虹桥疗养院旧址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二十世纪建筑遗产项目名录。资料照片

 

虹桥疗养院在1938年5月25日的《文汇报》上刊登的广告。 资料图片

时间回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陕西南路、淮海中路路口的虹桥疗养院，两位重要人物在此虎口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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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中路966号，虽然密密的脚手架显示大楼还处于施工阶段，但墙体上“徐汇区大华医院”这几个大字，意味着创办于1926年的徐汇区大华医院即将搬迁至此。还有媒体从徐汇区卫健委证实，徐汇区湖南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将整体搬迁至此。
在此地址上，老上海人更熟悉的是另一家医院：在过去约半个世纪的光阴里，这里是上海徐汇区中心医院院址。去年2月，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搬迁至龙川北路366号新院区运行。
陕西南路淮海中路路口，寸土寸金之地。淮海中路966号的东面是百盛，对角为巴黎春天，南面为环贸，均为沪上知名的百货商场，是时尚潮人扎堆的所在。每当红绿灯变换，来来往往手持咖啡杯的年轻人，脚步交错在路口，他们或许很少会留意，淮海中路966号的现代化医疗大楼之侧，还有一处历史保护建筑。
这就是上海虹桥疗养院旧址，位于淮海中路966号5号楼。
资料显示，虹桥疗养院大楼“布局对称，立面强调垂直线条，构图以左右两块前出墙体把整个立面分成五段。中间入口拱形门洞，挑出弓形雨厦。红瓦折脊式屋顶开棚式老虎窗”。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建筑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四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目”中，入选的98项（组群）中，上海虹桥疗养院旧址赫然在列。
时间回到1949年，两位重要人物曾从虹桥疗养院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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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于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秘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会议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1946年，一批优秀的民盟盟员如李公朴、闻一多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李闻惨案”发生后，张澜先生大义凛然，怒斥国民党特务暴行。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张澜拒绝当局利诱，不畏反动派对民主人士的暗杀威胁。
1949年5月初，上海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由于生命安全处在威胁之中，张澜、罗隆基不得不留在虹桥疗养院。他们在这里等待着光明的到来。当解放军开进上海市区的同时，中共地下组织营救张澜、罗隆基的行动也围绕着陕西南路、淮海中路这一街角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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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疗养院由丁惠康创办，院址最初坐落于沪西虹桥路201号。
丁惠康（1904—1979），江苏无锡人，是知名学者、收藏家、医学家丁福保之子。1927年，丁惠康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科，就读期间先后担任《中西医学报》《德华医学杂志》《申报医学大纲》主编。1928年，他创办上海肺病疗养院。1934年，又以30万元巨资创建上海虹桥疗养院。该院建筑雅致、设备精良，为国内最先进的疗养院。当时，肺结核几乎等于绝症，虹桥疗养院为治疗肺结核病的中型专科慢性病疗养院。
1935年，丁惠康赴德、奥、瑞士考察和学习，是年底获德国汉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次年回沪，倡导建立公共医院，普及劳动保护，并致力于社会防痨事业。1936年，知名爱国人士杜重远被捕，其间正是借到上海虹桥疗养院就医之机，先后与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会面，商讨抗日救国事宜。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丁惠康以虹桥疗养院全部手术器械设备用于治疗抗敌前线负伤官兵。上海沦陷后，西郊地区治安动荡，丁惠康在法租界内的今淮海中路口创设新的虹桥疗养院（一说为海上名绅叶鸿英的宅第），延请沪上医学名家为民众治病。
丁惠康从1939年起，先后发起上海市第一、二届防痨运动，为1万余市民免费进行X光检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拒受伪职，开始收藏文物。1939年与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等发起“中国历代书画展”，出版《中国历代名画大观》，后又以出售40幢房屋所得款项，悉数用于收购古代名画与其他文物，使其免遭日伪洗劫和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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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正当张澜的处境越来越危险之际，正是上海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将他和罗隆基接到了院中。主持院内工作的副院长郑定竹不顾个人安危，与国民党特务巧妙周旋，成功保护被软禁在虹桥疗养院的张澜、罗隆基。他以诊断事实据理力争：“张先生患尿道感染和齿槽脓漏，罗先生患活动性肺结核和糖尿病，都不能离院。”以医家信誉和自身性命为担保，保护了二人躲过一劫，最终为两位先生等到了脱离虎口的机会。
1949年5月26日，《新民报》登出这样一则消息：“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及中委罗隆基二氏，自五月十五日为国民党特务机关派负在虹桥疗养院监视后，失却自由已十五天，兹悉张罗二民已于昨日下午，脱险到达安全地区，深夜已可与亲友通电话。”
1949年9月，张澜、罗隆基在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丁惠康向人民政府捐赠历年收藏的文物和数百种书籍。
至于曾在危难之际以身家性命保护了张、罗二人的郑定竹，在1949年8月于《解放日报》发表一则启事：
“定竹服务虹桥疗养院十年期满，即日起辞去该院副院长及肺痨科主任之职，以后全日在抗痨诊疗所服务希各界人士。又本所平素举办之抗痨X光摄影，以超巨型X光摄影机，用柯达十四寸软片一大张可带回及供主治医师参考，时间上午10至12下午门诊时间仍为4至6诊务由本人亲自主持。”
60年后的2009年，同样是《解放日报》，刊载了一则消息：上海解放6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民盟市委领导看望了当年94岁高龄的郑定竹老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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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虹桥疗养院成为上海市首家改私为公的医院。1958年，虹桥疗养院、怡和医院合并为上海市淮海医院，1961年正式命名为徐汇区中心医院。
《上海勘察设计志》显示，徐汇区中心医院病房楼1984年由上海市民用建筑设计院设计，建筑面积1.08万平方米，设517张病床，呈“一”字形平面，每层为1个护理单元。病室朝南，辅助用房及护士台朝北，中间为走廊，两端是楼梯和电梯。这幢13层的住院部大楼，一跃成为当时全市各区中心医院中最高的住院建筑。
据新闻报道，当时徐中心用黄连素治疗室性心律失常和血小板聚集率等症，取得成果，在国内外均属首创。
因为地处人文荟萃之地，徐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是不少离休干部、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就医选择。全国劳动模范、上海电气液压气动有限公司液压泵厂数控工段长李斌；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当代著名书法家和金石篆刻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鲁庵印泥制作技艺传承人高式熊先生，都是在徐汇区中心医院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其实，直到上海解放，疗养院作为一个“新概念”，在上海还是屈指可数。1950年代初，上海总工会在风景优美的区域建立了一批疗养院，房间以设5床、3床为主，集中卫生间，配置简易医疗检查设备，供慢性病员、康复病员治疗与休养，属大众化疗养院。
1980年代起，上海建筑设计频频走出去，疗养院建设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其中有1952年在虹桥农工路75号建造的上海工人疗养院，占地95亩，建筑面积1.8万平方米。建院初期，仅有4幢别墅式花园小楼，后发展为3幢3层疗养大楼及5幢别墅小楼，共有700张床位。院中有绿色草坪，可供上百人打拳做操，又有“千步曲径”、樱花亭、葡萄廊、荷花池等，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还有1951年在无锡太湖之滨建设的华东疗养院、1954年在杭州钱塘江畔建造的杭州屏风山疗养院，和1983年在青浦金泽镇金姚村元荡湖滨建造的上海石化总厂疗养院等。