出，以庆祝“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梅兰芳再次以蓄须为由拒绝。敌伪又提出让梅兰芳出面讲话，为了避免对方纠缠，梅兰芳让医生为自己注射了伤寒预防针，以患重病搪塞。当敌伪再次派人前来时，见梅兰芳高烧不退，只好悻悻离开。数年中，因为不能登台演出，梅兰芳只得靠售画、变卖北京的房产及家中珍贵古董以维持生计。就这样，直到抗战胜利以后，隐居8年的梅兰芳才重返舞台。
从两位京剧大师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他们的拳拳爱国心和凛然的民族气节。
抗战重要的战场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迅速占领了东北，全国上下处于亡国灭种的低落情绪中，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命运感到绝望。然而，一·二八抗战的爆发把这种颓废的精神状态一扫而光。
1932年1月，日本在上海三友实业社毛巾厂附近制造了“日僧事件”，蓄意挑起战争。1月28日晚，日军向闸北天通庵车站的上海守军十九路军发动袭击，十九路军随即奋起抵抗，一·二八抗战爆发。
上海人民纷纷奋起支援十九路军，民众自发组织各种形式的市民义勇军赶赴前线参加战斗，还慷慨解囊募捐劳军，仅现金一项，十九路军就收到1000万元。
1月30日，国民政府派第5军（军长张治中，辖第87、88师）及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驰沪增援。在2月22日庙行一役中，中国军队与日军反复肉搏历时20多个小时，官兵都抱着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奋勇迎战，终将日军击溃。这一仗击毙日军精锐3000余人，中国军队也伤亡惨重。“庙行大捷”战斗之惨烈，当时鲜见。至3月初，在日军不断派兵增援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后来在英美法等国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议。
一·二八抗战是中国军队在14年抗日战争中第一次与日军进行的全面对抗和较量，它给予日军沉重的打击，遏制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另一场发生在上海的气壮山河的战斗是淞沪会战，也叫“八一三”战役，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第一场100万人以上的大型会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全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告“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8月13日，中国军队奉令向日本驻沪海军陆战队虹口基地发起围攻，试图赶敌下海，“八一三”淞沪会战由此展开。
淞沪会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8月14日—8月22日，第9集团军在张治中的率领下英勇攻击虹口之日军，虽取得较大进展，但没能攻克日本海军特别陆战队司令部大厦。第二阶段是8月23日—9月11日。8月2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在吴淞口一带登陆，中国军队以第18军（军长陈诚，后任第15集团军司令）为主力，顽强阻击。
在这场会战中，可歌可泣的事例层出不穷。例如，姚子青营死守宝山城，全营将士壮烈牺牲。罗店要地几易攻守，中国军队把日军拖入“血肉磨坊”。最有影响力的是四行仓库的孤军。10月下旬，战场转入市区，我闸北守军腹背受敌。27日凌晨，据守闸北的第88师524团第1营奉命进驻四行仓库，掩护大部队撤离。这个加强营总兵力仅420人，但对外宣称有800人，指挥官是谢晋元中校。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八百壮士”。
为了保卫大上海，中国军队的全部精锐部队几乎都投入战场，桂军、粤军、川军、滇军、湘军、黔军、东北军等部队也先后投入，共计70多万人。淞沪会战中，中国军队阵亡校尉级以上军官近千名，其中少将以上高级军官十余名，包括黄梅兴少将、吴克仁中将、蔡炳炎少将等。中国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以伤亡18万余人的巨大代价，毙伤日军5万余人，坚守上海达3个月，展现了中国决不会向日本投降的决心，也挫败了日本速战速决的侵略战略。

城隍庙大门内，法国神父饶家驹带领20万中国难民，与敌人斗智，与死亡斗勇，展开一场“没有硝烟的无声抗战”。 新华社 发

新四军和游击战
上海这座城市与新四军也有着深厚的渊源。
国共两党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利用上海的特殊环境，秘密接触和展开谈判。1937年9月，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10月，南方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新四军军长。
很快，上海成为新四军的“根据地”，成为新四军医疗、情报、贸易、物资等的重要后方基地。很多人都看过电影《51号兵站》，它讲的就是上海为新四军提供军需物资的故事。
上海不仅是正面抗日战场的主阵地，游击战也打得很漂亮。这里，我特别要讲两个发生在上海的游击故事。
第一个是夜袭虹桥机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廖政国（解放后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当年是新四军兼“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支队长。1939年7月23日，他带着游击队乘胜追击一队伪军，一路追到虹桥机场。当时正是深夜，廖政国率部直扑机场值机楼，烧毁了停机坪上的4架日军飞机，又和日军打了一仗才撤退。第二天，《华美夜报》《大美晚报》《泰晤士报》《译报》等上海多家中外报纸用特大字体报道了新四军夜袭虹桥机场的新闻，市民们争相传看，大大鼓舞了敌占区广大人民的抗日信心。
还有一个是“上海李向阳”——朱亚民的故事。朱亚民真是一个奇人，他191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穷苦农民家庭，早年来到上海当学徒，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后来到香港的中华书局港岛分厂工作。
1940年春，朱亚民带着20位志同道合的香港青年秘密抵达上海，准备在敌后展开抗日游击战。1941年，新四军派遣他赴浙南开设根据地，习得了丰富的军事知识与游击战经验。1942年，朱亚民带领11名便衣，携10支短枪，登上一艘小船，悄悄潜回浦东，创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淞沪支队。他采取化整为零的策略，在浦东各地建立小组，广泛开展游击战，渐渐积累实力。
1944年8月21日，朱亚民率领淞沪支队在朱家店伏击敌人，一举击毙日本兵34人、汉奸1人，我军仅牺牲1人，取得了了不起的胜利。1972年，总参谋部军训部与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在编写《步兵连战例选编》时，将朱家店伏击战选入“进攻”部分，在众多经典战例中排名第一。
今天，如果你来到上海浦东新区的会龙村，可以看到一座气势磅礴的朱家店抗日之战纪念碑，碑体上的浮雕无声地诉说着那些烽火岁月的传奇往事。
引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
上海是一座国际性大都市，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不仅有300多万中国人，还有10多万外国人。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一起加入反法西斯斗争的行列中。比如，波兰作家汉斯·希伯是一名记者，他一开始写报道，后来赴前线参加抗战，1941年11月29日在山东沂南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抗战时期，上海曾有两处大型的难民安全区。一处是以霍山公园为中心的“无国籍难民指定区”，曾有3万多名犹太人在这里避难。
1935年9月，纳粹德国政府颁布反犹法——《纽伦堡法案》后，反犹浪潮很快席卷欧洲。在这个艰难时刻，上海成了唯一的犹太难民不需要护照就可以到达的城市，前后有3万多名犹太人来到上海避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犹太人被迫拖儿带女住进日军指定的“无国籍难民指定区”。此区域西起公平路，东至通北路，南起惠民路，北至周家嘴路，约有1平方公里。这里的犹太人住的是破旧矮小的“鸽笼”，吃的是不堪入口的食物。就在这样的艰苦岁月里，犹太人与他们的上海邻居们一起生活，分享极少的食物，犹太孩子和上海孩子一起在弄堂里玩耍，可以说是患难见真情。战后，这些犹太难民相继离开上海，他们的内心深处永远存留着一份珍贵的上海记忆。
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与部分犹太难民及中外学者携手合作，搜集并整理了13732位犹太难民的姓名，镌刻于纪念馆的名单墙上。这面“上海犹太难民名单墙”是全球唯一的以拯救为主题的幸存者名单纪念墙。
另一处难民安全区则在上海的城隍庙地区。那是法国天主教神父饶家驹倡导成立的南市难民区，它曾是中国数万难民的庇护所。
南市难民区于1937年11月9日下午5时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1/3的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天的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南市难民区建立的第一天，先辟城隍庙、豫园、小世界及各学校、教堂为收容所。最多时难民区内约有130个收容所，区内难民数超过20万。
南市难民区的成立具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二战”时期，南市难民区的模式被推广到了南京、汉口、广州，乃至法国、德国。并最终推动了1949年《日内瓦第四公约》的订立——该公约确立了战时平民保护原则。目前，共有196个国家签订了《日内瓦第四公约》。这样一个国际人道法正是在上海模式的基础上诞生的。
此外，还有一些外国侨民也在上海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比如，在著名的红色间谍“左尔格小组”里，中、苏、日、德、英、美等国人士密切合作，取得了大量珍贵情报。他们都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全民抗战的典范
什么叫全民抗战？就是所有的社会阶层都被动员起来，加入抗战队伍。上海的抗战救亡活动并没有局限在精英的小圈子里，而是扩展到了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八一三”战役打响后，上海各界抗敌救援会迅速发起了救国捐运动，通过电台广播和报刊的广泛宣传，筹募会在一个月内就筹集到救国捐150余万元。在此期间，各行各业的人都踊跃为前线抗敌勇士捐献财物，许多以卖苦力为生的人力车夫和码头工人也纷纷捐出5分、1角的活命钱，家庭妇女们也积极参加为前线将士缝制衣物的工作。财政部“劝募委员会”发行的公债，仅上海一地就认购了救国公债7500万元，几乎占全部发行量的1/6。
当上海市民获悉“八百壮士”被困在四行仓库时，纷纷捐献食物、用品。最感人的是，许多卖烧饼、油条的小贩，不顾危险把自己做的烧饼、油条送到苏州河畔，以尽拥军爱国之心。
80多年前，有一张名为《中国娃娃》的照片震惊世界。照片的场景是一处火车站台，四周一片废墟，只有一个孩子坐在地上号哭，身上还沾着鲜血。这是万国通信社记者王小亭于1937年8月28日在上海南火车站拍摄的。该照片刊登在1937年10月4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据估算，当时阅览过该照片的人有1.36亿。
《中国娃娃》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世界各国民众开始声援和支持中国的抗战。日本军国主义感受到来自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他们把王小亭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甚至悬赏15万美元追杀他。而正是这样一批充满正义感的记者，勇敢地记录下历史真相，用文字和图片发出无声的呐喊。
文艺界也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八一三”战役一爆发后，戏剧界人士就迅速成立了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并组织13支演剧队赶赴各地前线进行演出和宣传，慰问前方奋力杀敌的将士。上海的漫画家们迅速组成救亡漫画宣传队，叶浅予任领队，张乐平为副领队，1937年9月从上海北上，次年至武汉，到街头巷尾和前线从事抗日宣传，他们曾在黄鹤楼前的墙上绘制了大型壁画《抗战到底》。
1937年“八一三”战役爆发，拥有大小5000家工厂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暴露在日军的炮火之下。紧急关头，上海的企业家们提出，为了持久抗战，应将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厂迁移内地。于是，颜耀秋（上海机器厂）、胡厥文（新民机器厂）、支秉渊（新中工程公司）、叶友才（华生电器厂）、严裕棠（大隆机器厂）、余铭钰（大鑫钢铁厂）、吕时新（中新机器厂）、王佐才（中华铁工厂）、赵孝林（万昌机器厂）、项康原（康元制罐厂）、钱祥标（中国制钉厂）等11人组成了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
这场撤离的路线是沿着苏州河入长江，沿江而上至武汉，此后或西至重庆、成都，或南至长沙、岳阳，或北至西安、咸阳。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一共迁出民营工厂150余家，其机器及材料安全抵达武汉者共146万余吨，技术工人2500余名。这些工厂在抗日后方生产了大量军工产品和生活用品，并促进了西南民族工业的发展，使重庆变成了“小上海”。经过这场历经炮火洗礼的壮烈西迁，中国的工业体系得以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同样历经千辛万苦西迁的还有上海的3所著名高校——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同济大学。尤其是同济大学，在8年西迁途中辗转浙、赣、湘、粤、桂、滇、黔、川等地，越千山万水，历6次迁校、5任校长，行程达几千公里，在战乱中一面坚持教学，一面坚持抗日救亡，成为抗战期间的一面旗帜。
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狠残暴，上海人民万众一心，奋起抗争，以各种形式积极开展斗争，保家卫国。历经14年战火的洗礼，上海人民无愧是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英雄人民，上海无愧是具有反抗外来侵略革命传统的光荣城市，为中国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
今天我们回顾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上海人民众志成城，共御外敌，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就是伟大的抗战精神。
如今，我们要把伟大的抗战精神化为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为上海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作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