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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指出:多举措厉行控烟,护航健康中国
2025-05-28 0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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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1日是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为“拒绝烟草诱惑,对第一支烟说不”。当前,全球吸烟人数居高不下,烟草危害已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卫生与环境问题。在世界无烟日来临之际,多位全国政协委员聚焦吸烟危害健康问题建言献策,为推动控烟行动贡献智慧与力量。
——编者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4》指出,吸烟是多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四大慢病”的共性危险因素。报告呼吁采取果断有效措施减少吸烟危害,保护人民健康。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厉行控烟,是实施健康中国的重要而可行的根本措施之一。
税策突围,斩除烟草健康之患
那是一个初冬清晨,薄雾笼罩着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村上小卖部玻璃柜台里,几包2.5元的廉价香烟整齐码放,烟盒上的警示语在斑驳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店主正往塑料兜里装烟,对面站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还是老样子,要两包最便宜的。”回忆起这个场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原主委戴秀英还是心里一沉。作为长期关注公共卫生的政协委员,戴秀英曾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农村市场,这样的画面反复刺痛着她的神经,那些价格低廉的卷烟,正像无形的钩子,牢牢锁住低收入群体,甚至将不少青少年也拖入烟瘾的深渊。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但在中国,卷烟价格仍处于偏低水平。”戴秀英很是无奈,更严峻的是,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不仅削弱了现有控烟政策的效果,还加剧了社会健康风险。青少年好奇心强,对价格敏感,这些低价烟很容易成为他们尝试吸烟的“入门款”;而低收入人群因经济条件限制,即便烟价有所上涨,也难以戒掉烟瘾,反而会在低价烟之间相互替代,继续维持吸烟习惯。
“与此同时,中国烟草税收占零售价格比重尚未达到世卫标准,这意味着通过税收调控烟草消费还有很大空间。”戴秀英深知,要实现“2030健康中国战略”中吸烟率降20%的目标,必须在税收政策上动真格。为此,她建议在零售环节加征烟草消费税,并且要大幅、周期性地提税提价,确保每年烟草价格增长超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她认为,只有让吸烟者直观感受到烟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才能真正抑制他们的消费冲动。就像过去一些国家通过提高烟草税,成功降低了吸烟率,保护了民众健康。她认为,只要坚持科学的政策设计,平衡好各方利益,以人民健康为出发点,就一定能逐步实现控烟目标。
“此外,当前公共场所控烟立法进程亟待加速。”戴秀英指出,尽管我国部分城市已制定地方性控烟法规,但仍有大量城市尚未完成相关立法。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控烟意识存在差异,逐个推动立法不仅效率低下,还面临较大阻力。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二手烟对公众健康危害极大,尤其是在封闭的室内环境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二手烟难以扩散,严重威胁非吸烟者的生命健康。因此,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既能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又能统一规范,解决地方性立法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可以推动我国控烟工作迈向新台阶。
法规护航,推进公共场所控烟
近几年来,我国已有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通过创新无烟环境网格化管理、公共场所智能监控等举措,推动成年吸烟率持续走低,公众对控烟政策的支持率稳步攀升。然而在深化控烟进程中,仍存在多重挑战:部分区域法规执行存在“重纸面轻落实”现象,餐饮娱乐场所违规吸烟监管难、取证难问题突出;部分烟民对二手烟危害认知不足,家庭与公共空间的边界意识薄弱;城乡控烟成效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地区因执法资源匮乏、宣传覆盖不足,成为控烟工作的薄弱环节;同时,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监管存在法律滞后性,给现有控烟体系带来新考验。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建议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出台控制吸烟条例。坚持控烟立法室内室外两手抓:坚持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止吸烟;推进室外控烟,将特定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如托幼机构、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和人群密集的场所纳入禁烟区域,同时倡导在室外不吸游烟,设置规范化室外吸烟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兼职副主任揭新民同样聚焦于公共场所控烟立法。他强调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严重侵犯非吸烟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与生命权,且我国目前室内公共场所成为禁烟死角,缺乏国家层面法规阻碍了控烟工作推进。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严格禁止在一切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切实保护公众健康。
做“无烟中国”表率,以行动推动控烟法规落地
推动无烟环境建设是保障公众健康、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领导干部积极参与控烟,体现了对人民健康的重视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同时,带头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有助于树立“健康从政”的形象,增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感。
早在2013年,国家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旨在推动政府机关率先创建全面无烟环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全社会形成无烟新风尚。本应成为无烟表率的政府办公场所,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相关数据显示,政府办公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较高,甚至超过了医疗机构和学校。更为严峻的是,公务员群体的吸烟率也高于普通人群。这一现象不仅对公务员自身的健康构成威胁,更严重影响了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让民众对政府推动控烟工作的决心产生怀疑。
“本该起带头作用的政府办公场所,二手烟暴露率超过医疗机构和学校,公务员吸烟率超过普通人群。”全国政协委员吴浩直言,领导干部应该在“无烟中国”的推进中发挥表率作用,如果政府不能全面无烟,即使通过了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禁烟控烟法规,全面无烟也很难落实。
吴浩建议将《通知》落实情况,作为干部年终政绩考核目标之一,落实《通知》问责制。在各级纪律巡查内容中加上禁烟、控烟工作的开展情况。在选拔干部任用条件中,将是否吸烟作为考察内容之一。同时,鼓励新闻媒体对领导干部执行《通知》进行监督。
——编者
《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4》指出,吸烟是多种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四大慢病”的共性危险因素。报告呼吁采取果断有效措施减少吸烟危害,保护人民健康。多位全国政协委员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厉行控烟,是实施健康中国的重要而可行的根本措施之一。
税策突围,斩除烟草健康之患
那是一个初冬清晨,薄雾笼罩着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村上小卖部玻璃柜台里,几包2.5元的廉价香烟整齐码放,烟盒上的警示语在斑驳的灯光下显得有些模糊。店主正往塑料兜里装烟,对面站着个满脸皱纹的老汉,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还是老样子,要两包最便宜的。”回忆起这个场景,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原主委戴秀英还是心里一沉。作为长期关注公共卫生的政协委员,戴秀英曾走访了全国十几个省份的农村市场,这样的画面反复刺痛着她的神经,那些价格低廉的卷烟,正像无形的钩子,牢牢锁住低收入群体,甚至将不少青少年也拖入烟瘾的深渊。
“世界卫生组织明确指出,提高烟草税与烟草制品价格是最有效的控烟措施,但在中国,卷烟价格仍处于偏低水平。”戴秀英很是无奈,更严峻的是,极低价格卷烟的存在,不仅削弱了现有控烟政策的效果,还加剧了社会健康风险。青少年好奇心强,对价格敏感,这些低价烟很容易成为他们尝试吸烟的“入门款”;而低收入人群因经济条件限制,即便烟价有所上涨,也难以戒掉烟瘾,反而会在低价烟之间相互替代,继续维持吸烟习惯。
“与此同时,中国烟草税收占零售价格比重尚未达到世卫标准,这意味着通过税收调控烟草消费还有很大空间。”戴秀英深知,要实现“2030健康中国战略”中吸烟率降20%的目标,必须在税收政策上动真格。为此,她建议在零售环节加征烟草消费税,并且要大幅、周期性地提税提价,确保每年烟草价格增长超过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她认为,只有让吸烟者直观感受到烟价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才能真正抑制他们的消费冲动。就像过去一些国家通过提高烟草税,成功降低了吸烟率,保护了民众健康。她认为,只要坚持科学的政策设计,平衡好各方利益,以人民健康为出发点,就一定能逐步实现控烟目标。
“此外,当前公共场所控烟立法进程亟待加速。”戴秀英指出,尽管我国部分城市已制定地方性控烟法规,但仍有大量城市尚未完成相关立法。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控烟意识存在差异,逐个推动立法不仅效率低下,还面临较大阻力。从公共健康角度来看,二手烟对公众健康危害极大,尤其是在封闭的室内环境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二手烟难以扩散,严重威胁非吸烟者的生命健康。因此,国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全面禁烟,既能保障公众健康权益,又能统一规范,解决地方性立法分散、标准不一的问题,可以推动我国控烟工作迈向新台阶。
法规护航,推进公共场所控烟
近几年来,我国已有24个省份出台省级控烟相关法规,通过创新无烟环境网格化管理、公共场所智能监控等举措,推动成年吸烟率持续走低,公众对控烟政策的支持率稳步攀升。然而在深化控烟进程中,仍存在多重挑战:部分区域法规执行存在“重纸面轻落实”现象,餐饮娱乐场所违规吸烟监管难、取证难问题突出;部分烟民对二手烟危害认知不足,家庭与公共空间的边界意识薄弱;城乡控烟成效呈现显著差异,农村地区因执法资源匮乏、宣传覆盖不足,成为控烟工作的薄弱环节;同时,电子烟等新型烟草制品监管存在法律滞后性,给现有控烟体系带来新考验。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吴凡建议国家层面应尽快制定出台控制吸烟条例。坚持控烟立法室内室外两手抓:坚持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全面禁止吸烟;推进室外控烟,将特定公共场所室外区域如托幼机构、青少年活动中心等以未成年人为主要活动人群的场所和人群密集的场所纳入禁烟区域,同时倡导在室外不吸游烟,设置规范化室外吸烟点。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第十三届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兼职副主任揭新民同样聚焦于公共场所控烟立法。他强调室内公共场所吸烟严重侵犯非吸烟者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健康权与生命权,且我国目前室内公共场所成为禁烟死角,缺乏国家层面法规阻碍了控烟工作推进。他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依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严格禁止在一切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吸烟,切实保护公众健康。
做“无烟中国”表率,以行动推动控烟法规落地
推动无烟环境建设是保障公众健康、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举措。领导干部积极参与控烟,体现了对人民健康的重视和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责任感。同时,带头践行健康生活方式,有助于树立“健康从政”的形象,增强公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感。
早在2013年,国家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简称《通知》),旨在推动政府机关率先创建全面无烟环境,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引领全社会形成无烟新风尚。本应成为无烟表率的政府办公场所,实际情况却令人担忧。相关数据显示,政府办公场所的二手烟暴露率较高,甚至超过了医疗机构和学校。更为严峻的是,公务员群体的吸烟率也高于普通人群。这一现象不仅对公务员自身的健康构成威胁,更严重影响了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形象,让民众对政府推动控烟工作的决心产生怀疑。
“本该起带头作用的政府办公场所,二手烟暴露率超过医疗机构和学校,公务员吸烟率超过普通人群。”全国政协委员吴浩直言,领导干部应该在“无烟中国”的推进中发挥表率作用,如果政府不能全面无烟,即使通过了全国性或者地方性禁烟控烟法规,全面无烟也很难落实。
吴浩建议将《通知》落实情况,作为干部年终政绩考核目标之一,落实《通知》问责制。在各级纪律巡查内容中加上禁烟、控烟工作的开展情况。在选拔干部任用条件中,将是否吸烟作为考察内容之一。同时,鼓励新闻媒体对领导干部执行《通知》进行监督。
责任编辑:丁元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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